论传记电影《鲁迅》中的情感世界

    杜伟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就一直希望以电影的形式为鲁迅先生作传,以此表达对这位“现代文学之父”的深切纪念,同时通过电影这种通俗的艺术方式让广大民众了解和学习鲁迅的伟大精神。1960年,电影《鲁迅传》计划由上海电影局、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承担拍摄,当时已经确定鲁迅、许广平、瞿秋白、范爱农分别由赵丹、于蓝、孙道临、于是之等饰演。但是1963年,就在一切就绪,准备开拍时,这个精英班底因为遭遇了巨大政治压力,黯然停拍。但是电影艺术界一直坚持着让鲁迅走上银幕的梦想,1970年和199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分别制作了两部关于鲁迅生平的纪录片,只是这两部片子仅仅停留在生平事迹的介绍和说明上,对鲁迅先生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世界表现不多。2005年,几经曲折,由上海电影集团、张瑜影视文化公司和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共同出品的电影《鲁迅》终于首映,影片由丁荫楠执导,濮存昕、张瑜、夏志卿、汤杰等主演。这部传记性质的影片把描写的时间范围缩短到3年——即1933年到鲁迅逝世前的3年,这3年是鲁迅先生生活和战斗的最后岁月,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复杂激化的时代,影片选择这个时段无疑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在短短两个小时的叙述时间里,要表现鲁迅先生深刻而复杂的一生几乎不可能。影片表现了鲁迅先生作为“精神界战士”的一面,描述了他与反动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如支持和领导左联的革命活动,营救被捕的丁玲、潘梓年,悼念被暗杀的杨杏佛,保护营救瞿秋白,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指导文学青年萧军萧红巴金黄源等。在这些“战士”的顽强战斗之外,影片更多地从人性和人情的角度,细腻地描绘了鲁迅先生的感情世界,作为丈夫、父亲、朋友、导师,鲁迅先生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精神界战士”,他也有着自己的爱恨情仇,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影片在“主旋律”给鲁迅先生的固有“战士”形象之外,描述了“人间鲁迅”的柔情一面,真实可信,感人至深,标志着中国传记电影的最高水平。

    20世纪80年代,人物传记电影多侧重于写事,大多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阐述去歌颂伟人的丰功伟绩,很少有探触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影片。丁荫楠导演的传记电影在叙事方式上有了极大的突破,他特别善于把史实与情感的真实融合一体,在影片中形成“感情的真实”,这种真实在宏大的历史语境中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情感震撼,特别是针对革命历史人物的悲剧气氛的渲染,使得传记影片突破了“纪录片”“传记”的范畴,而拥有了“故事片”“诗剧”的诗意色彩。在《孙中山》下集部分,导演将孙先生四位挚友的牺牲作为独立的板块情节,将孙中山失去战友的悲痛心理作为板块儿的串联,来表现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孤独悲怆。在拍摄《周恩来》中悼念贺龙将军那场戏时,甚至将贺龙将军的骨灰请到了拍摄现场,浓郁哀伤的气氛一下了籠罩了整个演出与拍摄剧组。《鲁迅》的拍摄同样继承了“情感真实”的美学风格,加上对鲁迅原著作品的完美融合与诗意阐释,使得这部传记电影美轮美奂,丝毫不逊色于国内外任何一部所谓“大片”。

    丁荫楠执导的传记电影《鲁迅》,主要展示了鲁迅先生情感世界中的以下几个维度。

    一、 殷殷亲情

    鲁迅是怒目金刚的战士,是苦苦思索民族新生的思想者,是不惧牺牲冲在最前沿的革命者,但是鲁迅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这才是真实的鲁迅。传记电影《鲁迅》中,还原了人间鲁迅真实的情感世界,殷殷的亲情是鲁迅先生对人间大爱的生动体现,他爱自己的夫人许广平,更爱自己的儿子周海婴。

    电影从头至尾都以鲁迅的家庭为主要场景,这就决定了许广平在影片中的重要地位,他们的深沉爱情不仅表现在《两地书》火热的文字中,也表现在日常关切的眼神和默默无语但心有灵犀的陪伴中。影片中描写了许广平对鲁迅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有四次流泪的特写,把夫妻两人的互相关爱的情感推到了高潮。第一次流泪是当许广平得知鲁迅的病情严重只能活一年时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她拿出两张x光片一边对比一边默默流泪,鲁迅劝慰她后,许广平上楼休息,鲁迅坐在书桌边望着她的身影,回忆起当年定情时的话:“先生,你真的不懂爱情吗?”“我有许多缺点,恐怕辱没了你……”不难看出导演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伟大的爱情是鲁迅先生无畏勇气的来源。第二次流泪是鲁迅拒绝了国民党的收买后,许广平力劝鲁迅去苏联疗养,被拒绝后伤心哭泣,海婴默默地看着妈妈,他跑上楼找爸爸,要爸爸去哄妈妈不哭,鲁迅下楼时,许广平已经在踏着缝纫机做针线了。第三次流泪是许广平劝鲁迅戒烟,鲁迅不想戒烟,说:“我只有这一个老友了。”许广平生气,转身躺在床里边不理他,鲁迅抽出一片秋叶,念《腊叶》一文劝慰,回忆起自己以前病重时广平对自己的照顾,“有你在,我不会那样简单地就随风飘散的……”他的回忆感动了许广平,在被窝里泣不成声。第四次流泪是鲁迅病重住院,海婴看望父亲后问妈妈:“爸爸的病会好吗?”许广平一边回答“会好的,真的会好的”,一边泪流满面,海婴给母亲擦泪,母子两人紧紧相依,这个镜头传达着对母子两人命运的担忧。

    鲁迅先生不是不懂爱情,不是不懂保健和长寿,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才去不懈地战斗,以至于不惧牺牲。他对许广平的爱情是含蓄的和深沉的,影片里很多次表现他们眼光的交流,这是一种互相理解和依靠的爱情。在鲁迅临终的夜里,他们双手相握,互相凝视,许广平的眼中充满了悲哀,鲁迅凝视着自己的爱人,虽然以前他觉得死亡离自己很遥远,但是面对挚爱的妻儿,谁能不热爱生命呢? “我渴望活下去”“我真不能想象,再也看不到你和海婴了……”这充分表达了鲁迅心中对妻子和孩子最深沉的爱。

    对孩子的爱也是传记影片重点表现的内容,作为慈父,鲁迅和千千万万父亲一样,爱着自己的孩子,影片开始就描述了父子两人一起洗澡嬉戏的欢乐场面,然后穿插了鲁迅带着孩子逛街、买零食、看电影等片段。特别是鲁迅带海婴到内山书店,海婴爬梯子去取书看书,一不小心失足跌落,因为镜头一直在关注着海婴的行动,没有拍摄他周围的人,所以他跌落时观众的心都悬起来了——这种张力到下一个镜头才得到释放——鲁迅一把抱住跌落的海婴,父子俩相望大笑。虽然镜头没有展现,观众终于看懂了,原来鲁迅一直在关注着孩子的一举一动,这种细心的父爱一直贯穿在影片中。当海婴看到父亲住院时,关心地问:“爸爸的病会好吗?”当得到“会好的”回答后,纯真的眼睛里闪动着快乐的光芒。在病床上,大手和小手仅仅相握,这个特写镜头真实揭示了鲁迅先生对孩子的爱,同时,这种父爱也是他坚持生活和战斗的勇气的源泉。

    鲁迅先生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对于教育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狂人日记》里,他发出了震耳发聩的时代最强音“救救孩子”;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里,他主张:“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以幼者为本”等。总之,和孩子平等交流,这是鲁迅先生一贯的教育主张,这在影片中也有生动的体现。和海婴平等、开心地交流正是鲁迅先生在践行自己的教育主张。当他惜别萧红时,海婴大声和他说“明朝会”,因为剧烈的咳嗽无法回答孩子,海婴生气地说“爸爸听不见,他是个聋子吗?”在咳嗽之后,他马上用尽力气给孩子打招呼:“明朝会!明朝会!”这简单的几声问候几乎耗尽了鲁迅的精气神,但他还是大声喊出来了,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无限爱意的最后表达,也是对孩子美好明天的深深祝福。

    难能可贵的是,影片不仅表现了鲁迅对于海婴的父爱,也描写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对于女儿独伊的刻骨思念,描写了杨杏佛遇刺时为了保护儿子,紧紧伏在孩子身上……这些伟大的人又都是普通的父亲,他们和鲁迅先生一样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不仅是“救救孩子”的思想者,更是践行者。

    “梦是愿望的实现”,丁荫楠导演的传记电影善于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影片里有多个描写梦境的镜头,亦真亦幻,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在鲁迅的临终之夜,他亦梦亦真看到了母亲,看到了熟睡的妻子,最后到了孩子床前,依依不舍地注视着孩子——这是人物最后的灵魂游走,是对他热爱的世界和家人的最后告别,也是丰富感情世界的诗意呈现。

    李新宇在评价60年代的《鲁迅传》剧本时,认为:“而在这个剧本中,也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周作人。这样,鲁迅的生活就被阉割了。在这种不完整的生活基础上,很难再现一个完整的鲁迅形象。”[1]美中不足的是2012年拍摄的影片《鲁迅》中,仍然没有给周作人、周建人兄弟安排一个位置,鲁迅作为长兄,对两位兄弟无私的关爱和帮助,尤其是把周作人带到日本求学,在他的指导下走上文学的道路,兄弟两人志趣相投,在“五四”文学中并称“周氏兄弟”,虽然后来失和,但是这骨肉相连的手足之情更应该是临终的鲁迅回望的内容。如果影片中“灵魂的回望”一节加上周作人、周建人甚至朱安的身影,那就使得鲁迅的感情世界更加完整,也更加合情合理了。

    二、 战友情

    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拍摄他的传记电影已经不是简单的艺术家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时代对自己的民族英雄和民族精神的怀念与致敬。在60年代准备拍摄《鲁迅传》时,很多领导人都作出过相应的指示,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意識形态倾向。有资料这样记载:“周总理首先指示:《鲁迅传》影片应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关于党的领导,总理指示应该写瞿秋白同志和鲁迅的战斗友谊;总理还提到内山,他说,这个人至今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2]2012年丁荫楠执导的传记电影《鲁迅》,也着力表现了鲁迅与瞿秋白的伟大友谊,这是共同战斗、互为依托的亲密战友之间的生死之情,也是文学家之间互为欣赏的“知音”之情。影片如实描写了瞿秋白避居鲁迅寓所,两人在文学上的互为欣赏,鲁迅在瞿秋白被捕后积极营救,瞿被害后又带病为之出版文集《海上述林》。影片中最富诗意的情节是鲁迅和瞿秋白联床夜话,畅谈人生和文学,很多话语取自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鲁迅“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论述,有理有据,表现了导演对材料的精准掌握。两人共同吟读鲁迅的散文诗《雪》:“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在诵读中,两人的眼前开始飘洒着雪花……在鲁迅得知瞿秋白遇害后,幻觉中出现瞿秋白孤独而忧郁的身影:“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下。”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基于对鲁迅和瞿秋白共同的精神气质——“孤独”的深刻理解之上而设计的,是对影片表现手法虚实结合的完美运用。

    战友情还表现在他和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杨杏佛)等的交往中,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该团体的任务主要是三点: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援助;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鲁迅深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卑劣,但仍然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参加同盟并积极活动,影片表现了营救作家丁玲、潘梓年,为杨杏佛举行送殓仪式等活动。特别是鲁迅果敢地前往万国殡仪馆送殓,并且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他视死如归,蔑视反动派的英勇气概。在安慰被害者家属和怒斥反动派的罪行后,鲁迅在雨中撑伞独行,街边闪过特务监视的眼光,画外音是他为杨杏佛写的悼念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悲伤而又压抑的画面暗示着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也衬托了鲁迅先生对失去革命战友的痛苦惋惜之情。

    总之,传记电影《鲁迅》巧妙地把鲁迅和瞿秋白和杨杏佛的战友情贯穿在对反动派的不屈战斗之中,影片开始用左联作家丁玲、潘梓年的被捕、应修人的被害引出了杨杏佛与鲁迅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行动。宋庆龄、史沫特莱等非常关心鲁迅的身体,催促其检查和疗养,影片中仅仅用他们各自的一句话就表现了对鲁迅的殷殷关切之心——史沫特莱:“为什么还要找时间,就明天吧!”宋庆龄:“鲁迅先生,我恳求你立刻住院检查,因为你的生命不是属于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革命的!”在思想高度上。无疑鲁迅是孤独的,但是在对反动派的战斗中他并不孤独,虽然无数战友牺牲了,但是正是这种牺牲才能唤起战友对反动派的仇恨之情,唤起战友“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责任,杨杏佛、瞿秋白的牺牲鼓舞着鲁迅,也鼓舞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下去。

    三、 师生情

    作为五四文学的先驱者,鲁迅先生热情指导过无数学生和年轻作家,他也是“左联”革命作家们的“盟主”,领导着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影片重点描绘了他对丁玲、冯雪峰、萧军、萧红、巴金、黄源等的热情指导和无私援助,真实展示了作为导师的鲁迅对年轻人——代表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年轻人的引导、培养及爱护之情。

    影片的第一幕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当学生请教年轻人应该“怎么做”和“做什么”时,鲁迅回答:你们是知识阶级,应该是“精神界之战士”,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不顾利害,随时准备做出牺牲,是独立和清醒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既是鲁迅自身伟大精神的写照,也是他对民族未来、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在演讲结束时,学生们大声吟诵着鲁迅先生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鲁迅为培养和指导年轻人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真实写照。

    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文学,大兴“文字狱”,丁玲、潘梓年的被捕,应修人遇难,鲁迅积极组织营救丁潘,出版丁玲的小说,嘱咐一定把稿费邮寄给丁母。冯雪峰既是鲁迅的学生,也是共产党在“左联”的负责人,他对鲁迅恭敬有礼,虚心接受鲁迅的教诲和指导,在经历长征回到上海后向鲁迅汇报了红军到陕北的消息,每一次拜访都得到了鲁迅的热情招待,在得知鲁迅逝世的噩耗后,他哭倒在灵前。萧红、萧军这一对东北流亡作家,拜访鲁迅时连坐电车返回的零钱也没有了,鲁迅慷慨资助他们,给他们的小说作序支持。萧红、萧军经常来鲁迅家聚会吃饭,亲如一家,鲁迅像慈父一样劝解其感情纠纷,最后萧红远赴日本,离别时泪流满面。鲁迅对于巴金、黄源等年轻作家的文学活动也积极支持,给他们新办的杂志写稿,指导他们校稿翻译。影片通过一个夜行送别的镜头喊出了巴金等年轻人对鲁迅的崇敬感激之情:“先生,让我们和你一起吧,一起做一个爱夜的人!”

    遗憾的是,影片中虽有鲁迅先生对党内左倾主义随意解散“左联”的愤怒指责,但没有表现鲁迅与其最忠诚的学生胡风的师生情,因为“胡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继承者,他是从人格、精神、事业、思想上全面的吸收、感应着鲁迅,将之完全融化成自己的血肉生命,并且创造性地用鲁迅的精神与现实世界碰撞、结合。”[3]影片也没有描述其与左倾主义如周扬等人进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而这个事件是鲁迅临终前最重要的文化斗争事件,甚至对于建国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文化大革命”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讲,胡风存在的意义是远远超过冯雪峰、萧军、萧红、巴金和黄源们的,传记电影《鲁迅》回避了这个重要的史实和存在,不能不说是最大的缺憾。

    四、 一个都不宽恕

    影片還以对比的手法刻画了鲁迅先生对人民的热爱之情以及对反动派的憎恶之情。影片中有一个情节,就是鲁迅救助一位脚被扎伤的黄包车夫,这个故事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就出现过,观众对此情节非常熟悉,所以电影中没有作过多交待,因此这个简单的处理并非像孙玉石教授所称:“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如鲁迅为黄包车夫擦药等因为缺少铺垫,所以打动不了观众。”[4]相反,对黄包车夫的救助充分体现了鲁迅真正的人民立场。在鲁迅的葬礼上,无数黄包车夫也参加进来为先生送行——这正表明了鲁迅先生不是脱离民众的“文人”或者“空头革命家”,而是扎根于人民大众的真正的“人民之子”,是真正的“民族魂”!

    对反动政府的憎恶之情也是电影着意刻画的鲁迅情感世界的重要方面。当鲁迅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去营救被反动政府抓捕的丁玲、潘梓年时,有两个特务监视他们的画面,一个特务(成中)严肃地告诉另一个“周先生是我的老师”,虽是特务,也难掩心底的崇拜之情;鲁迅参加杨杏佛的葬仪时,还有特务监视的特写镜头,虽然他们一言不发,但是可以让观众感受到压抑恐怖的气氛,但是鲁迅不惧危险,当众抨击反动政府,展示了大无畏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在鲁迅的寓所对面,一班特务日夜监视着,当他们得知鲁迅病重时才撤离;鲁迅的学生成中代表反动政府劝鲁迅发表声明与政府妥协,请鲁迅到日本或者欧洲疗养,并愿意承担其全部费用,遭到了鲁迅的严正拒绝。

    正是这种不屈的斗争精神逼迫着鲁迅不顾自己的健康,坚持战斗,不逃离战场。当史沫特莱转达高尔基邀请他去苏联疗养的口信时,他婉拒了,因为他要留在中国和敌人战斗,不愿意敌人造谣他“拿卢布”。当然,鲁迅对左倾主义的领导方式也充满了憎恶之情,当他听冯雪峰说左联来那个声明都不发就自动解散时,非常愤怒和失望:“正是这些人杀了秋白、柔石……”许广平和鲁迅关于“革命”“反革命”“革革命”的讨论明显来自《而已集·小杂感》中的一段: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影片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对周扬等错误领导方式的批判,但是也显示了鲁迅先生批判一切、怀疑一切的斗争精神,显示了他对于阻碍社会进步和文化事业发展的一切消极力量——不管是反革命,还是打着“革命”的旗号的左倾主义,都极具憎恶之情。在“立遗嘱”一节里,这种对敌斗争的决绝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最后,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之情也构成了传主丰富情感世界的内容。作为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作品蕴藏着对民族、对人民的大爱,同时他也热爱生活和艺术、平易近人、幽默机智、和蔼可亲,绝非高傲冷漠之人。影片中他得知萧红萧军连返程的车费都没有时,慷慨解囊相助,当萧红、萧军产生矛盾时,鲁迅细心地劝导萧军,萧红远赴日本,他准备茶叶相送。最能表现鲁迅热爱生活的情节是年夜饭时,他对萧红衣服搭配的妙论和萧红和他开玩笑的场景。影片还表现了他对木刻艺术的提倡和指导,实际上他也是中国木刻艺术最早的倡导者——这些都生动形象地表明了鲁迅不仅只会埋头工作,更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全面发展的“人”。

    鲁迅有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电影《鲁迅》就秉承了这种悲剧意识,在短短的影片中,不断给观众展示有价值之物的“毁灭”——左翼作家被捕、被杀,杨杏佛被暗杀,瞿秋白被处决,萧红萧军离别,“左联”解散,最后是为了民族觉醒而勇敢战斗的鲁迅离别人世……这一系列的“毁灭”无不震撼了观众的内心,一方面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悲剧,另一方面也暗示了鲁迅生命将逝而战斗远未胜利的悲剧结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答客诮》)影片中在表现鲁迅对妻子和儿子的深沉关爱的同时,也不断表现了他工作任务的繁重,病情的加剧,整部影片一开始就沉浸在悲剧之中,妻子和友人的劝阻都不能使他停止战斗和工作,相反,有了死亡的压迫,鲁迅先生工作更加辛苦了——这种反向的张力使得观众一直为先生的生命担心不已。鲁迅爱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学生,爱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甘愿去做甚至被人抽掉或者遗忘的“人梯”,甘愿牺牲生命去“肩住黑暗的闸门”,他的不息奋斗直至牺牲表现了真的猛士精神,是一种壮美的和振奋人心的悲剧精神,电影准确地理解和表现了时代,也理解和表现了鲁迅及其战友们伟大的牺牲精神,成功描绘出了真实的“民族魂”。

    电影中大量引用鲁迅作品的原文,这既增加了电影的文学色彩,也显示了鲁迅作品中丰富的美学价值和意义。如在激情的演讲后学生对诗作《自嘲》,潇潇雨暮中鲁迅吟出古体诗《悼杨铨》,和瞿秋白联床夜话中共同吟诵散文诗《雪》,为劝慰许广平诵读散文《腊叶》,在夜路上和巴金黄源一起阐释杂文《夜颂》,在肃穆的葬礼上用作人物内心独白的是其散文诗《野草题辞》的朗诵。随《雪》的吟诵在鲁迅书房里出现了漫天的雪花,随《野草题辞》的朗诵鲁迅坟墓叠化为原野上野草的随风燃烧……编剧和导演精心挑选的作品,与场景及情节形成了完美的契合,把剧中人物的情感与作品中的情感最大限度的拉近、融合,使得电影成为鲁迅生活与其作品中情感的完美影像阐释。应该说,这些直接进入电影的作品片段或意象,支撑起了作为作家的鲁迅形象的诗意底蕴,影片对这些文学作品中韵味深厚的内涵及影像超现实意义的表达,又为鲁迅丰富的情感世界带来了无尽的回味与悠长的余韵。

    人物传记电影是以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生平业绩为题材的一种影片。“传记片与一般故事片不同,在情节结构上受人物事迹本身的制约,即必须根据真人真事描绘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传记片虽然强调真实,但须有所取舍,突出重点,在历史题材的基础上允许想象、推理、假设、并做合情合理的润饰。”[5]这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给“人物传记电影”的解释,这个定义涵盖了传记电影的两个要点,一是历史真实,二是艺术真实。传记电影《鲁迅》一方面遵循历史史实,肯定了“民族文化英雄”的传统形象,另一方面又把鲁迅先生的作品与其感情世界进行了完美的融合,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鲁迅先生丰富而充实的感情世界,塑造了一个平易近人、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人间鲁迅”的立体形象。电影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影视艺术创作规律的双重标准,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的结合,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中国传记电影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