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类纪录片媒介仪式的双重建构
米雅璐 袁文丽
【摘? ? 要】仪式传播是通过一系列仪式符号来表达意义和传递情感以实现文化共享的传播活动。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立足于文物特有的历史文化价值，通过年轻化的语态，营造了一个守护国宝、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电视媒介仪式，从而激活了观众深藏心底的民族文化记忆。本文从新媒体语境下电视媒介仪式建构的双重路径入手，揭示文博类纪录片的模式创新与传播机制。
【关键词】文博类纪录片;媒介仪式;弹幕文本;如果国宝会说话
作为传播民族风貌和文化内涵的重要媒介，电视纪录片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民族身份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物是华夏文明的遗存和见证。文博类纪录片通过影像语言对文物及其背后故事进行二次创作，既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也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价值坚守。2018年伊始，由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制作的百集微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走进大众视野。从新石器时期到宋元明清，从三星堆到古滇国，该片精选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100件国宝级珍贵文物，每集5分钟以全新视角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被誉为“纪录片里的一股清流”。在《如果国宝会说话》中，文物不再是尘封在博物馆里的艺术品，而成为勾连起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符号，彰显着中华文化的厚度和深度。本文以该片为例，梳理文博类纪录片建构媒介仪式的双重路径。
一、文博类纪录片媒介仪式建构路径
现从电视媒介仪式建构的两个主要维度即仪式主体和仪式客体入手，以《如果国宝会说话》为例，剖析文博类纪录片建构媒介仪式的方法与路径。
（一）仪式建构主体：群体关联中的自我实现
仪式本是宗教术语，指传教士和前来参加仪式的信徒们共同参与祷告的过程。不同于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仪式传播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仪式参与者的主体性地位。[1]在仪式传播框架下，传受双方不再被视作信息接收过程的两端，而是所有人协商合作、平等交往，共同建构仪式的意义，进而成就现实，规范社会秩序。在《如果国宝会说话》每集短短的5分钟里，作为虚拟主体存在的诗意解说、接受采访的各界人士及屏幕前的观众合力建构了一个温情而庄严的媒介仪式。
首先，诗化解说引领担纲。作为仪式建构的虚拟主体，解说词在电视纪录片媒介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如果国宝会说话》中，散文诗般优美的文案让节目充满了诗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来自泥土，头微微扬起，仿佛仰望天空。六千年时光流转，仿佛刹那间，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来自新石器时期的红陶器皿人头壶承载了叙述者对宇宙、时间、生命的思索。借助现代的视听语言，历史文物完成了以器传道的文化使命，在凝练、思辨、灵动的表达中仿若再生。在介绍殷墟嵌绿松石甲骨时，叙述者更是以丰富的想象穿越历史时空，为观众搭建起独立的思考空间。“此刻，我们写出的横竖撇捺，曾经一笔一画地刻在骨头上。因为刻骨，所以铭心。”叙述者既借文物追问了历史时空，又与现代时光呼应，帮助画面实现了意义扩容，建构起历史与现实共生的叙事空间，充满了哲理与思辨意味。
其次，采访嘉宾站在平民视角叙事。一直以来，我国文博类纪录片多采用宏大叙事框架，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展开叙事，往往缺乏对个体生命与现实生活的关照。《如果国宝会说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博类纪录片在叙事框架上的范式转向：在表达立场上，该片弱化了官方表达，以平等的姿态与观众交流;在内容方面，该片关注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注重其个体命运和生活状态的表达;在视角方面，该片以小人物、小故事为切口，透过个体表达勾连出微观生活背后的宏观社会背景。这样的创作取向尤其体现在节目对采访嘉宾的选择上。《如果国宝会说话》没有与其他同类题材的纪录片一样，邀请权威的专家学者为观众做讲解，而是将镜头转向了大批默默工作在行业一线的普通人，他們中有兼职服装设计师，有闹市中的说书人，有从业近十年的博物馆讲解员，也有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年演奏家……节目从他们与文物之间的故事出发，以朴素的镜头、平实的语言及生活化的场景展现出文物背后的历史议题，风格温暖而亲切、淳朴简单，激发了观众高度的情感共鸣。
最后，观众联动实现反向传播。相比传统传播范式，仪式化传播更加强调群体关联，传受双方不再通过简单的信息传递连接，而是以文化共享的形式共同参与到仪式的建构中，并最终实现对参与者的文化认同动员。仪式中多个异质主体之间并不是独立的，媒介仪式的建构有赖于仪式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和互动关系，这一点在新媒体语境下体现得更为明显。当《如果国宝会说话》被同步到弹幕视频网站bilibili后，其诗意、唯美的叙事风格迅速得到了年轻观众的认可，他们对传统文化强烈的价值期待使得节目的粉丝呈现“井喷式”增长。在青年群体的推动下，该片在社交平台的口碑持续发酵，形成热门话题，进而得到了传统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实现了文化产品由新媒体平台至传统媒体的反向传播。
（二）仪式建构客体：价值载体与文化认同
在媒介仪式中，一些具有强烈文化意向和历史隐喻的标识物通常被设定为仪式的重要载体。文物是华夏文明的遗存和见证，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数千年的文化记忆。在《如果国宝会说话》中担当标识物的是100件精心挑选的国宝级文物，它们代表了每个时代顶级的工艺水平，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总体而言，这些文物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地域性折射乡土情结。传播仪式观认为，人们之所以能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在于他们拥有共同的信念目标、知识框架及情感倾向，这也是一个群体得以建构的基石。[2]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受到农耕文明传统和儒家伦理的长期浸染，一直以来，乡土情结是中国人身上一枚特殊的烙印，是民族向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国宝会说话》中的文物选自21个不同省市，反映了各地政治、历史、人文等区域特征，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这其中有来自山东考古研究所，代表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有出土自四川广元三星堆遗址的神秘青铜人像;还有发掘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鸮尊……各地文物在节目中得到推广和认同，对于当地观众而言是值得自豪的事，基于地域的身份认同在此时被激发出来，进一步唤醒了观众内心深处潜藏的乡土家国情怀。
形式美提升美学意境。形式美是一个美学词汇，指构成事物物质材料的自然属性及其组合规律所呈现出的审美特性。它是体现美学境界的一个重要指征，其基本法则包括对称、均衡、节奏、比例的和谐、方圆的变化等。在形式美诸多基本法则中，多样统一是最高表现形式，体现在作品里即和谐。《如果国宝会说话》中呈现的国宝，其所属时代、铸造工艺、用途都不尽相同，既有用于大型祭祀的礼器，也有柔美多情的女性饰物;既有调动千军万马的兵符，也有发出两千年前中国之声的古乐器。它们在造型上既各具特色，又彼此关联、交相辉映，既丰富又纯粹，既发散又内敛，既多样又统一，形式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拟人化吸引年轻受众。拟人化本是一种修辞手法，是将非人的事物人格化，赋予其“人性”色彩。在《如果国宝会说话》中，历史文物常被赋予人的思想情感和生命体征，以第一人称视角穿越古今向观众倾诉衷肠。如在介绍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时，节目突破了传统解说的形式，大胆地将文物拟人化，借香囊之口述说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唯美的爱情故事。轻松活泼的语态消解了传统文化类纪录片的严肃刻板，营造了观众与远古文物对话的现代语境，犹如朋友间的闲聊，消弭了历史文物的神秘感和距离感，在网络上吸引了大批年轻受众。“萌”是当下火热的审美现象，节目在介绍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存——陶鹰鼎时也借用了这个网络热词，将陶鹰鼎描述为有着“胖胖腿”的鹰，用“萌萌哒”的形象展示着“肌肉萌”，灵动而传神。
二、基于弹幕场域的媒介仪式再建构
传播渠道方面，《如果国宝会说话》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台网同播的模式，年轻受众能够通过B站关注节目，并依据观后感受自由发送弹幕，与其他网友互动。通过弹幕再生产，节目将松散的网民聚集为网络文化共同体，共同建构起弹幕场域中传统文化传播的媒介仪式。[3]
（一）作为群体黏合剂的网络表达
观众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弹幕文本的生产主动参与传播仪式的框架建构，在弹幕场域内搭建的网络话语体系连接了节目内容与传播仪式，建立起想象的共同体，并由此对节目内容产生情感共鸣。在文化形态上，传统文化与新生代文化存在着天然的差异。传统文化给观众的印象是严肃、厚重、遥远的。今天，传统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如何摆脱严肃刻板的话语体系，以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作为一个以弹幕互动为标签的新媒体平台，B站提供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对话空间。在纪录片播放过程中，屏幕上方悬浮着大量匿名评论，且多为二次元风格表达。尽管题材严肃、目的性明确、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博类纪录片在网络叙事下被多重解构，甚至被重塑为二次元的网络符号，可从现实的传播效果来看，新媒体形式的解读却并未偏离节目原有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内核，反而因弹幕互动使观众增强了观看乐趣，增进了情感和文化认同。《如果国宝会说话》每集临近结束时弹幕都会掀起一个赞美文物、表达民族文化自信的小高峰，出现频率最高的内容是希望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引发了网友的刷屏行为。在这一过程中，网民们以文本狂欢的形式构建网络叙事话语体系，并通过与他人频繁的符号性互动，形成了借由符号认知、认同而确定的群体关系。[4]
（二）借助扩容与重构实现文本再生产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认为，电视文本应具有开放性，它甚至可以被描述为主流意识形态与观众之间的博弈场。基于电视文本具有“开放式”特征，费斯克提出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即承认受众自我解读和创作权力的文本），用以描述电视这种“大众的作者式文本”。[5]原初文本被擴展了解释空间，向受众提供了对内容进行二次加工的机会，从而实现文本扩容与意义重构。纪录片中许多场景和画面没有过多的旁白和解说，在原初文本空白、充满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B站受众以发送弹幕的方式对纪录片进行了大量的细节补充，使得该片在B站的意义呈现更加丰富。受众通过发送弹幕对视频内容进行实时评论、吐槽、补充，这种弹幕再生产，使B站受众实现了对传统电视纪录片的文本生产，其主体性是借由技术中介在特定文本的创造性生产过程中获得的。例如在《后母戊鼎：国之重器》一集中，当节目以动画形式还原四千年前后母戊鼎的锻造场景时，大量关于青铜器冶炼原理和铸造工艺的弹幕刷屏，这种对历史背景的补充和探讨使节目的知识量得到拓展。而《曾侯乙编钟：中国之声》一集，短短5分钟，节目采用播放历史音频（1986年采录于湖北博物馆）的呈现方式。由于整个过程没有解说，网友们自发充当讲解员角色，在弹幕中讨论编钟及其他中国传统乐器的发声原理和相关的乐理知识。在弹幕的讨论中还会发现许多未详细说明的细节，如一些文物上刻画的图腾和附着的纹饰，尽管纪录片解说词中并未提及，但观众会在弹幕里自发讨论，阐释其合理性，甚至塑造出与原片完全不同的意义空间。
注释：
[1]张孝翠.论仪式传播与参与主体性[J].国际新闻界，2009（04）：41-44.
[2]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张铮，邓妍方.从《国家宝藏》探析传统文化在弹幕场域的建构[J].电视研究，2018（07）：35-37.
[4]谭宇菲.新媒体场域中传统文化传播仪式建构研究——以《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09）：114-116.
[5]张潇扬.“生产者式”电视文本的现代性解读——基于约翰·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研究视角[J].当代传播，2014（04）：23-25.
（作者：米雅璐，山西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袁文丽，山西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副教授）
责编：周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