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百年孤独”：《一句顶一万句》影视改编研究
耿涵+ +周兰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最成熟的作品之一，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以“孤独”一词为中心，对中国的社会变迁与人际关系进行了相当深刻的阐述。同名影片由刘震云亲自担任编剧，其女刘雨霖执导，将数十万字的原著加以提炼，演绎了一部反映中国当下婚姻观与家庭观的电影作品。在大刀阔斧的改编中，原著的核心思想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是故事背景的重新设定，导致影片在文本和镜头语言的配合上比较单薄。
一、 整体剧情与内在逻辑的成功构建
《一句顶一万句》的推荐语是“中国人的百年孤独”，这句话充分证明了本书的时代意义，它具有强大的现实性与延展性，刘震云洋洋洒洒数十万字，描写的地方正是自己的家乡——河南延津，这座平凡的县城。改编并拍摄这部作品是具有挑战性的，原著流畅的语言、深刻的观点，以及深扎在土地中的情感，很难用影像化的手段表现。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不仅是字数转化为时间的过程，更要求创作者在保留作品核心主旨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删改，甚至是一次影像化的重塑。《一句顶一万句》由作者刘震云亲自操刀，他将“孤独”这个抽象的语汇，变为了更为直白的“说不着”，同时引入了原著中的许多经典台词，增强了情节改编的合理性。
（一）故事文化背景的重设
文化背景是一部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了剧情发生的环境，也决定了人物命运的走向，了解文化背景，是观众认知并逐渐深入了解电影内容的第一步。原著小说分为《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两个部分，二者虽被时代分割，却在内涵上一脉相承，字里行间尽是人生的孤独与无奈。受时长限制，电影版仅选用了《回延津记》这一部分内容，且做出了较大改动。
影片在背景上的改编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时代的改动，由原著中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变为21世纪；二是空间的改动，借助牛爱国（毛孩饰）的寻妻之行，创作者巧妙地将“回延津”变为了“出延津”；三是人物身份的改动，原著中的几位主人公的职业、家庭均有所变动，更加突显了市井气息。尽管侧重点各不相同，但目的却非常一致，通过文化背景的重设，一个新的故事被架构起来。与原著相比，这个发生在小县城的故事更贴近生活，直击当下，观众更容易产生心理共鸣。同时，人物的命运也更加坎坷，牛爱国有志于成为军官，却沦落为生活拮据的鞋匠，庞丽娜（李倩饰）梦想着去欧洲旅行，却只能与蒋九（喻恩泰饰）逃往外地，理想与现实极具反差的对照，让人物更加具有戏剧性，也为他们的孤独，找到了现实的依托。创作者的多方面改动，试图将电影版的《一句顶一万句》完全拉入现实生活，影片中的所有人物，都像是街头巷尾的路人。如果说自行车流和电动摩托还不足以说明背景，那么主人公的触屏手机则一针见血，让观众顿悟，《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原来就发生在这个正在进行中的年代。
背景的重设，完成了原著的浓缩，创作者巧妙地转化让《一句顶一万句》消除了年代隔阂，角色与观众间没有了距离感。这一系列动作为最后主旨的提炼打下了基础，将一个“绿帽子下的史诗”，上升到了人际关系与社会氛围的思考层面。
（二）原著经典语句的引入
作为剧本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台词在情节发展、人物塑造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改编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影片内容的饱满、详实，需要对原著中的对白语言进行删改，既要保证影片没有偏离原著的中心思想，也要去粗取精，筛选出原著中对情节发展作用最大的部分。《一句顶一万句》就做到了这点，小说中的经典语句悉数登场，让这部影片的台词较为出众，冷僻犀利、文学气息浓厚，符合作品内在的孤独气质。
除去“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等具有启示意义的语言，《一句顶一万句》还安插了许多情节之外的经典句子。例如塾师老汪对“有朋自远方来”一语的另类解读，这一段原本出现在《出延津记》中，与后半部并无直接联系。但是，这个新奇而又悲哀的观点，点明了电影的核心。人际关系表面熟络，实质上却无可挽回地崩离，这种身在闹市却无立锥之地的对比，形成了中国社会绵延百年的孤独，这便是小说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影片巧借牛爱香（刘蓓饰）的相亲对象之口，说出了这一点，情节安插非常自然，充分体现了编剧的扎实功底。此外，角色的塑造很大程度上依靠台词完成，宋解放（范伟饰）这个人物比较难把握，多一分则猥琐，少一分则呆板，然而，人物本身的台词让宋解放成为了本片最丰满的角色。“我可是延津饭店的大厨”“她吃啥我吃啥，我咋就没事呢”，寥寥几句台词，便传神地描绘出了宋解放的憨厚和认真，范伟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系列经典台词的演绎，将观众从压抑的氛围中解脱出来，也充当了整个故事的节奏点。
一部小说中的经典句子有着点题润色的作用，将之放置于电影中，便能成为中心思想的浓缩，恰到好处地点明作者意图。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充分利用了原著小说优秀的文学蓝本，其中既有直引，也有旁引，这些简明精道的台词，在极大增强影片叙事性的同时，为人物塑造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 电影文本与其他要素配合不当
文本和影像本就是两种呈现人的抽象思维的方式，相比之下，前者由于不可视的特点，反而拥有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影像则用镜头，将一切细节具体地呈现了出来，它的侧重点在于阐释，即导演用自身觀点对影片中的细节进行填充。一部电影最终呈现的内容，是文本与影像的结合体，既包含创作者对影片内在理论的诠释，也包含外在的形式手法，因此，电影文本与镜头语言应该互相配合，文本内部各要素也应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句顶一万句》在这方面用力不足，优秀的台词与文化背景，没有能够真正融入剧情当中，导演略显生涩的拍摄手法，更是让整部影片显得比较沉闷，缺少抓人眼球的看点。
（一）电影文本内部的失调
电影文本的所指范围非常宽泛，台词仅仅是一项较为直观的表达方式，而背景、剧情等内在元素，也是电影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物塑造、剧情推进等方面，台词至关重要，不仅要言之有物，观点明确，还要符合人物的性格与身份。
经过大幅度的改编，《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为了保证电影版不偏离原著的思想，片中人物从交流方式到谈话内容，都完全按照一部正统文学作品的模式进行。观众时常会看到牛爱国一家正襟危坐，用缓慢的语速，严肃地对人生与家庭关系进行探讨。然而，《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背景仍是那座河南小县城，他们都是平凡甚至卑微的劳动者，却拥有哲学家的声调与文学家的口吻。卖火烧、修鞋、做挂面，职业与身份决定了他们思维方式，他们的知识面与理想应该受到现实的约束，而不是一味追求文学性。几位主要角色的身份、阶层、性格都与其台词风格不符，是《一句顶一万句》在文本上最大的硬伤。牛爱国在火车站巧遇庞丽娜，愤怒的他本想用水果刀杀死她与蒋九，却因一句“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瞬间回心转意。尽管这句台词本身内涵丰富，但实在不足以让角色行动发生突变，牛爱国在结局处的释怀太过牵强。且片中多次出现牛爱国一家劳动的场景，以及街头巷尾的繁忙景象，可以看出导演想要着力渲染一种喧闹的市井气息，这正好迎合了故事的年代改编。在这个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影片中，文学性过强的台词与充斥着烟火气的镜头互不相容，难免让观众产生无法入戏的尴尬。台词与影片整体风格不符的问题，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比较突出，导致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全融入市井中，与生活本质还有着较大的隔膜。
（二）典型镜头语言的缺失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基本单位依旧是文字，依靠字与句的组合形成段落，最后构成一个拥有核心思想与完整内容的故事。然而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中，内容与形式依然是被分开看待的。当文本转化为电影镜头，观众所能看到的只是内容，而不会去刻意关注影片拍摄、剪辑方面的技巧。丰富而到位的镜头语言，不仅能够丰富文本的内涵，在引导观众走入影片主题上，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中，很难看到具有代表性的镜头语言，也没有形成独特的自我风格。
同样是来自县城的故事，贾樟柯的《站台》等作品中就能够展现出不一样的城市风貌，特别是在《山河故人》的结尾，黑白灰的色调渐变地如此自然，富有戏剧般的艺术感。这种老道的拍摄手法，是经验的积淀，更是个人感情的寄托，刘雨霖早早出国深造，与这片故土似乎有着距离感，没有能够抓住延津独特的感觉。除牛爱国在佛寺中忏悔的一幕外，片中的镜头几乎都是静置，或依靠摄像机单方向移动所完成的，缺少实质性的变化，这让本片整体显得比较沉闷。在牛爱国与妻子离婚的一场戏中，导演选择了一个长时间的空镜头，刻意地隐去了人物，将远方的河流与天空收纳进来，河水继续流淌，空中传来庞丽娜的哭声。这个镜头看似比较新颖，但还是停留在平移鏡头的阶段，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看点和动态变化。就本片反复强调的“说得着”而言，导演的确将几对夫妻间的情感变化总结得比较到位。但是，影片缺少影像化的实例，为观众展现“说得着”与“说不着”的差距，很少有镜头从神情、语言及对话入手，用具体的事件，直接表现几对夫妻的貌合神离。人与人因为无法交流，带来了一种强烈的窒息感，压迫着角色的神经，这是原著着力强调的一点，理应在影像化后提高一个层次，遗憾的是，电影版《一句顶一万句》镜头语言太过单一，将这种压抑表现得过于沉闷而老朽。
结语
对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影视改编，既是对文本的浓缩，更应该拥有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通过具体的人物与情节，将观众主动思考影像的延伸内涵。反观《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影片在剧情与对白两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将原著“孤独”的气质表现得非常到位，这不仅来源于出色的底本，改编过程中的考究同样功不可没。然而，电影文本应与人物、镜头语言相互配合，年轻导演刘雨霖在影片整体性的把握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