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特殊哀情影片的生产与跨地文化传播
徐文明 韦礼楠
一、 从余美颜到杨耐梅：由女性哀情事件孕育的《奇女子》
（一）题材、资金与公司成立：社会文化消费生态下耐梅影片公司的成立
1928年四五月间，中国社会轰传一位奇特女子自杀的事件。来自广东的女子余美颜平素生活浪漫前卫，喜好奇装异服，据称曾与3000名男子交往，是广东颇具知名度的传奇女性。1928年，她在由香港赴上海的轮船上投海自尽。在20年代的中国，女性因情感问题而自杀的事件并不鲜见①，但是余美颜这样一位标新立异、作风大胆的新女性突然投海自尽，便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一时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在余美颜此次行程的目的地上海，余美颜颇具传奇色彩的浪漫经历获得社会高度关注，余美颜的故事成为具有敏锐商业意识的演出商的目标。“以浪漫荡佚驰声之奇女子余美颜自赴波臣之召后，其予社会以冲动实较任何女子之自杀为烈，故海上各剧场莫不争相排演。”[1]
传奇女子余美颜的自杀事件，同样勾起了中国电影界的极大兴趣。其中，与余美颜同为广东籍、且同样以作风大胆浪漫著称的上海影星杨耐梅对其予以特别关注。“沪上各报有盛传奇女子蹈海自尽之新闻，社会人士因此奇女子与社交公开、自由恋爱诸问题上有密切之关系，无不加以注意，咸欲探悉其致死之原由，电影明星杨耐梅，因彼时适在香港，及遣人四出探问，复造奇女子之故居，卒获其一生之事迹，哀感顽艳，兼而有之，固一绝妙之哀情剧也，返沪编为电影剧本。”[2]
自1923年《孤儿救祖记》获得成功后，以王汉伦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电影女明星已经在社会中拥有了自己较多的拥趸。电影女明星的容颜、个性、魅力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中国电影女明星由此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消费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女明星的电影、照片、服装、身体造型、私生活传奇，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欲望化消费的对象。其中，那些性感、大胆的浪漫女明星，更成为20年代中国社会电影女明星消费生态的焦点。个性张扬、举止浪漫的杨耐梅作为当时中国性感浪漫派女明星的代表，不仅被中国社会广为关注，更成为众多男子心仪的对象。杨耐梅的芳名和性感传说吸引了远在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注意，在杨耐梅决定拍摄余美颜的故事后，为了筹措拍摄影片的资金，1928年，杨耐梅应张宗昌之邀，孤身前往山东，并在返回上海时，带回了拍摄影片的资金，以此成立耐梅影片公司。杨耐梅孤身前往山东会见张宗昌并获得资助，为她拍摄的《奇女子》一片增添了更多神秘色彩，一时间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坊间流传种种版本的传说。杨耐梅创办的耐梅影片公司，是20年代中国第一家由女明星独立出资成立的电影公司，这一家公司的成立，开启了中国电影女明星自组电影公司拍攝影片的先河，也印证了20年代中国社会对电影明星的文化消费能力与电影女明星所具有的社会影响能量。
（二）人员流动、广泛选角：中国电影演员职业发展生态与《奇女子》摄制班底组成
20世纪20年代因电影公司变动、影人个人职业发展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市场竞争挖角、合约制度尚未健全规范等原因，早期中国影人的职业生涯经常处于一种流动状态。这种流动性对早期中国电影发展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中国电影公司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和系统性。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中国影人的职业发展上拥有了较大的可塑性和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为中国一些中小电影公司拍摄影片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在某种程度上，影片《奇女子》的拍摄正见证与受益于中国影坛的这种从业人员生存状态。这部汇集当时及日后中国影坛多位重量级影人杨耐梅、史东山、朱飞、蔡楚生、高占非、高倩萍的影片，其主创多正处在自己事业的“空窗”和转折时期。影片主演兼灵魂人物杨耐梅此前在明星影片公司成名，后又加盟新人等公司，不断的跳槽流动使杨耐梅在拍摄《奇女子》之前，尚处自由之身，处在自己事业的十字路口。身为自由身的杨耐梅决定自组公司拍摄《奇女子》并自饰主角，为她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某种新鲜契机：“以浪漫派之杨耐梅明星饰浪漫之奇女子，自尔佳妙，然则余美颜之死，殆已造成杨耐梅未来之幸运矣。”[3]《奇女子》的导演史东山此时也面临类似处境。在导演《奇女子》之前，26岁的史东山已先后在上海影戏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担任导演，在《奇女子》筹拍阶段，脱离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史东山“已久不作电影生活，此次杨耐梅创办耐梅影片公司，从事摄制《奇女子》一剧，耐梅以一身任数役事实上恐有不能兼顾，慕史君名，因使人致意愿聘为《奇女子》监制，史君慨然允。”[4]最初以监制身份受邀的史东山最终担任了影片的导演。在《奇女子》中扮演余美颜“风流潇洒亦雍容华贵”情人渤海九少的朱飞也有类似遭遇。在拍摄《奇女子》之前，曾为中国影坛第一风流小生的朱飞因和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发生矛盾，被明星公司雪藏后解约，已久未拍片，这部影片也成为朱飞阔别影坛后的复出之作。同样，日后成为中国影坛大师的蔡楚生也正处于自己事业和人生的彷徨期，他1927年底从广东来到上海，在自广东抵达上海不足一年的时间内，他只在华剧等公司担任一些杂务工作。1928年，经同乡郑应时的推荐，蔡楚生加入耐梅公司并担任了《奇女子》的副导演、宣传、剧务、文书等职，22岁的蔡楚生在耐梅公司首次担任影片副导演之职，从此开启了他辉煌的电影导演生涯，这部影片也成为蔡楚生职业生涯初期的重要作品之一。
除了自由身的影人加盟外，《奇女子》拍摄阵容组成也采取了其他方式。余美颜自杀前在广东有三位志同道合的女友罗兰素、吕虹生、林爱仙，她们四人因行为浪漫，并称广州四大天王，为了寻找扮演罗兰素、吕虹生、林爱仙的演员，耐梅公司特别登报招请演员，最终选定上海舞星陆品娟、萧韵卿等人出演。此外，杨耐梅还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从其他电影公司商借演员，如杨耐梅曾在家中宴请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朱瘦菊、王元龙等人，“一以联络友谊，一以资互助”，双方“席间于余美颜片之结构，谈论颇详，杨女士以全力摄此片，将令此浪漫之余美颜活跃于银幕之上，以响社会上好奇之人士，且为片中精彩故，又有余婢一角，亦颇重要，乃由王元龙君介绍大中华百合公司之小妹妹高倩彬女士饰演，高女士与大中华百合本有合同，今以杨女士故，始愿情让。”①结果，年轻的高倩彬在此片中扮演了戏份颇重的“宝宝”一角。经过杨耐梅的努力和挑选，《奇女子》完成了影片拍摄阵容的组建，各方人才汇聚到新组建的耐梅影片公司。郑应时担任该片编剧，史东山担任导演，蔡楚生担任副导演，石世磐担任摄影，杨耐梅、朱飞、高占非、高倩萍、周空空等人主演，这个精心搭建的摄制阵容，为影片生产的质量提供了基本的人才保障。
二、 媒体关注与电影制作：哀情影片样式的选择与影片生产
（一）电影/媒体互动生态：媒体关注与影片生产的文化立场选择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制作和大众印刷媒体的合作关系日益密切。一方面，20年代中国出版的各类报刊需要大量的资讯吸引读者的注意，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界也深知大众媒体广泛的影响力能为电影宣传带来的惊人效果。因此，在20年代中国各地出版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电影的身影。在20年代的中国电影生态圈构成中，大众印刷媒体已然成为电影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与电影发展的重要伙伴兼推手。作为上世纪20年代中国浪漫派女明星的代表，杨耐梅无疑是中国电影女明星中最谙媒体合作之道的人物。喜爱交友的杨耐梅深知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因此，她和媒体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在媒体界（特别是上海媒体界）结交了不少朋友。
其结果是，在《奇女子》制作过程中，媒体对《奇女子》予以了高度关注和大量报道。上海知名撰稿人叶心佛在上海《时事新报》上连续撰写《对于耐梅摄制<奇女子>的几句话》和《再谈奇女子以示耐梅东山》等文，主动为《奇女子》一片的摄制献计献策。在《对于耐梅摄制<奇女子>的几句话》一文中，叶心佛着重从影片的拍摄价值和主题开拓层面进行了如下分析：“诅骂社会、痛恨社会，到极端的情感紧张时，简直要对社会哭出泪来，那末把这事迹摄成影片，岂不是很动人情感吗，动人情感的情节而且是事实，那末岂不是合于剧本的条件吗，耐梅很见到这一剧确乎是有摄制影片相当的价值，在国产影片业衰落时期，毅然负起这种重大使命来，这至少要使人佩服她有识力有勇气。”叶心佛指出：“表面上看来，这剧的剧本，在可能的范围里——换言之，在剧本荒饥不择食的时期内——奇女子事迹，所负剧本的使命，还可说得过去，最大的着眼处，是环境具了无上威权。争眼人生，人生战不过环境，由此屈服下来，到结果还是牺牲生命，在人生环境肉搏的当儿，发生了莫大的悲痛，大悲剧的产生，及在是处。”[5]在随后发表的《再谈奇女子以示耐梅东山》一文中，叶心佛从人物行为动机和社会意义层面对影片的主题开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她的自杀，乃是发泄胸中无穷尽的懑愤悲伤诅恨的情素，她是一个思想超脱见解卓越的女子，她看见得国人对待女子，太不公平，尤其是男子对待更虐待而蔑视，因了生理上的不同，竟有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惨无人道的对待，而且社会对此，毫不以为背谬……她愤极了，索性浪漫起来，实在要蹂躏蹂躏男子，好像躬冒矢石出来代表数千年的女子泄泄愤出出气，所以对待男子，用拆白式的手段，要挟男子破其私囊，而拿这些钱，散给穷黎，奈何到了后来，社会依旧麻木不仁，丝毫不明白她的用意，反目她是女界的污物，放浪不堪问闻淫娃，她抱绝大的犧牲心，结果落得社会一丝一毫都不拥护她，不原谅她，反而排斥她……在这种充满着骂世痛快的剧本中，尽量描写伤心人别有怀抱，充分的豁露显示出来，并且打倒惨酷的旧礼教，像这种悲喜互济的戏剧，当然很有感人的力量。”[6]
在《奇女子》制作过程中，类似叶心佛之类撰稿人在大众媒体上主动为影片生产提出建议，反映了大众媒体对杨耐梅电影创作的重视程度，同时，也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对电影应承担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的深切关注。20世纪20年代，有关电影社会功能的探讨一直是此时中国电影界关注的焦点。电影要有功于世道人心、要关注社会发展，要惩恶扬善，要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电影与社会发展关系建构的层面上，电影人和媒体人之间拥有了共同的话题。在《奇女子》影片的生产过程中，刊载《对于耐梅摄制<奇女子>的几句话》和《再谈奇女子以示耐梅东山》等文的《时事新报》一直是《奇女子》坚定的关注者和支持者，关于《奇女子》的各类报道接连出现在这家报纸上。
（二）哀情影片的样式选择与影片生产
在奇女子投海影片拍摄之前，中国影坛在20世纪20年代也曾将若干社会实事拍摄为影片，如展现谋杀实事新闻的《阎瑞生》《张欣生》、表现因婚恋问题而引发悲剧的《马振华》等，显然，《奇女子》和《马振华》同属于反映婚恋悲剧的影片，这类影片题材本身直指20年代中国社会女性的情感遭遇和人生困惑。相对因是否处女争议而焦虑投江的马振华，奇女子余美颜的经历更为丰富多彩，她丰富的情史、大胆出位的行为（如着奇装异服、交友众多，在公共场合纵马驰骋、从高楼抛洒富翁给她的钞票等）都给创作者提供了较丰富的素材。影片《奇女子》创作者基于电影应承担积极社会责任的创作立场，从余美颜丰富多彩的生活实事中选取了其人生情感生活中的若干重要片段，相对弱化了其中的肉欲成分，着重突出其追求个人幸福、解放遭到的保守严苛封建伦理的压制。创作者在女性情感自由和保守势力的对立与矛盾冲突展示中，试图向观众揭示20年代中国社会的若干病灶。因此，创作者为《奇女子》寻找和确立了哀情片的样式。余美颜在片中化名为奇女子，她的恋人渤海九少在片中化名邹文澜。影片讲述了奇女子在广东期间“十八为人妇”的不幸婚姻，她逃出不幸万恶家庭、惨遭冤狱，出狱后混迹欢场的过程，着重突出她与文澜相遇、产生感情，两人感情遭到文澜家人反对，奇女子在尼姑庵出家、赴上海途中自杀等若干事件，突出奇女子的不幸遭遇，将社会保守、压制个人追求独立幸福的病态与奇女子自杀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强烈凸显，着重展示奇女子恋爱和自杀的哀情色彩。这样，《奇女子》一片便具有了强烈的社会现实问题指向和较深刻的时代文化认识价值，正如当时有论者所言：“写奇女子脱离家庭，是压迫下的反动。奇女子所谓的浪漫行为，是悲痛中之苦笑。奇女子皈依三宝，是消极的自新。奇女子奋身投海是生趣断绝，愤恨的末路。总该公司所有描写奇女子的地方，一举一动，都是社会支配着，不得如此，一行一止，都是环境压迫着，也不得不如此。所以我们对于耐梅公司的《奇女子》，不能看做是香艳剧，不单看做是写实剧，应该要看做是含有教育暗示的大悲剧，更要看做是对于现社会痛下针砭的益世剧。”[7]
当然，作为耐梅影片公司的创业之作，《奇女子》影片的创作者也深知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商业成功，满足电影观众对余美颜浪漫生活的探求欲望，仅仅有哀情和社会批判还是不够的。作为带有实事色彩的影片，影片创作者也需充分考虑余美颜事件本身具有的新闻性和传奇性，力图向观众展示和呈现余美颜独特的个性、情感、生活方式。基于此，影片在对奇女子生活的呈现中，也适当呈现了余美颜生活中浪漫多彩的元素，如在场景选择和美术设计上，影片创作者精心搭建了余美颜混迹繁华奢靡社会中的大跳舞场、大旅社、西餐馆等内景。为拍摄该片，耐梅影片公司在徐家汇开辟新摄影场，在其中搭建奇女子出家为尼的广州九龙庵堂[8]内景，力图在银幕上展现奇女子丰富的生活空间。
在奇女子的服装造型上，影片制作者也颇费心思，“杨耐梅为求像真起见，特雇著名衣匠精制各种色衣裳，为值可一千五百余金”[9]，时尚的服装充分呈现奇女子的性感魅力。影片对演员的表演也颇为重视。扮演奇女子的“（杨）耐梅每于工作之暇，独自摩仿奇女子之姿态与动作”[10]，为亲自演出奇女子纵马驰骋的场面，杨耐梅也“为求表演像真计，于事前尝经长期之训练”[11]，为在银幕上呈现奇女子投江自尽的场面，杨耐梅还专门“到江湾露天游泳场去练习投海”[12]；扮演奇女子恋人文澜的朱飞为了在银幕上取得较好的效果，“曾一度与九少晤于某交际场，求表演像真计，因甚注意九少平日之服装及举动”[13]，为了呈现喜爱跳舞的奇女子在大舞场跳舞的场面，影片在拍摄时邀请了百余人的参演者，“其临时演员均为情商上海著名舞娘合演者，故此幕不特布景伟大，而表演均极像真”。[14]此外，影片还着重表现了周空空饰演的悭吝富翁的丑态，穿插了令人捧腹的奇女子侍婢穿主人丽衣，学作主人模样的滑稽表演。通过上述处理，《奇女子》在总体上做到了思想性和观赏性的结合。“该剧虽看力于写实，尽量揭发现社会之罪恶，使观众明于奇女子之所以为奇女子者何在。其于描写社会内心至紧凑处，辄能以浪漫、滑稽调和观众紧张之情感，而无违于大悲剧之范围，故其哀感顽艳，实为国产影片中所仅见”。[15]
三、 由国内而至南洋：《奇女子》营销中的明星消费生态应和与影片跨地文化传播
在《奇女子》的整个制作过程中，杨耐梅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从影片题材选定到人员组成，再到影片拍摄过程，作为耐梅公司老板的杨耐梅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正因为她的努力，她的广东同乡余美颜的传奇人生才得以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
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尚处于探索、建设过程中，中国本土电影市场面临激烈的竞争，中国电影面临资本短缺、制作水准尚待提高、从业人员的演技有待加强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本土电影在和好莱坞电影的竞争中，面对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煎熬，1928年，郑正秋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中国电影界的痛苦》系列文章，列举了因中国电影职业发展生态不健全而导致的导演痛苦、编剧痛苦、演员痛苦、发行痛苦等诸多痛苦。而作为新成立公司的耐梅公司，它在资金实力、市场发行资源等方面与同一时期的明星、天一等公司相比，显然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和余美颜一样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的杨耐梅积极利用中国电影营销中的明星消费生态元素，为《奇女子》的营销寻找到一条宽广的道路。
（一）由上海而沪外：《奇女子》的中国巡回放映与杨耐梅的登台演出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任矜萍导演影片《新人的家庭》的放映为开端，中国较多电影公司在新片首映时会安排明星在影院登台表演，通过“影片放映+明星登台表演”的组合方式，提高中国电影的市场竞争力，争取本土市场和观众的支持。在这种电影营销模式的形成过程中，作为明星且多才多艺的杨耐梅曾扮演过重要角色，1926年，她出演的影片《新人的家庭》于卡尔登大戏院首映，在影片放映间隙，杨耐梅登台表演粤曲，影片本身的实力加上杨耐梅等人的登台表演，使影片获得较大的商业成功。此后，杨耐梅又在《良心的复活》放映过程中登台演唱《乳娘曲》，影片再次轰动上海。在早期中国本土电影市场竞争力仍需提高的背景下，国产电影放映中这种“影片放映+明星登台表演”的组合式营销模式，虽然引发了诸如中国电影畸形发展，依赖女明星卖弄色相获利等若干争议，但因其受到普通观众追捧，还是被许多电影公司与影院争相使用。
作为中国最早在影片放映时登台演出的女明星，杨耐梅深谙观众对这种观影消费模式的青睐程度，因此，她在《奇女子》制作过程中，便邀请宋痴萍先生制词、冯子和先生谱曲，专门为影片创作了主题曲《忏悔词》。《奇女子》拍摄完毕后，影片在1928年10月10日（國庆节）当天在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映，在影片放映过程中，杨耐梅亲自登台歌演《忏悔曲》，“曲调为名伶冯子和所制，哀怨如诉，若为奇女子鸣不平也。”[16]影片的这种放映方式获得了预期的成功，《奇女子》在中央大戏院连映四日，在新中央戏院开映时“门前车水马龙为之拥挤不堪。”[17]
《奇女子》在上海完成首轮放映后，杨耐梅开启了更大胆更具创新性的巡回电影放映之旅。她在将《奇女子》发行权交由大中华百合公司代理的同时，本人携带拷贝前往宁波等地巡回放映兼登台表演，由此开启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女明星携片在沪外大规模巡回放映与登台表演的历程。1928年10月22日，杨耐梅携《奇女子》拷贝抵达第一站宁波，当晚，杨耐梅为新建成的宁波中山公园电影场开幕剪彩，“先开映耐梅影片公司杨耐梅主演之《奇女子》，并由耐梅登台歌唱《忏悔词》。”[18]10月30日，杨耐梅又携《奇女子》拷贝赴巡回放映的第二站青岛。“青岛福禄寿大戏院，以青人甚盼耐梅及该片早日莅青演映，因特由该院经理来沪邀耐梅北上，该院本与耐梅公司有约，耐梅……偕公司中人及音乐师等乘奉天丸赴青”，《奇女子》莅青放映及杨耐梅登台表演成为青岛各界关注的焦点，“一时车水为龙，临观者之拥挤，为从来所未有。”[19]《奇女子》在青岛放映完毕后，1928年11月15日，杨耐梅与该片编剧郑应时等人抵达《奇女子》巡回放映的第三站天津，影片随后在天津春和戏院开映，杨耐梅本人再度登台表演。《奇女子》在天津获得了热烈市场反馈，春和戏院每天售票达1200余张，天津《北洋画报》等媒体对此片进行了大篇幅的专题报道。
在《奇女子》前三站的巡回放映过程中，余美颜的传奇经历、《奇女子》的高质量，杨耐梅的登台表演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也吸引了更多片商的注意。华北及东北电影放映商纷纷力邀杨耐梅携片前往放映。如华北电影公司经理罗明佑便专程赶赴天津，“极力怂恿赴平映演……君再三力请，甚愿担保营业无亏”[20]，于是，杨耐梅和郑应时等人携片抵达北平，《奇女子》在罗明佑经营的北平中央戏院放映，“营业甚佳，社会上亦极受荣誉。”[21]此后，东北奉天新生活影片公司获知《奇女子》的市场佳绩后，派代表孙子敬到北平邀请杨耐梅等人，于是，杨耐梅一行又奔赴东北三省，先在奉天东北大戏院开映《奇女子》，连续放映四天，“营业亦颇不恶”[22]，结束在奉天的放映后，杨耐梅等人奔赴长春，在长春的上海大戏院放映《奇女子》，此后哈尔滨滨江戏院的经理石喻廷又亲自来长春邀请杨耐梅一行赴哈尔滨放映影片及登台表演。《奇女子》被排定在哈尔滨最著名的马迭尔大戏院放映，“初马迭尔主人白拉斯甚轻视我国产片，谓须先阅片后，方能决定，及于念日试片后，甚为满意，于是证期二天，共售大洋三千五百余元，该院见营业如此之盛……后迁至道外滨江戏院开映四天，卖座仍不在马迭尔之下。”[23]
《奇女子》在中国的巡回放映，开电影女明星携片大规模巡回放映兼登台演出的先河，在放映沿途撒播了电影明星的魅力。从1928年10月到1929年1月中旬，杨耐梅一行先后抵达宁波、青岛、天津、北平、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奇女子》巡回放映与杨耐梅登台演出的时间之长，途经地域跨度之大，堪称空前。正如当时有评论者所指出的，杨耐梅“一纤纤女子，行踪遍全国，诚不愧奇女子也。”[24]
（二）由中国而南洋：杨耐梅携《奇女子》在南洋的电影放映与登台演出
在20世纪20年代，除中国本土市场外，中国电影市场还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在内南洋地区的海外市场。20年代，受制于当时中国国内电影市场尚未充分开拓，本土电影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等因素，中国电影仅靠本土市场往往不足以保证影片获得稳定的市场回报。自1924年《孤儿救祖记》等片轰动南洋后，来自南洋的拷贝销售收入便成为国产电影重要的营收来源，中国电影界在影片制作时也将南洋作为重点的营销区域。在中国电影倚重南洋市场的影片营销生态大环境中，耐梅公司在开拍《奇女子》之初，便将南洋市场纳入重要的考量因素。如《奇女子》影片定名时便考虑到南洋观众熟悉题材的程度：“耐梅影片公司从事摄制余美颜蹈海实事片，定名于事前颇费考虑，终该公司以美颜生前之十年浪漫史中，社会人士莫不以奇女子目之，而南洋及国内各报之揭载美颜芳讯，亦莫不冠以奇女子三字，因是遂决定名为《奇女子》”[25]，早在《奇女子》制作过程中，杨耐梅便和南洋片商进行接触，预备前往南洋销售影片：“杨耐梅女士并预于片出后，至南洋英荷各属调查影业实况，亲自登台演唱，日来各方合约均在接洽中。”[26]
1929年1月15日，杨耐梅一行结束《奇女子》国内漫长的巡回放映回到上海，次月她便走出国门，开始了比国内巡演更具挑战的南洋巡回放映。1929年2月13日，她应新加坡南华影片公司曾绮生的邀请，携带《奇女子》和相关演员赶赴新加坡表演歌舞并放映《奇女子》影片。1929年2月下旬，杨耐梅与其姊妹耐丽、耐烈等人抵达新加坡。2月25日至3月1日，《奇女子》率先在新加坡曼舞罗大戏院放映。在《奇女子》的这次海外放映中，杨耐梅采用了和国内放映相似的方式，除放映影片外，杨耐梅与耐丽、耐烈诸姊妹联袂登台表演。在杨耐梅来到新加坡之前，当地的电影观众已经在银幕上欣赏过她主演的《新人的家庭》《空谷兰》等影片，杨耐梅在当地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奇女子》余美颜故事的传奇性加上杨耐梅的登台表演，使《奇女子》影片在新加坡的放映获得较大成功，影片在曼舞罗第一晚放映收入达叻洋七百八十五元五角。《奇女子》在新加坡放映完毕后，杨耐梅一行又携《奇女子》一片陆续到达南洋的苏门答腊、阿沙汉、把东、大阿齐、日里棉兰、直武芽、武吉丁宜等地。“所到之处，遇到她登台，没有不挤得水泄不通……除了开映《奇女子》影片外，她亲自登台唱那素负盛名的《乳娘曲》《忏悔词》粤曲等。”[27]经过漫长的南洋地区电影放映和歌舞表演后，直到1931年，杨耐梅一行才回到上海。此次杨耐梅在南洋长达两年的携片电影放映与登台表演，使银幕上的余美颜和银幕下的杨耐梅交相辉映，余美颜和杨耐梅在银幕内外共同向南洋华侨展现中国时代女性的风采。
结语
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影坛，《奇女子》都堪称一部相当独特的影片，围绕这部影片的诞生、制作与传播，20年代中国电影生产和传播的诸多层面被凸显出来。《奇女子》的诞生、传播与消费见证了20年代中国电影生态中的媒体文化生态、影人职业生态价值取向、电影生产与消费生态中的明星影响与地域构型等多重层面。由余美颜投海自杀孕育而来这部哀情影片，既是属于余美颜的，也是属于杨耐梅的，更是属于20世纪20年代的。以这部影片为依托，余美颜和杨耐梅两位奇女子在银幕内外共同书写了20世纪20年代中國时代女性的传奇。虽然在《奇女子》拍摄和巡回放映完成后，耐梅公司便终结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一片公司”，但是今天，《奇女子》仍然是我们认识早期中国电影与中国社会互动关系建构、早期电影文化功能发挥、电影明星文化与社会影响、中国电影多区域发展与探索历程的重要作品，值得我们重视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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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佚名.《奇女子》定名交涉[N].申报，1928-06-18.
[26]佚名.耐梅公司与幻真公司订约[N].时事新报，1928-08-04.
[27]佚名.杨耐梅来沪始末记，寓虹口大旅社五十四号[J].影戏生活，1931，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