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为农民谋利的邓子恢
孟俭红
邓子恢是我党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邓子恢一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一心为农民谋利，成为我党著名的“农民问题专家”。央视近年播出了电视剧《邓子恢》，剧中主题歌唱到：“放不下农民的衣食，忘不了父老的情谊。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我人生全部意义。”这几句歌词，既是邓子恢不忘农民本色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他革命生涯的最高褒奖。
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
1928年3月，邓子恢等人领导后田农民进行武装暴动，开创了土地革命的先声。随后，邓子恢在永定溪南主持分田工作。在讨论分田的具体政策时，邓子恢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闽西从来没有搞过分配土地，中央此前虽然发布过关于土地斗争的纲领，但他们没见过。该如何分田呢？邓子恢认为，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是，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群众。随后，他一面深入农村调研，一面召集有经验、熟悉土地情况的农民开座谈会，最终根据大多数人的想法，制定了“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政策。
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在上杭南阳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邓子恢等80多人参会。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作报告时，介绍了当时土地革命中遇到的土地肥瘦不均、富农占便宜、贫雇农吃亏的问题。“开始分田时，出田户一般是富农，进田户大都是贫雇农，因为实行‘以原耕地为基础的原则，只重视在土地数量上按人口平均分配，忽略了土地质量的好坏搭配。结果，贫雇农分进之田，大都是远田、山田、瘦田，以及缺水的坡田和产量低的冷浆田，而富农留下的田，都是近田、好田、肥田，贫雇农很有意见。”
邓子恢在报告中还说道：“所以，我们今年春天实行了一条新政策，在原来‘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加了一条，叫‘抽肥补瘦，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在东肖率先试行之后，迅速被推行到闽西各县，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创造，提议把这条政策写进会议决议，以后再扩大到赣南红色区域实行，与会人员均表示“同意”。从此，“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被推广到全党土地革命实践中，使党的土地政策更臻完善。
“入社不能强拉硬推，要创造一个与民休养生息的过渡期”
1953年1月，担任中南局第二书记的邓子恢奉调中央，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0月初，他受中央委托，率领工作组到南方各省就农村合作化运动进行考察指导。其时，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三大改造”。为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央的政策是把获得土地的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发展集体生产。但一些地方在运动中出现了盲目追求高级形式、强迫农民入社的现象，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在4月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邓子恢指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要“稳步前进”，切忌急躁冒进。这获得了中央认可。
在赴南方调研途中，邓子恢说：“我们在政策上应该积极引导，顾及他们的利益要求，入社不能强拉硬推，要创造一个与民休养生息的过渡期。”11月中旬，邓子恢一行抵达福建龙岩，这是他离开家乡15年后第一次回到养育他的土地上。那些日子，在龙岩的村舍田头，不时出现邓子恢的身影，他进农户，看庄稼，认真听取农民对入社的意见。在白土合作社群众座谈会上，邓子恢纠正了强拉耕牛、捆绑入社的粗暴行为。他说，在大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农民兄弟都能积极参加赤卫队，那是因为当时我们闽西党组织坚决贯彻了党的群众宣传政策，使得他们知道跟着共产党走，日子会越过越好。可是，大家看看今天这事情，你方法简单粗暴，不做说服教育就硬拉人家的牛，强迫人家入社，搞得干群关系紧张。心都不贴在一起，生产下滑饿肚子，这样的社办了也得垮！
12月上旬，邓子恢结束在鄂、苏、沪、浙、闽、赣、湘等地农村历时2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研究，返回北京。在外地以及家乡的日日夜夜，他深入基层，作报告和召开各种干部群众座谈会，接待群众数百人，处理大量群众来信，摸清了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问题，总结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经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7份书面调查报告。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办社经验，进一步明确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會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在这个决议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到发展期，农业生产普遍提高，巩固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
为农民争取5%的自留地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邓子恢为照顾农民吃菜等需要，支持社员根据自己的意愿保留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收入归其个人所有，不参加集体分配，这就是自留地，受到了农民欢迎。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指出：“社员应该有小量的自留地，大约相当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作为菜园，或者用以经营某些补充的农作物和农业副业。”
但是，后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取消自留地的做法。邓子恢于1959年4月向中央建议恢复自留地，被中央采纳。此间，党内一些干部对恢复自留地持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可以恢复，但5%的比例似乎太高。6月中旬，邓子恢给毛泽东写了信。在信中，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保留自留地及保持5%比例的必要性。他认为，保留自留地“对整个生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有同志所提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地少人多，每人分地只有1亩，甚至七八分，似乎留5%会影响集体生产。事实上因为自留地是按百分比留的，分地少的地方，自留地当然也就少。他还以自家为例进行论证，革命前我家里大小六口人，每年种植菜园总是三分地左右，这三分地菜园经营得好，除了种蔬菜自给自足外，还可以种些地瓜、大薯、毛芋等作为养猪饲料之用。所以，按每人分地5%留自留地是适当的。算完自家账，邓子恢又算全国的账：“全国现有耕地16亿亩，按5%留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8000万亩。花这8000万亩地，可以解决5亿多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5亿多农民不再向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
邓子恢的这封信，既讲事实，又据理力争，数字与事例并有，宏观与微观兼顾，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5%的自留地就此保留了下来。正是有了这点宝贵的自留地，在随后到来的三年困难时期，无数农民得以度过最为艰难的岁月。
邓子恢心系农民的朴素胸怀、情系农民的真挚言行，至今仍是各级领导做好“三农”工作的生动教材，是党员干部改进作风的一杆标尺，也是我们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学习榜样。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