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危城》：一场考验人性的死亡游戏
薛晓霞
陈木胜是香港著名导演兼编剧，他继《天若有情》《双雄》《新警察故事》《扫毒》等佳片之后，携动作导演洪金宝，著名演员刘青云、古天乐、彭于晏、吴京、袁泉等，共同打造了这部气势恢宏的民国战争大片——《电影危城》（又名《危城》或《危城歼霸》）。此片以1914年南北军阀混战的乱世时代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北洋军阀曹瑛之子曹少璘（古天乐饰）因才雄势大而秉承“强权之下无公理”的理念滥杀无辜，后因意外闯入普城杀害三条人命，被普城保卫团团长杨克难（刘青云饰）抓住准备绳之于法，可因曹家以强权震慑百姓，于是针对曹少璘“罚与不罚”的立场，展开了一系列人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整部电影实际上就是以杀人狂魔曹少璘为导火线，以强权与公理的较量角逐为出发点的一场考验人性的死亡游戏。其中，电影将精彩绝伦的武打动作、美轮美奂的普城场景与特技完美地融入其中，这不仅让整场死亡游戏更加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而且更是将人性当中的自私与恐惧展现地淋漓尽致。下面，本文就通过对曹少璘、杨克难以及普城百姓具体的行为表现来分析隱藏在这个死亡游戏背后的人性本色。
一、 曹少璘：死亡游戏发起者与操控者
由古天乐饰演的曹瑛之子曹少璘是电影中的大反派，是个以杀人为乐的恶魔，他在影片开始时血洗石头城就充分体现出了其狂妄凶残的本性。后进入普城，他因连杀三人而被杨克难带领的普城保卫团拿下并判处死刑。曹少璘手下的上校张亦（吴京饰）带领军队出现并亮明其少帅的真实身份，要求放人，但无济于事。杨克难坚持杀人偿命的原则拒不放人，这时曹少璘心生一计，准备掀起一场杀人游戏以愚弄全城百姓。他命令张亦离开，并极为自信地肯定明日一早杨克难必然会亲自放他出去。上校张亦也放出口风：给保卫团一天时间考虑，明早如若少帅有丝毫差池，普城百姓将面临灭顶之灾。这一恐吓与威胁吓得百姓惶惶不可终日，而身为罪犯的曹少璘却如局外人一般自得其乐，冷眼旁观着这些小人物如履薄冰的窘态。
曹少璘为何会稳操胜券，认为这次游戏的赢家一定是自己？正如他在普城的一小面馆中提到的：“有强权就没有公理，有权的时候，别人就会怕你；不怕你的，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相信强权之下无公理，如若一定要有，自己就是法的乱世歪理。曹少璘之所以秉持着这条信念不动摇，其实最为根本的就是他对人本性的深刻洞察力。他知道普城百姓面对强权、面对危险时内心的恐惧与自私，他们不会冒着灭顶之灾的危险去坚持所谓公平正义原则，即便有个别像杨克难那样的人，也难逃民众的意愿或者妥协，或成为众矢之的，如若这样他正可以借民众之手将其杀死。因此，曹少璘虽身在牢狱中，却操控着整场游戏的发展进程与方向，他之所以成功正是有效利用了人性本色的黑暗面来绑架了全城的百姓，牢中上吊这场戏正是一种对普城百姓的试探。看到他们紧张害怕的模样，曹少璘更进一步验证了自己推断的正确性，所以他才敢拿自己的生命作为成本来与全城百姓玩这场刺激的死亡游戏。
二、 普城百姓：死亡游戏被动接受者
据上文分析，曹少璘之所以提出“强权之下无公理”的理论，坚信自己会是整场游戏的胜利方，普城百姓在其中可谓功不可没，他们人性当中的脆弱、恐惧与自私恰恰成为了曹少璘打赢整场游戏的最大王牌。而这些人性缺陷归根到底指的就是普通大众在强权下的奴性服从意识。
所谓奴性，从本质上讲，可以理解为“通过低调的自我呈现，来规避权威、自由，以顺服强的内外控制过程，它是文化背景、个体特征和情景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利益与情感共同驱使的。”[1]由于我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王朝的压迫，使得民众奴性的服从意识根深蒂固。这在电影《危城》中显而易见地体现了出来。
当恶少曹少璘血洗石头城，逼得石头城老百姓流离失所，逃难到普城时，普城村民却因自身利益不准他们进城，直到保卫团团长杨克难出现，以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说，村民才听取了团长的意见，对难民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一小小的细节，为电影的后续展开打下了小小的铺垫——在个人利益面前，同情心貌似显得无足轻重；紧接着，主角曹少璘入场，一进普城就枪杀三条人命，这一事件激起了民愤，普城百姓义愤填膺，聚集在一起强烈要求团长“杀人偿命”“枪毙杀人凶手”，本地乡绅刘老板也叫嚣着要将杀人犯就地执行，当杨团长顺从民意决定明早对曹少璘执行死刑时，所有百姓都拍手叫好，一股正义凛然之气充斥在整个普城上空，但时间并未持久。上校张亦带领军队冲进普城，亮明罪犯是曹少帅的真实身份后，所有百姓议论纷纷、一片愕然。当听到张少校扬言，如若少帅被杀，所有人将要为其陪葬时，百姓的紧张、畏惧溢于言表，之前的浩然正气荡然无存。本地乡绅刘老板第一个要求杨克难放人，并要求向罪犯曹少璘磕头认错，这被克难一口回绝，支持将凶手就地正法的民众也有了动摇倾向，目光复杂地望着杨团长，这与之前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讽刺。
随着指定放人的时间一步步逼近，为了规避死亡、明哲保身，群众的倒戈倾向越来越明显：刘老板在木桥设下重重埋伏，要取杨克难性命；克难的好兄弟阿廖替全村人向克难请命，请求跪下认错以保太平；甚至全村的人都集体跪下给其施压，要求放人。最终杨克难为顺民意被迫妥协，曹少璘成功放出。此时的克难想要用自己的命换百姓的命，但当他即将被曹杀死时，如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百姓为求自保竟选择以沉默作为回应。可结局还是正如克难所预料，低头不只会背弃公义，而且不会逃避死亡。曹少璘出狱后，要求杀光普城所有百姓，而此时普城人手中没有了唯一的筹码，只能如鱼肉般任人宰割。
一场由恶人发起的游戏，成功地将普城百姓的人性本质显现地淋漓尽致，他们最终没有承受住考验。所谓的公平正义、所谓的原则，只有在不涉及自身的安危时，他们才会呼吁，而在强权面前，为了自保、为了安稳太平，他们可以毫无原则地放弃是非判断，放弃三个无辜受戕害的人以及自己团长的性命。因而所谓的“危城”到底是因何而危？我想“危”的不仅仅是因为恶魔曹少璘的屠城，更多的是民心。
三、 杨克难：死亡游戏的真正赢家
由刘青云饰演的保卫团团长楊克难，是电影中最正义凛然的硬汉，是正能量的传递者。他在这场死亡游戏里是真正的赢家，而他手中的唯一王牌就是“死亡”，他堵上自己的性命最终换回了“公义”的存在，正如其所说“做人要凭良心”。而他为了坚守这份心中的道义和信念，却几经曲折，历经生死、离别之煎熬。
面对上校张亦的恐吓威胁，他坚守“杀人犯就该惩处”的做事原则；面对本地乡绅的相劝，他毅然决然地一口回绝；面对自己的手下光仔被残害，他仍不改初心；面对出生死共患难好兄弟阿廖的口苦婆心，他亦坚守本心，不做颠倒是非黑白之恶事。因为他知道即便跪下，即便屈服，事情同样无法得到解决，像他所说“我们不是奴隶，是普城的主人”，退让与屈服，不仅让普城的子子孙孙成为奴隶，而且面对杀人恶魔曹少璘，越退缩、越恐惧反而会死得越惨，因而放与不放都已经是普城难以逃脱的劫难，只有以死相搏，可能还会换回一丝求生的希望。但普城百姓不懂，他们怀着侥幸心理请求杨克难放人，沉浸在失去亲朋痛苦中还未来得及喘息的团长，再次被乡亲们逼上了绝路。为了坚守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克难被迫妥协，辞去了团长一职。但自己心中所坚持的“公义”却没有因此放弃，他打发自己的妻女与手下离开，选择独自留在普城，用自己的性命来护整城百姓的周全。
这个武功高强，集明智、强悍、仁爱于一体的团长，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与百姓，为了背负起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在死亡与原则的抉择上，他虽害怕前者，却还是毅然决然地守住了原则，堵上了性命，成功地通过了这场考验人性的死亡测验。最终被曹兵杀戮的百姓幡然顿悟，开始一致对外，连侠客隐士马峰（彭于晏饰）也被杨克难的侠义与气节深深震撼，加入到了热血御敌的队伍当中。影片结局，杀人恶魔曹少璘，渐渐失去了这场死亡游戏的操控权，惨死在了百姓的刀枪棍棒之中。
正如电影中所反复陈述的主题——“公义有人去做才存在”，保卫团团长杨克难就是用实践证明了这条理论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他不仅给强权滥用的人敲响了警钟，而且在生死抉择中更是彰显了他人性的光辉。
总之，整部电影，运用了简单却饱满的叙事结构讲述了一个危城的危机事件，再次将“邪不胜正”的老主题搬进了银幕，但电影并不仅仅只是传达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更隐晦地将人性本质加以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来。在面对公正公义与个人利益面前，普城老百姓大部分选择趋利避祸，哪怕以违背正义道德为代价，这赤裸裸地将人性的脆弱、自私与懦弱暴露无遗。导演也许正是借《危城》这部电影来实现对现实的反映与批判。
“普城”这座危城，顾名思义是指普天之下的城市，因而这座危城所讲述的是普天之下的人性。众所周知，人性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悠久的命题之一，像孔子的“性近论”、孟子的“性善论”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但不管怎样，人性都是有善恶之分的，陈木胜导演借用电影中的这场考验人性的死亡游戏，来告诫我们无论是在面对社会强权还是生活苦难时，要善于权衡与抉择，要时刻将人性的光辉部分存于心中，发扬光大。可见，电影《危城》不仅仅只有气势恢宏的武打场面，浸透着的还有陈木胜导演的一片用心良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