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出版学的基本理论研究

    摘 要：出版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亟需加强。方卿等著《出版价值引导研究》是出版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而最近华为公司任正非接受记者访谈中对基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强调，对于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加强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建构中国特色的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好的理念和政策，还需要有能够落地的具体办法和举措。

    关键词：出版学 基本理论 出版价值引导

    方卿、徐丽芳、许洁等撰写的《出版价值引导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10月，以下简称《研究》）笔者前些时读完后，就一直将其放在案头。该书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为指导，深入剖析了国内外出版实践和发展趋势，而它更可贵的品质还在其自觉的理论追寻和成功的体系建构。作者在《前言》中言及撰写此书的“初心”和“使命”，写道：

    著作从讨论出版的价值、功能和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切入，从经济、文化等不同视角系统分析了对出版价值进行引导或干预的必要性，解析了出版价值引导的主体与对象，尝试建构起出版价值引导的工具与方法体系。在此基础上，逐一探讨了社会、媒介、财税金融政策、行政管理与法律法规、出版基金、图书评论和出版奖励等不同工具与方法，引导出版价值的机制与机理。[1]

    作者的这一尝试无疑是成功的，该书所构建的出版价值引导研究的理論框架和方法体系不仅在理论本身自洽而圆融，全面而深刻，而且对于当前产业化经营背景下我国出版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这部著作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还是在于出版学需要高度重视基本理论研究。基础研究的薄弱、理论品格的缺失也正是目前中国的出版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需要补齐的短板。早在2004年，陈燕、孙洁就在《新时期出版学研究主题调查分析》一文中指出出版学基础性理论研究的薄弱。[2]对此，笔者在《深化中国出版史研究之浅见》一文中也有所涉及，可以参阅。[3]近四十年来，出版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出版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重要范畴，以及由此建构的学科逻辑体系，都还缺乏有一定分量、形成学界共识的成果。《研究》正是从一个基本概念“出版价值”出发，展开的学理探讨和逻辑建构，是一项攻坚克难的基础性工作。

    一、核心概念的提出

    《出版价值引导研究》的九章，采取总论与分论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全面系统阐发出版价值引导问题。这里的第一章《出版价值》、第二章《出版价值引导》是全书的“纲”，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出版价值”既是作者这个课题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是整个出版文化的核心概念，明确其基本内涵、特征和功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将出版价值界定为：“出版活动满足人们需求的关系，或者说是出版活动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特殊属性，或者更简单地表述为出版对人们的有用性。”[4]这个概念涉及出版的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和价值判断三个方面。对此，该书提出了一些富有新见的认识，例如：价值主体应该是社会的主流群体，而不是独立的社会个体;出版价值判断结果，本质上是出版价值主体内在价值需要的体现;出版价值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出版的精神文化价值才是内在价值，商业价值只是外在价值，等等。这些都是对既往相关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富有真知灼见，启人思智。

    “出版价值引导”这个次概念，也是该书的核心概念，作者给出了如下定义：“是指党和政府等引导主体借助各种不同的引导手段或工具，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干预和影响出版物的创作、生产、发行和阅读消费的一种出版管理活动。”[5]基于出版价值引导是“一种出版管理活动”的认识，作者分别探讨了社会、媒介、财税金融三大“出版价值引导机制”，进而从行政管理与法律法规、出版基金、图书评论、出版奖励几个维度论析出版价值导引的工具使用与方法运用问题。正所谓“纲举而目张”，“形散而神聚”，其间许多观点的阐发、案例的剖析，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建设中国出版学理论体系应该说还任重道远，一方面要吸收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出版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优秀成果，提炼总结出版学已有的理论话语关键概念;另一方面，要学习国外出版理论及相关成果，注意对其加以过滤和吸纳。此外，还要更加重视出版的当代实践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二、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不妨荡开笔墨，说说今年5月21日华为创始人、CEO兼董事任正非接受包括虎嗅在内的数家中国媒体采访的纪要，这个访谈录传遍了网上网下。[6]任正非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强调：“国家发展要靠文化、哲学、教育，这是发展国家的基础。”国家的发展、科技的腾飞，其实与“基础理论”有着密切关系。他认为，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深度、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这与我们这些年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泡沫，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他尖锐地指出，发展传统工业、基础建设靠砸钱可以，但电子工业、高科技领域光砸钱不管用。“我们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华为本身可说是花大钱“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的典型，他们在全世界的26个研发中心就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任正非说：“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种行动，我就反对。”

    任正非强调要重视基础学科，重视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是有其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普遍规律和自身企业实际经验做依托的。比如他对数学就格外青睐，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数学的重要性，对于年轻人上大学读研究生没有几个愿意读数学表示深深的忧虑。他说：“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等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他现身说法：“大家今天讲5G标准对人类社会有多么厉害，怎么会想到，5G标准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Arikan教授发表这篇论文两个月后，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开始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一步步研究解题，共投入数千人。十年时间，我们就把土耳其教授数学论文变成技术和标准。”当然，华为后续与这位教授一直进行深度合作。这样的例证在华为还有不少。

    基础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有时看起来是无用的。其实正所谓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基础科学看起来道理很简单，实施起来却非常难。显而易见，没有基础科学、没有基础理论研究，技术的发展、科技产品的升级换代就无从谈起。但在一个经济和学术都泡沫化、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极端功利化的环境下，我们的基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要得到重视着实不易，可又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从“钱学森之问”到最近热传的“任正非之问”，答案其实并非那么复杂艰深，关键还是我们用什么理念、有什么体制机制来破解这些难题。

    三、国家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

    对于科学研究中轻基础学科、基本理论研究的问题，每年的“两会”上科教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有批评和建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及时采取了积极对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2018年2月，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对加强基础研究作了全面部署，从五个方面提出了二十条重点任务。这五个方面是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建设高水平研究基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提高基础研究国际化水平、优化基础研究发展机制和环境。在谈及“完善基础研究布局”时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推动数学、物理等重点基础学科发展，围绕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强化重大科学问题超前部署;优化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支持体系;优化基础研究区域布局;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这个文件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的，2018年2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还曾邀请科技部副部长黄卫介绍情况，回答记者提问。其实，在人文社科领域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同样存在诸多问题，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甚至也有必要出台类似的高规格文件。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6年5月17日的座谈会上发表过一个重要讲话;次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文件涉及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其间提到传统学科（包括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问题。更早的时候（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推出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计划》明确提出“统筹基础理论、应用对策研究”。论及“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计划》指出，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重点支持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全局和学科创新发展的基础研究;重点支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長远影响的基础研究;重点支持对人类社会发展共同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研究;重点支持对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研究，加强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推出对理论创新和文化传承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党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重视基础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有高层领导的重要讲话，有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还有部委一级的具体《计划》，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个好的中央精神、一个正确的上级文件，如何有效落实，产生好的效果，看来还有不少中间环节，需要一些具有导向性和可操作性的举措。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是这样，具体到出版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也是如此。

    四、出版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

    这里按下基础学科不表，专门谈谈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出版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而基础理论能否得到重视，各级各类的科研项目或课题设置，往往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笔者在《比“四唯”危害更大的是“唯项目”》一文中指出：“整个科学研究、高等教育系统都存在‘四唯问题。这‘唯那‘唯，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刚性的量化学术评价机制、人才评价机制。”论文、职称、学历、奖项，加上项目（或称“课题”），总计5项，可称为“五唯”。这中间，学历、职称都是需要论文（还有专著）、项目、奖项等“硬件”来支撑的，论文等是更基础的条件或前提。而在论文、奖项、项目这“三唯”中，项目更是占有独特的地位和绝对的优势，它在一定程度才是真正的“唯”，是无可替代的王中之王、“唯中之唯”，是可以一票成全你或否决你的。[7]众多高校，教师能否评上教授副教授、可否晋升博导，乃至获取其他荣誉（如各类学者头衔）等，“项目”往往是不可替代的唯一“必修课”（其他几“唯”都是“选修课”）。

    对于出版研究来说，最近这些年来不可谓不重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出版方面的年年都有设置，教育部人文社科类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后来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设立了出版研究的专项。但我们注意到，这些项目的设置，往往都是强调所谓“顶天立地”，集中在应用研究上，着眼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立足于建设新型智库，推出系列发展报告和政策建议，以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决策。从一些项目指南我们就可见其导向性，如“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出版工作研究指南”列了14个项目，具体为：高校出版单位社会效益优先保障机制研究;高校出版社持续做好主题出版研究;高校出版单位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研究;高校出版单位原创出版机制研究;高校出版物质量保障机制研究;高校出版单位精品出版战略研究;高校出版单位人才培养机制研究;高校出版单位融合发展机制研究;高校出版单位深化供给侧改革路径研究;高校出版社参与“书香校园”建设机制研究;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展史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期刊分析报告;高校法学期刊分析报告;高校教育类期刊现状分析。

    从上面这个“指南”，可以看出其鲜明的现实问题导向和实用理性原则。老实说，这些课题除了一小部分可以做成好的实证报告，有一定参考价值，中间绝大多数项目是既无理论含量也不可能对实际工作有多大帮助的。笔者仔细分析过其他部委的出版类项目设置，基本原则与设置标准与此也差不多。基础研究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立项目、设基金、评奖项时就变得无关紧要。前几天我们出版史微信群朋友聊到笔者那篇《深化中国出版史研究之浅见》中，强调要重视出版史学基本理论研究，强调要建构中国出版史料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学，引发同道共鸣。苏州大学许静波博士说他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学”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未中，再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又被淘汰，相关研究计划也就搁置下来了。其实，我们真正做出版研究、出版史理论研究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因为它无关乎国家战略需求，与时代主题没有瓜葛，一再名落孙山一点都不奇怪。诸如此类的事例，应该还有很多。看看任正非像孟尝君“养士”那样“养”了那么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等，那么重视基础理论、基础学科研究，我们的人文社科学研究，尤其是决策与管理部门，许多问题都是值得深刻反思的，许多具体政策和措施是需要及时调整的。过度的实用主义、极端的功利主义，违背学术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于真正的出版科研包括出版产业和事业发展有百害无一利。

    最后我们回到方卿教授等著《出版价值引导研究》一书上来。其实这本书原本也是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终期成果，只是它原先的课题名称叫“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机制研究”（批准号11AZD017）。作者课题结项和出书时来了一个“偷梁换柱”，把“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换成了“出版价值”。这一换不打紧，实际是把一个偏重应用的课题变成了一个偏于基础的理论课题。笔者在想，倘若当时直接以“出版价值引导机制研究”申报项目，十有八九是会被淘汰的。笔者还在想，倘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出版专项、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研究课题每年拿出三分之一、哪怕四分之一用于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被忽视的局面一定会有所改观，而整个出版类项目的质量和水平也将会有明显的提升。

    参考文献：

    [1][4][5]方卿，徐丽芳，许洁，等.出版价值引导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4+60.

    [2]陈燕，孙洁.新时期出版学研究主题调查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04（7）.

    [3]范军.深化中国出版史研究之浅见[J].出版参考，2018（3）.

    [6]任正非采访两万字全纪录.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532714？from=widgets 虎嗅APP，2019-05-21.

    [7]范军.比“四唯”危害更大的是“唯项目”[J].社会科学动态，2018（6）.

    （作者单位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