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嘈杂度对4～6岁留守和流动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赵振国 刘文博

    

    

    

    [摘 要] 积极的情绪调节有益于儿童的社会交往，情绪调节困难的儿童则易出现各种行为问题，制约其认知、社会功能等的发展。家庭环境是影响儿童情绪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选取601名4～6岁农村留守和非留守、城市流动和非流动幼儿及其家长为研究对象，采用《家庭嘈杂度量表》和《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调查问卷》，考察家庭嘈杂度对这四类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嘈杂度越高，幼儿使用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越少，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和自我安慰策略越多，反之亦然。家庭嘈杂度和幼儿类型在情绪调节策略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在家庭嘈杂度高分组中，留守幼儿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和自我安慰策略上的得分则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幼儿。在家庭嘈杂度低分组中，情绪调节策略得分在四类幼儿之间均无显著差异。总体来看，家庭嘈杂度对留守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最大。社区应为处境不利家庭提供养育支持，政府应大力发展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学前教育，留守和流动家庭应努力为孩子营造有利于其身心各方面健康发展的家庭环境。

    [关键词] 家庭嘈杂度;情绪调节策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

    一、问题提出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ER）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适应社会的关键心理机制，受到情感研究领域的大量关注。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对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进行管理、监控、评估以及调整的过程。[1]积极的情绪调节有益于儿童的社会交往，并幫助其获得更多关注和认可;[2]相反，情绪调节困难的儿童易出现各种内外化行为问题，[3]影响其认知、社会功能等的发展。[4]

    情绪调节策略常被认为是情绪调节的重要途径，也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指标。研究者通过观察婴幼儿在生气情绪下的行为，将儿童情绪调节策略归纳为六种，包括报复、行动反抗、发泄、逃避、寻求帮助和表达厌恶。[5]肖颖则采用故事情境法，发现幼儿会使用发泄、替代活动、寻求安慰、问题解决、他人情绪调节和自然表达等策略调节情绪。[6]但菲等人确定了4～7岁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六种类型，即发泄、替代活动、自我安慰、人际支持、问题解决、认知重建。[7]本研究参考前人研究，把儿童情绪调节策略划分为认知重建、问题解决、替代活动、发泄、被动应付、自我安慰等六种。[8]众多的研究表明家庭可以从多方面影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个体在成长中直接接触和体验到的近端环境，是儿童发展的最主要的微系统。[9]近端环境的物理性特征是亲子互动、儿童成长的特定背景。[10]莫瑞斯等人提出“三过程模型”，认为儿童情绪调节社会化在家庭中是通过“观察学习”“情绪教养实践”“家庭情绪氛围”等过程完成的。[11]刘航等人构建了一种家庭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影响机制的假设性模型，认为家庭基本环境、父母情绪特征、家庭互动三者相互作用影响儿童的情绪调节发展，并假设家庭互动因素主要借由示范—模仿过程、教导—同化过程和反馈—内化过程三个过程作用于儿童情绪调节发展。[12]

    情绪发展理论认为，教养方式会影响儿童情绪调节的发展，良好的教养方式可减少不适应的情绪调节策略。[13][14]研究发现，父母的元情绪理念、[15]亲子依恋、[16]沟通质量[17]都会影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父母对儿童情绪的反应方式，直接影响儿童情绪调节的生理唤醒及情绪事件加工能力。[18]父母对儿童消极情绪的支持性反应越多，儿童在压力情境下出现过度情绪唤醒的可能性越小，[19]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就会发展得越好。[20]相反，父母对儿童消极情绪的非支持性反应不利于儿童调节生理唤醒的能力以及对情绪事件的有效加工过程，[21]也会减少儿童在挫折、沮丧等情境下寻找社会支持的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22]容易造成儿童情绪调节困难的发生。[23]父母支持性反应方式与幼儿的发泄、替代活动、问题解决和自我安慰等情绪调节策略均呈极其显著正相关，非支持性反应方式与认知重建呈极其显著负相关。[24]

    众多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嘈杂度对儿童情绪调节技能发展有独特影响，生活在高收入、低嘈杂水平家庭的儿童具有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25][26][27]作为家庭环境的重要物理性特征，家庭嘈杂度反映了家庭环境的拥挤程度、噪声大小及家庭环境的组织条理性，它是一种有形的、可以具体感知到的家庭亚系统。[28][29]近年来，家庭嘈杂度对父母与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嘈杂度与儿童社会情绪能力呈显著负相关。[30]一方面，低凝聚力和无秩序的家庭环境会阻碍儿童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干扰儿童对情绪和行为的抑制，增加其问题行为出现的可能性。[31]另一方面，家庭嘈杂度会影响父母与儿童的家庭互动方式。较高的噪声和拥挤度会降低抚养者对儿童的注意性和反应性，以致儿童在处理情绪问题时得不到抚养者及时的、合理的引导。[32]与低嘈杂家庭相比，高嘈杂家庭中儿童外化问题对母亲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更强。[33]在高嘈杂环境中，母亲倾向于获得和加工更多消极的事件信息，自我调节能力降低。[34]母亲更可能将儿童的问题行为归因于儿童内部的、稳定的因素。[35]研究发现，在处理消极情绪事件时，家庭嘈杂度越高，儿童会更多使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更少使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36]

    在不同组合形态下生活的儿童，其情绪调节的发展状况往往也存在差异。父辈教养的儿童更多使用认知重建等积极情绪调节策略，而祖辈教养的儿童则更多使用发泄等消极情绪调节策略。[37]父母缺位导致家庭结构不完整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也较为显著。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导致家庭抚养教育功能、情感功能的弱化和失调。[38]父母外出形式、外出务工时间、回家探望孩子的频率等都对留守儿童情绪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其中，亲子互动质量是更直接的影响因素。[39]家庭嘈杂度与留守幼儿社会退缩呈显著性正相关，与幼儿心理弹性中的自我调节呈显著负相关。[40]

    此外，有研究表明，家庭的不稳定性对家庭教养方式和儿童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41]流动儿童的不利处境，如流动性、歧视知觉和同伴侵害等显著增加了其抑郁和孤独感等情绪问题。[42]流动儿童一般跟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动城市的近郊区或老旧城区租房暂居，住房的“临时性”特征明显，住房质量较差。家庭嘈杂度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43]

    现有关于家庭嘈杂度与幼儿情绪发展关系的研究中，探讨家庭嘈杂度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较多，而探讨与情绪调节策略关系的研究较少。对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家庭嘈杂度和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多为独立研究，缺乏对不同生活形态的比较研究。关于不同生活形态的幼儿家庭嘈杂度的比较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幼儿家庭嘈杂度最高，之后依次为农村非留守幼儿家庭、城市流动幼儿家庭、城市非流动幼儿家庭。除了农村非留守幼儿家庭和城市流动幼儿家庭间嘈杂度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家庭均两两差异显著。[44]因此，本研究拟考察四类生活形态下家庭嘈杂度对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情况。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4～6岁农村留守和非留守、城市流动和非流动幼儿及其家长。研究采用分层随机取样方法，分别从河南省Z市5所民办幼儿园及河南省H市某农村6所民办幼儿园的22个中、大班中共选出700名幼儿，向幼儿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652份，其中有效问卷601份。本研究所指农村留守幼儿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的農村，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幼儿。农村非留守幼儿是指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农村，且户籍所在地在农村的幼儿。城市流动幼儿是指随务工父母到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幼儿。城市非流动幼儿是指户籍在所居城市，且与父母共同生活在城市的幼儿。研究对象详细情况见表1。

    （二）研究工具

    1. 《家庭嘈杂度量表》（Confusion， Hubbub and Order Scale， CHAOS）。

    本研究运用马瑟尼（Matheny）等人编制的《家庭嘈杂度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由幼儿第一看护人根据自己家庭实际情况填写。本量表分为混乱、喧闹、生活无规律3个维度，共有15个题项，重点调查家庭物理性嘈杂度，包括噪声、拥挤、时间无序、空间混乱、日常生活无规则、缺少程序和惯例等内容。每小题评分标准采用1分制，选择“是”给1分，选择“否”给0分。其中，7个小题是反向计分的，问卷总分为15分，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嘈杂度越高。据报告，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α=0.79）和12个月后重测的稳定性（r=0.74）。[45]巴基斯坦学者将该量表翻译成当地语言进行了跨文化研究，证明了其跨文化的适用性（α=0.75）。[46]本研究约请相关专家将该量表翻译成中文，而后再回译成英文，经过反复推敲，最后确定中文版问卷。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显示本问卷的中文版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2. 《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调查问卷》。

    本研究采用陆芳研究中的《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调查问卷》。该问卷是家长问卷，分为积极调节策略和消极调节策略两大类。其中积极调节策略包括：认知重建策略、问题解决策略和替代活动策略。消极调节策略包括：发泄策略和被动应付策略。此外，还有一种儿童常用的调节策略——自我安慰策略。自我安慰策略具有中性特征，既不能归入积极调节策略中，也不能归入消极调节策略中。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8，表明内在一致性良好，整个问卷的信度较高。

    该问卷包括36个项目，评分采用五级评分制，从“从不”到“总是”记1～5分。在问卷的36个项目中，共有6种幼儿常见的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建、被动应付、问题解决、替代活动、自我安慰和发泄。

    （三）施测及数据处理

    本研究的问卷征得家长同意后由家长完成填写。问卷分两次发放和回收完成，第一次在河南省K市某农村6所民办幼儿园进行，选择的是留守和非留守幼儿，请研究对象的主要看护人到幼儿园在研究者的指导下统一填写问卷并统一回收，回收率和有效率均非常好。第二次，在Z市5所民办幼儿园进行，选择的是流动和非流动幼儿。研究者首先通过园长了解各班级的流动与非流动幼儿所占的比例，然后，按照流动和非流动幼儿各占一半的比例，有计划地把家庭嘈杂度及情绪调节策略问卷同时发放到幼儿家长手中，让家长填写后交回幼儿园，回收率和有效率均非常好。

    研究者将家长感知的家庭嘈杂度调查问卷、家长感知的儿童情绪调节策略调查问卷测评的得分录入SPSS 22.0数据库，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统计和多元方差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家庭嘈杂度与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假设，家庭嘈杂度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的负相关，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的正相关，即幼儿所居家庭的家庭嘈杂度越高，幼儿所使用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越少，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则越多;幼儿所居家庭的家庭嘈杂度越低，幼儿所使用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越多，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则越少。为验证本研究的假设，研究以家庭嘈杂度和六种情绪调节策略为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家庭嘈杂度和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均数、标准差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的数据可知，家庭嘈杂度与认知重建、问题解决、替代活动均呈极显著的负向相关，而与发泄、被动应付、自我安慰均呈极显著的正向相关。这说明幼儿所居家庭的家庭嘈杂度越高，幼儿所使用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越少，消极情绪调节策略越多，自我安慰策略越多;反之亦然。

    （二）四类幼儿及其家庭嘈杂度高低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差异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家庭嘈杂度对幼儿情绪调节策略发展的影响作用，本研究把家庭嘈杂度作为自变量，幼儿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设计。家庭嘈杂度以中值2为标准划分为高和低两个水平，大于2分的为高分组，小于等于2分的为低分组。

    根据已有的关于家庭环境的研究和关于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本研究假设，家庭嘈杂度的高低在幼儿情绪调节策略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性，且家庭嘈杂度得分低的幼儿用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多于家庭嘈杂度得分高的幼儿，且差异性显著;家庭嘈杂度得分低的幼儿所使用的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少于家庭嘈杂度得分高的幼儿，且差异性显著。

    为验证本研究的假设，研究采用SPSS 22.0版本软件，以四类幼儿及其家庭嘈杂度高低为自变量，以六种情绪调节策略为因变量，进行4×2的多元方差分析，四类幼儿及其家庭嘈杂度高低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均数和标准差见表3，四类幼儿及其家庭嘈杂度高低对情绪调节策略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

    1. 家庭嘈杂度主效应。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嘈杂度高低在认知重建、问题解决、替代活动、发泄、被动应付、自我安慰上主效应显著。结合表3家庭嘈杂度高低在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均值可知，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建、问题解决、替代活动）水平上，家庭嘈杂度得分低的幼儿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平均分均显著高于家庭嘈杂度得分高的幼儿，说明家庭嘈杂度得分低的幼儿应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显著多于家庭嘈杂度得分高的幼儿;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发泄和被动应付）和自我安慰策略水平上，家庭嘈杂度得分低的幼儿的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和自我安慰策略的平均分均显著低于家庭嘈杂度得分高的幼儿，说明家庭嘈杂度得分低的幼儿应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及自我安慰策略显著少于家庭嘈杂度得分高的幼儿。

    2. 幼儿类型主效应。

    结果表明幼儿类型在六种情绪调节策略上也存在显著的主效应。多重比较结果表明，留守幼儿认知重建策略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幼儿（MD=-1.77，P<0.001）、流动幼儿（MD=-2.14，P<0.001）和非流动幼儿（MD=-2.97，P<0.001）。流动幼儿认知重建策略得分显著低于非流动幼儿（MD=-0.83，P=0.032<0.05），非留守幼儿显著低于非流动幼儿（MD=-1.20，P0.05）之间差异不显著。

    留守幼儿问题解决策略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幼儿（MD=-2.43，P<0.001）、流动幼儿（MD=-3.96，P<0.001）和非流动幼儿（MD=-3.46，P<0.001）。非留守幼儿问题解决策略得分显著低于非流动幼儿（MD=-1.03，P<0.05）和流动幼儿（MD=-1.53，P0.05）之间差异不显著。

    留守幼儿替代活动策略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幼儿（MD=-3.01，P<0.001）、流动幼儿（MD=-3.44，P<0.001）和非流动幼儿（MD=-3.98，P0.05）和非留守幼儿之间（MD=0.43，P>0.05）差异不显著，非留守幼儿与非流动幼儿（MD=-0.96，P>0.05）之间差异也不显著。

    留守幼儿发泄策略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幼儿（MD=3.76，P<0.001）、流动幼儿（MD=4.22，P<0.001）和非流动幼儿（MD=4.55，P<0.001），非留守幼儿发泄策略得分显著高于非流动幼儿（MD=1.07，P=0.0180.05）和非留守幼儿（MD=-0.46，P>0.05）之间在发泄策略的得分上差异不显著。

    留守幼儿被动应付策略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幼儿（MD=5.53，P<0.001）、留流动幼儿（MD=6.63，P<0.001）和非流动幼儿（MD=6.33，P0.05）和非留守幼儿之间（MD=-0.16，P>0.05），以及非留守幼儿与非流动幼儿之间（MD=1.10，P>0.05）在被动应付策略的得分上差异均不显著。

    留守幼儿自我安慰策略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幼儿（MD=4.14，P<0.001）、流动幼儿（MD=5.01，P<0.001）和非流动幼儿（MD=4.95，P<0.001），流动幼儿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幼儿（MD=-0.87，P=0.470.05）、非留守幼儿与非流动幼儿之间（MD=0.80，P>0.05）在自我安慰策略的得分上差异不显著。

    3. 家庭嘈杂度高低和幼儿类型在六种情绪调节策略上的交互作用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嘈杂度高低和幼儿类型两个因素在六种情绪调节策略上均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为了进一步揭示家庭嘈杂度高低和幼儿类型在六种情绪调节策略上的交互作用的含义，本研究对家庭嘈杂度高低和幼儿类型在六种情绪调节策略上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中关于幼儿类型与家庭嘈杂度交互效应的多重比较部分和表5。

    表4中的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在家庭嘈杂度高分组的儿童中，留守儿童在认知重建、问题解决和替代活动三种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而在发泄、被动应付和自我安慰策略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儿童。在家庭嘈杂度低分组的儿童中，六种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得分在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非流动儿童四种类型之间均无显著差异。这说明与其他三种类型幼儿相比，家庭嘈杂度高的留守儿童在负性情境下更多使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而较少采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

    由表5可知，留守幼儿中，家庭嘈杂度低分组儿童在认知重建、问题解决和替代活动三种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家庭嘈杂度高分组儿童，而在发泄、被动应付和自我安慰策略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家庭嘈杂度高分组儿童;非留守幼儿中，家庭嘈杂度低分组儿童认知重建策略的得分显著高于家庭嘈雜度高分组儿童，而在发泄和被动应付策略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家庭嘈杂度高分组儿童，在其他策略上两组幼儿无显著差异;流动儿童中，家庭嘈杂度低分组儿童在认知重建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家庭嘈杂度高分组儿童，在其他策略上两组幼儿无显著差异;非流动儿童中，家庭嘈杂度低分组和家庭嘈杂度高分组之间在六种情绪调节策略上差异均不显著。说明家庭嘈杂度高低对留守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更大，在六种策略上均有反映，对流动儿童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认知重建和问题解决两种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上，对非留守幼儿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认知重建策略以及发泄与被动应付策略上，而对非流动幼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四、讨论

    （一）家庭嘈杂度对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本研究的相关检验结果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家庭嘈杂度与幼儿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均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方差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假设，家庭嘈杂度高的幼儿在负性情境中更多使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而较少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这与在西方国家及巴基斯坦做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研究者在巴基斯坦对初中生做的有关家庭嘈杂度的研究结果和西方发达国家以前做的结果一样的是，家庭嘈杂度越高，儿童的社会情绪调节能力（包括内在问题、外在问题和行为适应）越低，即家庭嘈杂度越高完全预示着较大的内在和外在行为问题及较低的行为接受水平。[47]埃文斯等人的研究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家庭嘈杂度是预测儿童发展的独特因素，超过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48]

    家庭嘈杂度是多维环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十多年的研究已经发现环境嘈杂对儿童发展和适应的影响。[49]嘈杂的家庭环境会产生压力和过量的刺激，从而会破坏家庭成员自我调节的能力，增加他们的无助感。[50][51]因而，学会整理我们的家庭环境对调节和管理我们的情绪、思维及行为是至关重要的。

    （二）四类幼儿情绪调节策略发展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四类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一研究结果部分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1. 留守儿童与其他三类儿童存在显著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其他三类儿童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留守儿童在三种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上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在两种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和自我安慰策略上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儿童。该研究结果与唐雪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52]唐雪等人对不同亲子分离模式与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联性研究表明，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学龄前留守儿童较少运用认知重建和替代活动策略，较多运用发泄策略;在孩子18个月以前发生亲子分离对认知重建和替代活动策略运用的影响更大;分离时间长的儿童表现出了情绪上的弹性发展，其可能是留守引起的消极情绪的保护性因素。[53]

    适应性的情绪调节与安全型依恋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回避型和矛盾型依恋存在显著负相关。[54]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对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受留守时间的调节，留守时间越长，其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越依赖亲子依恋水平。[55]留守幼儿由于与父母聚少离多，可能会形成更多不安全性的依恋，从而影响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诸多研究表明，生活中的亲子互动直接影响着孩子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其机制包括情绪传染、社会参照和模仿、父母对儿童情绪的支持性反馈及教给其情绪调节策略。[56]而留守儿童缺乏高质量的亲子互动，也会阻碍其情绪调节能力的良好发展。此外，留守儿童的家居环境在四类儿童中是嘈杂度最高的，[57]这种较高的嘈杂度既会直接影响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又会通过影响养育者的情绪调节及与幼儿的互动模式，从而间接地影响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

    2. 流动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和非流动儿童的差异。

    首先，本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仅在认知重建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流动儿童认知重建策略得分显著低于非流动儿童。这一结果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本研究中非流动儿童是城市儿童，他们的家庭环境、父母教育水平、家庭经济地位等在四类儿童中是最好的。认知重建或许是儿童情绪调节的最高级形式，是指儿童对消极情境中的各种参数进行重新思考或解释，能够很好地降低消极情绪体验。[58]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在其他五种策略上没有显著差异，而仅在认知重建策略上有差异，一方面可以说明流动儿童由农村流动到城市对其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城市生活环境的有序和规则有益于流动儿童的情绪调节的发展，这种生活环境的改善也可能对流动儿童的父母产生积极的影响，间接地作用于流动儿童。

    但另一方面，流动儿童的家居环境与非流动儿童相比，可能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且家庭嘈杂度的水平也显著高于非流动儿童。住房的拥挤、相应的环境噪声和生活的无序，这些嘈杂的生活条件可能会干扰亲子互动的质量和可预测性。流动儿童的父母感知到的生活压力较大，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强度较大，缺乏可预测的生活作息，这些不稳定性不仅会影响流动儿童父母的情绪调节，更会影响到父母对流动儿童积极的支持性反应，增大非支持性反应的可能性。研究表明，父母支持性应对方式对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有重要影响，尤其与儿童积极的调节策略呈正相关，与儿童消极的调节策略呈负相关。父母的问题关注、鼓励表达可以预测儿童认知重建策略的使用。[59]研究发现习惯使用认知重建策略比很少使用认知重建的个体对情绪刺激的反应更具有适应性。[60]在情绪调节策略中，认知重建是促进流动儿童积极发展结果的重要要素，认知重建通过增强自尊而间接提升了流动儿童的幸福感。[61]

    其次，本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问题解决策略和自我安慰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流动儿童问题解决策略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而自我安慰策略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虽然流动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家庭嘈杂度上没有显著的差异，[62]但流动儿童的城市生活条件和非留守儿童的农村生活条件会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響，特别是流动儿童的父母相对于非留守儿童的父母可能在教养观念、教养方式等方面会有提高，这种相对较高质量的家庭互动可能有助于流动儿童表现出较多的问题解决策略和较少的自我安慰策略。

    3. 非流动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

    非流动儿童在认知重建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上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在发泄策略上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这与已有研究的结果相一致。非流动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代表了情绪调节策略的城乡差异。有研究发现，城乡儿童在六种情绪调节策略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63]

    非流动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这种差异很可能与城乡家长在行为习惯、教养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有关。父母对情绪所持的态度和理念会影响其具体的情绪社会化行为，持有不同情绪理念的父母，对儿童的具体情绪社会化行为的影响可能不同。[64]也可能是由于城市父母受教育水平高，经济收入高，有条件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那么，他們对子女的教育可能较科学和全面，能给子女更多的关心理解，家庭气氛更民主融洽。而农村父母受自身文化素质和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们对子女的教育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与其孩子的交流也少，相对缺少家庭教育知识，一旦子女犯错或表现不佳，更可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狠狠训斥、严厉惩罚。这样势必会影响幼儿的情绪理解和情绪调节认知，也会影响其对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和使用。[65]

    当然，非流动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家庭嘈杂度具有显著的差异，[66]而家庭嘈杂度会对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认知重建和问题解决是六种策略中发展水平较高的情绪调节策略，而发泄是六种策略中发展水平最低的策略。在这三种策略上的差异反映了城乡儿童在情绪调节策略发展上的主要差异性特征。而其他三种策略在本研究中未表现出差异性，与关于城乡差异的研究[67]不一致，这很可能是由于取样的差异造成的。前人研究的样本为隔代教养群体，而本研究的样本群体包含了隔代教养和父辈教养群体。

    （三）家庭嘈杂度高低与幼儿类型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只有家庭嘈杂度高的留守幼儿的六种情绪调节策略与其他类型的幼儿有显著的差异。家庭嘈杂度低的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家庭嘈杂度会调节不同居住生活类型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家庭嘈杂度高会放大留守幼儿和其他三种类型幼儿的差异。留守幼儿除了家庭嘈杂度要素之外，与其他三种类型幼儿最大的差异就是其与父母的分离。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近端过程是一种持久的相互作用过程，定期发生并促进发展。这种过程通过养育而在家庭内部进行，在高风险家庭中对儿童发展是最具影响力的。[68]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不良的教养方式与较低的青少年幸福感相关，家庭嘈杂度强化了消极养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家庭环境嘈杂干扰了一致的积极的养育行为。在嘈杂度较高的家庭中，父母努力进行自我调节、做出适宜的反应的能力受到了干扰和阻碍。这样就会导致更低质量的养育互动，父母会更少有时间和孩子互动，对孩子会更消极、更严厉。[69][70]当然，较差的养育过程也会导致家庭环境更混乱，更缺乏稳定性。养育过程和环境的嘈杂度是相互作用的。

    本研究也发觉家庭嘈杂度对不同类型的幼儿影响不同，家庭嘈杂度高低对留守幼儿的六种情绪调节策略均有显著影响，对流动儿童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认知重建和问题解决两种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上，对非留守幼儿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认知重建策略以及发泄与被动应付策略上，而对非流动儿童没有影响。该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养育过程与环境嘈杂度的相互作用性。留守家庭中低质量的养育过程如果叠加家庭嘈杂度的效应就会强化这种危险性因素对留守儿童情绪调节发展的影响。而非流动儿童的家庭中较高质量的养育过程会消减掉家庭嘈杂度带来的影响。对流动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来说，他们没有像留守儿童那样与父母分离，因而会有相对较多和一致的养育互动过程，但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生活环境带来了不同的影响。流动儿童中家庭嘈杂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认知重建和问题解决两种较为高级的认知策略上，而非留守儿童中家庭嘈杂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认知重建这种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和发泄与被动应付两种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上。这可能进一步说明了家庭嘈杂度对近端过程的作用机制。混乱的家庭环境可以减少父母和孩子进行积极和持续互动的机会。[71]家庭混乱可能会导致父母疲劳，耗尽父母的情感和心理储备。如生活在嘈杂度较高的家庭的母亲会形成消极的情绪、消极的养育方式，会有更多的诸如惩罚和不一致的纪律等消极的养育行为。家庭嘈杂度更多是通过养育过程影响儿童的情绪调节的发展。[72]研究表明，家庭嘈杂度在幼儿3岁之前就对养育质量有独特的影响作用，从而影响到幼儿3岁时的执行功能以及3～5岁时期的执行功能的变化。家庭嘈杂度可能是家庭中导致不良养育行为的更重要的近端过程。[73]

    五、教育建议

    （一）关注留守幼儿群体的家庭环境，改善留守幼儿的情绪情感的发展

    本研究中留守幼儿的家庭环境是最差的，情绪调节能力也是最低的。这一结果应该引起社会和留守幼儿父母的高度重视。社区要为留守家庭提供养育支持，同时鼓励在外打工的父母通过与幼儿的经常联系、聊天、鼓励、表扬或支持等方式，增强与幼儿的情感联结;同时，建议那些与留守幼儿生活在一起的监护人，不仅要满足留守幼儿的生活需求，也要经常主动地了解其心理需求，尝试与留守幼儿沟通。

    此外，大力发展流动人口所在的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学前教育。家庭情感氛围是留守幼儿比流动幼儿在家庭环境方面的一大缺失，留守幼儿的情感氛围的缺乏所造成的困扰、父母的来来往往让幼儿难以形成稳定安全的依恋，处于不安全、不稳定的情绪状态。一方面，流出地政府要把农村留守幼儿工作纳入全面提高农村学前机构教育的大视野中，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中来抓。为留守幼儿看护人提供教育、培训，并重点进行幼儿心理发展教育知识普及。另一方面，城市幼儿教育的相关部门和公共托幼机构应加大投入力度，尽力接收流动人口子女入托入园，积极创造农村留守幼儿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条件，使这些幼儿能够在父母的亲自照料下健康成长。

    （二）关注和改善流动幼儿群体的生存环境，改善流动幼儿的情绪情感的发展

    首先，社会和社区要关注流动幼儿家庭，要为流动幼儿家庭提供社会支持。社区和幼儿园要通过亲子活动和家长学校等途径，提高流动幼儿父母的养育水平，从而改善流动幼儿的情绪状况。其次，流动幼儿家长在工作之余，应多抽时间和幼儿进行各方面的交流，关心幼儿各个方面的生理、心理需要，让幼儿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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