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摘 要：两岸出版界要积极推动出版交流与合作，共同投入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两岸出版交流基石的扎扎实实的工作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岸人民共同的认知基础和文化根基。近几十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成为中国大陆走向成功、走向未来的重要力量，推动了中国大陆经济成功发展，确保了中国大陆与世界和谐共生，密切了中外文明交流与融合。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海峡两岸70年的割裂局面是令人痛心的，这是历史造成的巨大不幸。但是海峡两岸开启交流30年来，出版界的交流与合作始终走在各种交流与合作的前列，而且越来越紧密。两岸出版界的共识是引导出版交流与合作向纵深发展的动力，这个共识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两岸出版交流基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多年创造形成的文明形态，是维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纽带，是中华民族始终保持文化认同的根本所在。在历史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过高歌猛进的时期，也有过低回曲折的时期。当前，中华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必将推动世界对中华优秀传統文化的重新认识。作为一个出版人，笔者深深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也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时期。这就给海峡两岸的出版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出版机遇，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参与和见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大发展的美好时代。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滋养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成功发展

    最近40多年来，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成长超越了人们的预期，中国大陆经济从整体上已经开始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阶段。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了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是中国大陆得益于自强不息、改革创新的奋斗精神，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进程，没有在这个进程中被边缘化，而是越来越进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陆获得了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并部分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机会，同时这也为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二是中国大陆得益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积极参与世界体系的改造和世界规则的制定。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的世界经济体系需要有中国大陆等新兴经济体的参与下才能最终形成。可以想见，中国大陆这样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经济政治版图。三是中国大陆得益于兼济天下、共同发展的理想追求，确定了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大程度更大规模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之中。目前，中国大陆积极推动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促进经济全球化的战略举措，已经充分地表明了中国大陆是世界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四是中国大陆得益于立足自己、超越中西的不懈探索，在经济发展中成功走出了一条非西方式的经济发展道路，没有完全按照人们已有知识和经验来设计自身发展道路，而是从中国大陆的实际出发，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方式走出的一条“非典型性”的发展道路①，因而越来越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中国大陆经济崛起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理所当然地首先引起了台湾地区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台湾地区的经济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两岸一家亲，家和万事兴。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着眼点和落脚点是要增进同胞的亲情和福祉，让两岸同胞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只要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福祉的事，只要是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只要是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两岸双方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并把好事做好。”[1]我们看到台湾地区学者的相关研究和探讨不断加深，其中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大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例如，台湾著名学者朱云汉先生长期追踪和研究中国大陆的发展，他的著作《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就是作者长期观察思考的成果荟萃。他基于大历史观审视了中国大陆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以深刻的学理分析和生动的事实，展望了中国大陆崛起将如何撼动当前全球秩序和西方话语权，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将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未来，将如何塑造“多元现代性”的历史格局，进而激发非西方世界的“文化自觉”。他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析了中国大陆道路、中国大陆体制的特色和优越性。他提出，与中国大陆崛起相关联，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巨变时代”，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即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的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的危机浮现;西方中心世界的没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2]这部著作的深邃思想，需要读者去认真阅读和体会。笔者特别要说明的是，胡佛先生的序和朱云汉先生的自序，更是很美好的两篇文字。笔者认为这绝不是朱云汉先生个人的认识和感受，他揭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各类文明和文化形态的基本走势。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推动了中国大陆与世界的和谐发展

    世界各国的文明的关系不是相互战胜、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容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在于她对各种文化优秀成果的包容和吸收。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②来表达了中国大陆学人对世界文明发展未来的美好愿望，也表达了中国大陆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愿景。文明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统一，或者简单地说是经济和文化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以学术文化为代表的精神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也保不住。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世界文明版图的变化既有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军事实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有文明传播特别是宗教传播带来的影响。人们对于发生在欧洲的基督教的兴起、路德教或加尔文教的传播，都不会很陌生。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价值的交锋、交融和交流，将重塑未来世界的文化版图。”[3]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盛世”时期，几乎都是文化大发展和学术精品层出不穷的时期。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也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创新动力和创新基础，学术精品大量问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出版。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塑造、感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古代“盛世”的思想文化如此，近代并非盛世的思想文化也是如此。

    笔者这里特别介绍《中国近代思想文库》图书，它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承担的一项重大学术出版工程。在柳斌杰、戴逸领衔下，耿云志、王俊义等当代中国大陆学术界、出版界的一批同仁给了大力的支持和悉心的指导。《文库》历经5年艰苦努力，收集了107位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政客的代表性著述，共100卷，总字数约5200万字，可谓思想精粹、皇皇大观，目前销售了约4000套。作为这套《文库》的策划人和责任人，笔者长久以来都为此感到无比欣慰。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始终是在思考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他们面临着“千古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关头，他们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有进化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革命与和平改革等。其中一些思想家和先贤勇于站在时代的潮头，最早洞察了世界发展的脉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主张，例如魏源、林则徐、龚自珍等;一些思想家和先贤初步考察和接触了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希望中国能够奋起直追，“定为工国”，例如冯桂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一些思想家和先贤敢于应对危局，秉承经世致用之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例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些思想家和先贤学习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希望中国通过改良走上强国之路，例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些思想家和先贤奉行铲除旧制度、建立共和国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开展资产阶级革命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例如孙中山、胡汉民、宋教仁等;一些思想家和先贤力图走出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中间”改良道路，身体力行试图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例如晏阳初、梁漱溟等;一些思想家和先贤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精髓，力图振兴中华文化精神，例如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熊十力、汤用彤、顾颉刚等;一些思想家和先贤学习和借鉴西方知识体系和先进学说，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学科的建立和建设进程，例如蔡元培、胡适、金岳霖、冯友兰、萧公权、潘光旦、贺麟、费孝通等;一些思想家和先贤向苏俄和马克思主义学习与求教，在中国开展了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例如李大钊、李达、郭沫若、恽代英、瞿秋白、王亚南等。《文库》100卷呈现了近代中国思想无比绚丽多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掩卷而思、回味无穷。

    这套《文库》受到台湾地区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高度评价，没有一批学养高深的学者的参与，没有出版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没有国家出版基金的有力支持，要想顺利完成这套《文库》是不可能。一些台湾出版界的同行说，这种规模的《文库》在台湾地区是没有人去做的。他们十分期待与大陆出版界开展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创新加速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与沟通

    文明和文化的优势需要系统的话语体系来表现。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崛起需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现在中国大陆一直在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这绝非小事，更非易事，这是从中华文明崛起的角度提出的重大课题。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先发优势垄断了话语解释权，形成了话语霸权。与之相比，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原创性、影响力上还有很大不足。这就要求两岸出版界加强沟通与合作，把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做好。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是话语体系的内容和内核，是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价值观念的重要源泉。仅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有深度、有说服力的中国学术成果越来越多，但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还不够，还需要更加努力。显而易见，没有好的话语体系做支撑，再好的内容也表达不出来，或者表达出来自己没底气、别人也不认同。成熟的话语体系可以解释社会现象、解读社会实践、设置学术规则、进行价值判断、引领社会发展。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通过简单套用别人的制度和模式得到发展、获得成功。简单机械地套用西方的学术概念和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道路、分析中国问题、预测中国发展，没有出路。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他提出我们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既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发展、文明成果等角度来讲，这种讲法更容易让人了解中国的深厚底蕴和文化特色;也要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讲，这种讲法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时代认知和利益共鸣。

    例如，在话语体系创新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我们的前人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例如著名学者萧公权先生。萧公权先生是20世纪中国政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他“融合中西两个伟大传统的精华”，青年时代就深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在这一研究中表现出了“创造性的灼见”;壮年时代则倾注心血撰写出了可称之为不朽的政治学巨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展示了他“自辟蹊径的史识”，这部著作虽经数十年，依然是政治学专业的必读书。萧公权先生毕生从事政治学、历史学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为相关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萧公权先生还是较早推动中国学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者和先驱。应该说，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够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学术认可，萧公权先生功不可没。他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于1926年在伦敦出版，得到了国际政治学界的高度评价，有力地推动了学术话语“中国化”和“走出去”。他的研究立足百年來中国文化之变局，深入西方学术领域，在中西新旧各种学问之间加以折中、融会，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特征的话语体系、学术范式，显示出中国学术的独特风格;他的著作以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西方政治思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治学方法自成一格，使政治学研究在方法上和视角上超越西方学者的局限，以独特的视角和功底给美国的中国研究带去一片新气象。

    《萧公权文集》9卷本也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是人大出版社打造的一项重要的学术精品工程。该套《文集》的选编、版权洽谈及编校工作早在2009年就开始启动了，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隆重出版。这套《文集》是迄今收录最全的萧公权先生的文集，其中部分图书是从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版权转让而来。另外部分图书版权由远在美国的萧公权先生家属授权。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著名学者汪荣祖先生的贡献尤为可嘉，作为萧公权先生的高足，他做了大量精选、整理、修订、增补的工作。可以说，这套《文集》在大陆的出版，是两岸出版界的一次精诚合作，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一次亲密牵手。所以这部《萧公权文集》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

    我们与台湾出版的同仁们在传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方面还有许多美好合作的片段。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14卷20册，就是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授权出版的学术巨著。这些学术大师就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经典名片。这些年来，人大出版社输出到台湾的图书版权也有数百种之多，其中许多都是涉及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和传统优秀文化的图书，包括《马克思传》《毛泽东传》、“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丛书”、《中国传统文化》《简明清史》《翰逸神飞——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与审美》《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中国音乐的历史与审美》《明信片清末中国》等等。可见，正是两岸出版界架起了文化与思想交流的桥梁，共同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笔者特别想说的是，在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两岸学者和出版界的交流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郑永年先生201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提到了中国的知识体系构建问题。他认为：亚洲各国普遍缺少知识体系，近代的社会科学是西方建立的，东方国家历史上没有建立社会科学。亚洲国家在知识体系上都是被西方“殖民”，精英学者都是受西方教育，没有意识来改造西方知识体系，更无意识来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在看来，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他的理由是，中国具有世界最大的研究群体，来自政府等渠道的研究经费充裕，中国的学术市场足够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崛起及主流社会科学界的无限兴趣。中国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可以检验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这些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很值得两岸学术界和出版界掩卷深思，更需要两岸学术界和出版界奋起直追。

    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的了解。两岸出版界的同仁们，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努力，丢掉了这个历史机会。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强盛，是两岸同胞之福;民族弱乱，是两岸同胞之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4]

    注 ? ?释：

    ①参见姜洪《世界经济论纲》第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姜洪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非典型化道路，即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依据西方经验总结出的典型化道路并不一致，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中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西方经济学界定经济发展模式在诸多核心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②这是1990年12月費孝通在“人的研究在中国”演讲时提出来的。

    参考文献：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D].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31-432.

    [2]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贺耀敏.出版是一种信仰[J].中国图书评论，2015（1）：123.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