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文明冲突论”的背后是冷战思维和种族主义

    季思

    【内容提要】2018年以来，美国采取“逆全球化”行为以应对其在全球扩张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试图通过政治和经济干预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权。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有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但根源在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层资本逻辑。正确认识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的资本逻辑及其影响，有助于应对和反制其行为，从而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

    【关键词】逆全球化;资本逻辑;垄断资本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6.009

    2018年以来，美国的“逆全球化”[1]行为愈演愈烈，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而经济原因最为根本。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方法，深刻把握美国“逆全球化”行为背后的垄断资本逻辑，能够科学有效地把握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顺应潮流、有所作为。

    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的表现

    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原则，发起“贸易战”并任性“退群”，标志着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且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明显转变。美國的“逆全球化”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多国发起“贸易战”。其一，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称将依据“301调查”结果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由此拉开了对华“贸易战”的序幕。此后，中美双方“贸易战”不断升级，此后虽经多次谈判，但至今未能达成协议。其二，美国政府宣布从2018年6月1日起，对其传统盟友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的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惩罚性关税。其三，从2018年4月起，美国政府以审查“普遍优惠制度（普惠制）适用资格”为由，计划剥夺泰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印度等国的“免税权”。二是任性“退群”。据不完全统计，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已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全球移民协议》和“伊朗核协议”等多个国际协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组织。最后，美国政府以隔绝非法移民涌入等为由，拒绝对伊拉克、伊朗、索马里、苏丹、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多个穆斯林国家移民发放签证，还不惜让政府“停摆”以推动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筑隔离墙。美国的上述行为使其从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转变成了当前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发展的阻碍者，深刻影响了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秩序。

    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的种种表现，都表明其执意奉行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与霸权主义。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由于受国内民粹主义影响，更加强调践行“美国优先”原则，表面上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采取回避态度，实质是捍卫美国的狭隘价值观。在此背景下，美国文化保守主义兴起。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就是“担忧社会文化传统的蜕变，极力捍卫正统宗教与价值观”[2]的一种社会思潮。从长远看，美国追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因为它是美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换言之，特朗普利用美国中下层选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这个不满是美国自身问题引起，但却被归因到美国的贸易逆差等全球化相关议题）赢得大选，但他回应竞选时对选民承诺的“努力”并不能成为判定他抛弃了美国自由经济模式和思想文化传统的根据。事实上，美国也不可能抛弃传统价值观，因为这是维护其国内垄断资本充分获取利益的基本要素。随着美国对世界经济和贸易控制力减弱，特朗普政府调整贸易政策以重构世界贸易格局，不失为践行“美国优先”原则的重要选项。从根本上说，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是手段而非目的。

    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的

    深层垄断资本逻辑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3]分析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离不开垄断资本逻辑的视角。实际上，美国“逆全球化”行为出现的根源是其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中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美国试图凭借“美元霸权”优势，采取经济贸易手段，强力干预和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从而维护自身的资本霸权和世界经济主导权。

    一、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不可能违背资本逻辑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绝对优势地位。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全球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通过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来实现。

    资本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概念和方法，是分析当前美国各种行为的重要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追逐利润是资本运动的一种内在动力，“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4]因此，所谓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寻求价值增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资本逻辑以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为重要条件，资本在市场环境下自由流动，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其对利润的追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最终实现自身的增殖。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看：在资本逻辑作用机理下，资本能够一直为实现自身增殖而不断扩张，如果遇到阻碍扩张的因素，资本也会进行必要的收缩和调适。[5]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进程。全球化的推进，有利于实现全球范围商品、服务、技术、信息、货币、人员、资金、管理经验等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跨区流动;有利于资本扩张，实现全球范围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逆全球化”不利于资本自由流动，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那么，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行为是否违背资本逻辑呢？从根本上说，它没有也不可能违背资本逻辑。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特朗普政府始终为美国的资本家和资本集团代言，遵从资本逻辑是必然的。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对其经济和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这种影响都没有彻底消除，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美国资本的获利空间。金融危机给美国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暴露了其经济结构方面的诸多问题，使得其统治集团不得不高度重视金融衍生品泛滥带来的风险。通过奥巴马时期采取的系列经济发展措施，美国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实体经济不振、失业率攀升等问题有所缓解。但这些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并且引发了美国社会中下层对“美国梦”的质疑以及对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和作用的怀疑。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要求强化其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控制和干预，确保其资本有更多的获利机会和更大的扩张空间。另一方面，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剑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目的在于打压快速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重新调整和规划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贸易格局，为美国资本“全球通吃”提供条件。虽然美国与其传统盟友（日本和欧洲部分国家）也有“贸易战”，但在美国看来，挑战其全球经济霸权和贸易主导地位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因为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已经稳居世界第二，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此轮“逆全球化”来势汹汹，美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外交等方面采取组合拳，实质上就是要通过综合手段打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保障自身经济的发展优先权。因此，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不仅没有违背资本逻辑，而且是强化资本逻辑的特殊反映。

    二、美国采取“逆全球化”行为背后的深层垄断资本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是分析认识美国采取“逆全球化”行为的重要理论武器。但是，仅仅在一般的资本批判上分析，还难以深刻揭示美国采取“逆全球化”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垄断资本主义获取超额利潤（剩余价值）这一垄断资本逻辑上作出解释。

    马克思主义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本质上看，垄断资本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一般本质，“当它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尖锐。”[6]从垄断资本获取超额利润（剩余价值）的本性看，所谓垄断资本逻辑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超额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伴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出现在强大垄断资本支配下的资本主义强国控制和掠夺相对弱小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而出现典型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关于垄断资本获取超额利润（剩余价值）的逻辑是深层次剖析美国采取“逆全球化”行为的重要视角。只有深刻领会和把握垄断资本主义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垄断资本逻辑，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美国为何执意采取“逆全球化”行为。

    第一，客观上美国仍然是唯一的垄断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对世界经济贸易仍有绝对影响力，特朗普上台执政后认为这种影响力应该而且必须落实到“美国优先”原则上来。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本意不是真正彻底反对全球化，而是要重新构建美国垄断资本操纵下的全球化。在世界历史上，全球化有久远的历史，而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仍是二战后由美国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在相当长时间里，美国都保持了垄断资本优势以及政治和外交霸权。与世界历史上曾经称霸的西班牙、英国等国家不同，美国的经济霸权不是简单通过殖民掠夺，而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霸权实现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干预和经济殖民来实现的。特朗普政府认为，在当前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已经难以通过现有的国际贸易机制和常规手段来维护美元霸权和保障其垄断资本的绝对优势，而以扭转贸易逆差为由，迫使其他国家全面修订或重新制定经济和贸易规则会更加有效。因此，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种种“逆全球化”行为，目的都是为了应对日益不受美国操控的全球化，捍卫和维护自身的主导权和利益优先权。可见，美国不是置资本逻辑于不顾，而是在强化垄断资本逻辑。

    第二，美国政府采取“逆全球化”行为维护垄断资本获取超额利润有成功的历史经验为鉴。二战以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迅速恢复发展生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对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是日本汽车产业对本国汽车产业造成冲击大为不满，要求日本按照其“意图”发展经济，强迫日本于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日元被迫贬值，日本经济从此发展放缓。这对日本来说是灾难，对美国来说则是维护垄断资本霸权的成功典范。如今，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特别是全球参与能力的增强，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都极大地影响到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这让美国感到不安，认为其自身利益特别是垄断资本获取超额利润（剩余价值）的外部条件受到了损害。同时，日本、欧盟等传统盟友也在经济贸易方面降低了对美国的依赖，影响到了美国作为资本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在特朗普政府看来，通过对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和规则“重新洗牌”，是确保“美国优先”的不二选择。

    第三，美国政府采取“逆全球化”行为是依据垄断资本逻辑进行长远考量的结果。垄断资本逻辑推动下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是动态变化的，因为资本兼并经常性发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更加常态化。在瓜分殖民地已经不被允许的今天，争夺世界经济贸易主导权的斗争必然经常化。为此，垄断资本支配下的垄断资本主义强国，必然在确保资本强大的同时，在国际分工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也保持绝对主导权。长期以来，为确保在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的绝对主导地位，美国不惜经常对他国进行经济制裁和技术控制。特朗普政府认为，没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不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会使自身的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逐步丧失，而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门槛”，能够保持美国资本的垄断地位，确保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始终掌握规则制定权以及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高技术商品的定价权，从而确保垄断资本获得超额利润。

    总之，获取超额利润是垄断资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朗普政府的所有举措都遵循这一逻辑。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行为，不是根本否定全球化，而是要重构垄断资本霸权，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垄断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障碍，更好操纵他国技术、资本、资源为其垄断资本服务，因为“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 [7]

    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的影响

    通过在垄断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分析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并非任性而为，而是有很强的逻辑支撑和现实背景，因此其在短期内不会轻易改变“逆全球化”的行为。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不仅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恶化了全球贸易发展和投资环境，而且给国际贸易体系带来了重大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美国“逆全球化”行为主要有如下影响。

    其一，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一是对全球经济增速造成影响。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呈增长态势，但持续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7%，比2018年4月的预测调低了0.2个百分点;2019年1月，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分别放缓至2.9%和2.8%。[8]二是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受美国“逆全球化”行为影响，各主要经济体在2019年的增长预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但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幅度要略高于发达国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9年3月6日在巴黎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9年和2020年，二十国集团经济将分别增长3.5%和3.7%;美国经济将分别增长2.6%和2.2%;欧元区经济将分别增长1%和1.2%，其中2019年德国经济增速将只有0.7%，低于法国的1.3%，意大利将面临经济衰退;英国经济受到“脱欧”进程的影响，2019年增速将只有0.8%，并且如果出现无协议“脱欧”的情况，英国经济也有可能陷入衰退。[9]三是中国经济实力稳步提升，但面临风险增大。IMF维持对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均增长6.2%的预估，但同时表示，如果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下去，即使政府努力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银行贷款来刺激经济增长，经济活动也可能不及预期。此外，“美国优先”的垄断资本逻辑还对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理念造成了负面影响，使“贸易保护主义”“本国优先主义”有所抬头，这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造成影响。

    其二，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深刻影响国际贸易体系。2018年以来，受美国“逆全球化”行为影响，国际多边自由贸易机制失灵，WTO改革分歧严重，双边自由贸易和区域自由贸易有新发展。一是美国蓄意阻挠WTO上诉机构开启新法官候选人甄选程序，致使该机构面临瘫痪危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年度贸易报告中透露出对现行WTO制度的不满，认为WTO的多边贸易机制效率低下、运行不透明，过度使用“发展中国家待遇”，美国借此实施单边制裁，强烈要求WTO全面改革。正如WTO前总干事拉米所说：美国人总是在后悔向这个超主权机制让步。[10]二是西方国家通过对话解决多边贸易体制的努力受到美国抵制。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在七国集团（G7）层面协调立场，推动巩固多边贸易体制的对话，但是情况并不乐观。在2018年G7峰会联合声明中，除美国之外的国家确认基于公开、透明、包容及与WTO规则相符的贸易协定是重要的，且承诺将使WTO更现代化，使其尽快变得更加公平。然而，在“空军一号”上也热衷上网发推特的特朗普看到公报简讯后，愤怒地指示美国代表“不要在上面签名”。[11]三是双边自由贸易和区域自由贸易有新发展。2018年以来，美国“逆全球化”行为愈演愈烈，突出体现在特朗普政府质疑并威胁退出WTO，与日本、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家和国际组织重新进行贸易谈判。在此背景下，其他发达国家并未坐视美国“逆全球化”行为对国际贸易体系的破坏，而是采取行动积极应对。2018年以来，日本除正式与新加坡、智利等环太平洋国家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外，还与欧盟签署了《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欧盟一方面不断推进WTO改革以维护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另一方面也积极地推进对外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此外，许多新兴国家之间也加强双边贸易谈判和合作。2019年以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挪威自由贸易协定等双边贸易谈判取得新进展。

    尽管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给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蒙上了阴影，对国际贸易体系也产生了深层次不利影响，但各国仍然坚持维护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共识。在2018年西方七国集团（G7）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呼吁中美欧日联手对WTO进行改革，且将讨论范围逐渐扩大到G20和经合组织（OECD）国家之中。[12] 2018年9月14日，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举行的G20贸易和投资部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呼吁加强“对话和行动”，以更新WTO体系，遏制风险，确保可持续经济增长。在最新的中国和法国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认为，所有成员均应遵守其在WTO中的承诺和义务，以维护多边体系的牢固性和可信度，两国倡导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体系发展，维护以规则为基础、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13]针对WTO的改革，中国强调，WTO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支柱，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对WTO进行必要改革，但改革不能推倒重来，而是要通过改革加以完善，增强其权威性和有效性，为此提出了“三项原则和五点主张。”[14]

    结?? 语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显著特征和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必然方向，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的出现既有现实的保守主义思想文化背景，也有深刻的垄断资本逻辑。美国“逆全球化”行为是为了按照自身意志重构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贸易体系，保持美国垄断资本的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其长期稳定获取超额利润的根本目的。因此，美国既不会放弃对全球政治和资本的控制，也不会让自身在“逆全球化”行为中遭受更大损失、付出巨大代价。“就美国国家核心利益而言，只有通过由它主导的全球化，才能获得所需要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从而确保美国在欧亚大陆上不被孤立，防止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一个超级强权国家挑战美国世界领导者的地位。”[15]因此，要辩证认识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的影响。一方面，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个人或某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纵然有不同的声音甚至障碍，其根本进程也不会改变，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可以脱离全球化进程，美国也不例外。另一方面，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以及国际贸易体系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对和反制这种行为及其背后的垄断资本逻辑，还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甘冲）

    [1] 所谓“逆全球化”就是指阻碍全球经济发展、威胁国际政治秩序稳定的历史运动。

    [2] 安然：《美国保守主义的内涵与风格》，载《求是学刊》，2016年第3期，第16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5] 张严：《从危机应对看资本逻辑的弹性及其限度》，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125页。

    [6] 黄顺君：《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垄断资本及其当代启示》，载《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第19页。

    [7] Hannah Arendt，Imperialis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anovich.Inc.，Publishers，1968，p.23.

    [8]《世界经济：复苏有望持续?旅程依然艰难》，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111/c40531-30516342.html。

    [9]《经合组织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3%》，http：//www.sohu.com/a/299512658_123753。

    [10]《WTO：被改革还是被邊缘化》，载《第一财经日报》，2018年6月11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6-11/doc-ihcufqif6322114.shtml。

    [11][12] 同[10]。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648697.shtml。

    [14]《商务部部长钟山出席2019年全国两会记者会就“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答记者问》， http：//interview.mofcom.gov.cn/detail/201903/ff8080816899054201696bb79f470084.html。

    [15] 刘庆彬，吴建树：《美国当前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逻辑》，载《环球时报》，2018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