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民主政党的生存现状与发展前景：从整体低迷到初现起色
伍慧萍
【内容提要】欧洲社会民主政党推动了欧洲福利国家建设和劳工权益保障，一度作为全民党拥有广泛影响力，在政党政治格局与社会政策中打下了深深烙印。但最近十几年来，欧洲社会民主政党政治表现持续低迷，其支持率整体走低的背后既有纲领、议题、路线、人事等方面的内在原因，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变迁以及政党竞争日趋激烈等外部原因。2019年以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经过路线调整，其支持率在若干国家初见好转，但整体走向呈明显的分化态势。欧洲社会民主政党能否彻底走出低谷，关键取决于其能否重拾批判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找准长远定位，拿出有说服力的纲领主张。
【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 欧洲; 政党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7.005
欧洲社会民主政党中不乏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那样有着上百年乃至150多年历史的传统大党，这些政党一度在欧洲各国政党政治体制中地位稳固，拥有全民党的影响力，均领导过政府或参与执政。然而，最近十几年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整体走势持续低迷，在选举中表现差强人意，民众信任度和政治影响力急剧下滑，部分社会民主政党甚至陷入生存危机。
欧洲社会民主政党的发展现状
20世纪6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政党进入稳定上升期，在不少国家获得执政或参政权。这一时期，这些政党延续了其传统政策主张，致力于维护劳工阶层利益，缓和劳资矛盾，推动欧洲各国创立或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和公共健康保障体系，为欧洲福利国家建设和贫富差距缩小作出了贡献，在战后欧洲政治格局中打下了深深烙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民主政党还在欧洲范围内经历过一轮复兴，在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不少欧洲国家上台执政。但进入21世纪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在选举中普遍呈现持续下行趋势。1999年，社会民主政党尚在欧盟28国中的15个国家领导政府，如今，这一数字降至8个。1998—2018年，各国社会民主政党在历次选举中的平均得票率从25.3%跌至20.9%，只在马耳他持续维持高支持率。[1]自2010年以来，社会民主政党在多国（如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克罗地亚和立陶宛等）失去主要执政党地位而被迫下台。具体而言，当前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的发展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趋势。
第一种是支持率“断崖式”下跌。1998—2018年间，法国、德国、荷兰、波兰、希腊、斯洛文尼亚等国的社会民主政党得票率大幅下跌。在法国，法国社会党候选人在2017年总统大选的初选中仅获得6.4%的选票，第三次未能进入总统选举的第二轮票选，法国社会党也痛失执政党地位，马克龙、阿蒙等人纷纷离开社会党另起炉灶，而该党出身的法国前总理瓦尔斯则哀叹法国“社会民主已死”。在希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率从2009年议会选举中的43.9%雪崩式下跌至2012年的13.2%，失去执政党地位，在2016年议会选举中进一步跌至6.3%。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从1998年的40.9%锐减至2017年大选中的20.5%，折损半数选票。在西班牙，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2016年大选中的得票率仅为22.6%，是该党建党140年来最差成绩。在荷兰，荷兰工党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下跌至5.7%，降幅达19%，在议会中的排名也从第二降至第七。[2]
第二種是支持率起伏不定。1998—2018年间，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从2000年的36%增至2011年的58.6%高位，后降至2016年的45.5%;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经历2002年的13.5%到2012年的44.4%再到2016年28.3%的起落，但仍维持了主要执政党的地位;保加利亚社会党在历次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率同样经历较大起伏，目前基本稳定为该国第二大党，2017年大选得票率为27.9%。[3]
第三种是稳定获得较高支持率。1998—2018年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选举得票率稳定在28%—40%，长期保持执政地位，英国工党的得票率保持在29%—43%，葡萄牙社会民主党保持在28%—44%，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则稳定在27%—37%之间。这其中尤其以马耳他执政党工党的表现最为稳定出色，一直保持47%—55%的高位。[4]
欧洲社会民主政党整体低迷的原因
社会民主政党的支持率在欧洲政党格局中集体走低，边缘化和衰退趋势加剧，这既有自身的纲领、议题、路线、人事等方面的内在原因，也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变迁以及政党竞争日趋激烈等宏观框架条件和外部因素影响。
一、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迁
工业时代的开启给欧洲社会带来社会经济领域的劳资分歧，社会民主政党作为工人阶级代表开始走上欧洲政治舞台并发挥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迎来新一轮迅猛发展，欧洲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加速重构，传统政党价值纽带逐步松动，政党归属和政治效忠日渐淡漠，旧有的左右政治分野被打破，新的社会阶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政治动员方式不断出现，劳资分歧虽然仍是欧洲社会主要矛盾之一，但已不再是唯一决定性分歧。瑞士学者克里斯（Hanspeter Kriesi）认为，西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融入”（Integration）与“划界”（Demarcation）这一组新的、基于价值观的社会分歧，[5]具体表现为开放、包容的世界主义者与封闭、划界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对峙。德国学者雷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认为，当前欧洲社会可大致分为三个阶级：一是新中产阶级，受益于全球化，笃信世界主义;二是老中产阶级，经济上不一定是输家，理念上多支持自由贸易，但由于文化和生活模式发生重大转变而产生担忧，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输家;三是“新工人阶级”，因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竞争导致经济社会地位下降，落入社会底层。[6]
阶级构成的变化直接削弱了欧洲社会民主政党的群众基础。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老工业基地的传统票仓，由于就业岗位减少、工会作用日渐下降、产业工人阶级人口占比显著下降，社会民主政党的党员规模急剧萎缩，逐渐失去作为全民党的大党优势。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1976年一度突破100万达到峰顶，但自1990年以来逐步萎缩，2016年时党员仅剩43.3万，减少半数以上。[7]英国工党1952年党员人数就已超过100万，在杰里米·科尔宾担任党首后还曾出现过一波入党高潮，但难以保持上升势头，党员人数在2018年跌至54万。[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党员队伍也从20世纪70年代的72万跌至2017年的18万，[9]法国、荷兰等国的社会民主政党同样难逃党员人数锐减的命运。
二、路线调整偏离纲领特色
欧洲社会民主政党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三次路线方向选择与战略性调整。
其一，二战后完成“去意识形态化”。20世纪中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陆续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突出强调代言工人阶级利益对抗大资产阶级，转而面向社会各阶级开放，确立“市民阶层政党”乃至“全民党”的发展定位。在纲领路线调整到位后，社会民主政党在欧洲各国陆续执政参政，走向政治实用主义。
其二，20世纪末走上“第三条道路”。福利体系和经济发展给欧洲社会结构带来变化，催生大批新中间阶层。对此，各国社会民主政党进行重新定位，发展成为中左政党和“新中间派”，向政治中间地带靠拢，试图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1999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发表“布莱尔-施罗德宣言”，宣称要让欧洲社会民主政党跟上时代。与此相应，布莱尔及其继任者布朗在英国打造中间路线的“新工党”，施罗德在德国实施“2010议程”改革，主动拿社会福利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开刀，逐步偏离该党工人运动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公正的纲领特色，社会政策引发铁杆选民不满。
其三，经济危机背景下追随新自由主义路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及其余波中，社会民主政党支持贸易自由化，追随传统右翼政党的财政紧缩政策和欧元区危机管理理念，纲领思想进一步右转并与新自由主义合流。希腊、西班牙等国执政的社会民主政党遵从严格紧缩路线，削减社会福利，而荷兰、德国等国的社会民主政党在与中右阵营联合执政的过程中同样支持紧缩政策。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的危机为左翼政党提供了“驯服资本主义”的绝佳时机，但欧洲社会民主政党均难以拿出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
伴随着历次路线调整，社会民主政党在欧洲政党体制中的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反建制的阶级党发展成为精英化的主流政党。这直接导致的一个悖论是，虽然欧洲各国的劳工权利在社会民主政党执政参政期间得到显著增强，但这些政党与其传统支持者工人及社会底层之间的天然纽带日益松动，以至于这些支持者深感遭到背叛，在大选中转投其他政党。
三、政党竞争趋向激烈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入新一轮迅猛发展阶段，推动欧洲政治与社会生态发生复杂演变，政党竞争日益活跃，传统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动员力严重下降。一方面，新的社会分歧的出现挤压了传统大党的政治生存空间，导致各国政党格局普遍出现碎片化、平均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传统大党主动走中间化发展路线，为其他政治力量腾挪出政治空间，新兴政党、新生代力量、政治素人和社会运动积极填补真空，全新动员形式不断涌现，向传统大党提出有力挑战。其结果是，欧洲政治和政党版图加速重构，在包括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多国，中左和中右政党两分天下、轮流上台执政的旧有政治格局已被打破。
具体到社会民主政党，它们在面对传统票仓和铁杆选民流失时普遍束手无策，应对手段十分有限。社会民主政党主要面临三个阵营的争夺与挑战：一是中右阵营，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下称“基民盟”）为典型代表，此类政党左转向中间靠拢，吸引了一部分上升为新中产阶层的全球化赢家。二是左翼民粹政党，以法国的“不屈法国”、西班牙的“我们能”和希腊的“激进左翼”为代表，这其中少数政党甚至是从社会民主政党中分裂而来，主要吸引失业者或社会底层的全球化输家。三是右翼民粹和国家保守主义政党，以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联盟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为代表，借助欧洲近十年来的多重危机尤其是难民危機引发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安全感，打出保护主义、工资公平等口号，主要争取到担心丧失经济社会地位的老中产阶层支持，部分政党甚至结合左倾的社会福利纲领，成功吸引到中下阶层选民支持。
四、核心议题优势日渐丧失
社会公平一度是欧洲社会民主政党的核心议题，如今，这些政党不但逐渐丧失在传统议题上的优势，而且设置新议题的能力也乏善可陈。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社会民主政党擅长的传统议题不再是欧洲社会迫切关心的问题。早在19世纪中后期，社会政策就已成为欧洲各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二战后，它们又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普遍福利制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国家的劳工权利得到进一步改善。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欧洲社会同样存在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但从全球比较来看，2017年欧盟28国基尼系数在0.25—0.4之间，平均值为0.3，[10]其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仍显著低于世界上多数国家。与此相应，社会公正往往不再是选民迫切关心、能够左右选举结果的决定性议题。
其次，社会民主政党丧失对传统议题的单独代表权。中右政党大量吸收借鉴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公平议题，使社会民主政党失去了这一议题的单独代表性，这其中的典型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吸收了社会民主政党不少社会政策主张，如出台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养老金制度和抑制房租上涨等，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民主化”趋势，两党的社会政策主张日益趋同。而各类左翼和右翼民粹政党出于争夺全球化输家的考虑，同样提出左倾的社会政策纲领。
最后，社会民主政党对民众关心的时代新议题几无建树。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危机令欧洲人开始高度关注时代新问题、新挑战，例如逆全球化、东西方冲突、难民危机、文化冲突、安全、反恐、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网络舆论环境等等。对于这些新议题，社会民主政党拿不出富有创意和魄力的方案，只能将新领域拱手让给其他政党。例如，保守党在经济增长、安全和移民领域，绿党在环保、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自由党在数字化和教育领域，均提出自己鲜明的政策主张和治理方案。
五、政治领军人物严重匮乏
历史上，欧洲社会民主政党曾涌现出不少拥有较高政治声望和政治魄力的领袖人物，例如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勃兰特和施密特、瑞典首相帕尔梅以及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等。冷战结束后，欧洲社会民主政党还出现过一批较有影响力的政府首脑，例如英国首相布莱尔、葡萄牙总理古特雷斯、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理若斯潘等人，但都在2000—2005年间纷纷隐退。此后，社会民主政党欠缺有清晰构想和影响力的领军人物。这些政党既未出现像奥地利前总理库尔茨那样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生代魅力型领导人，也缺乏像德国总理默克尔那样作风稳健、具备政治威信的政坛不倒翁，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在离开法国社会党之后方有所建树。相反，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德国前副总理加布里尔、奥地利前总理费曼等社会民主政党政要，均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消耗了政治资本。科尔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舒尔茨等政治人物，虽然一度引发公众的极大期待，掀起一股追捧热潮，却同样在内政和政党政治的缠斗中失去光环。此外，社会民主政党内部的人事纷争相对复杂，领导人较难长期维持威信，一旦民调或选举结果走低，往往成为替罪羊。在默克尔担任基民盟主席的18年时间里，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就走马灯似的换过9人，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该党领导力和凝聚力的严重缺失。
歐洲社会民主政党的方向调整与前景展望
过去几年中，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重新思考前途方向定位，调整纲领路线，目前其努力初现成效。面对社会民主主义在当前欧洲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社会民主政党亟需在历史传统与时代变革之间找准长远定位。
一、欧洲社会民主政党的最新发展走向
2019年以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在本国选举和民调中的走势明显分化。一方面，社会民主政党在不少国家仍旧低迷，与保守党各占半壁江山的时代不复存在，全民党地位不保，如在法国、意大利持续萎靡不振，甚至逐渐走向分崩离析;在德国不敌强势崛起的绿党;在比利时仍未走出低谷，政治影响力有限。另一方面，社会民主政党在部分国家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除了在马耳他、葡萄牙等国维持一贯的强劲走势，在芬兰、西班牙、丹麦、荷兰等国也开始收复失地，取得较大突破。在2019年4月的芬兰大选中，2015年大选后失去参政党地位的芬兰社会民主党以17.7%的得票率微弱领先，自1999年以来首次成为第一大党;同样在4月举行的西班牙大选中，桑切斯领导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也扳回上届的选举败绩，得票率领先对手12%;6月举行的丹麦议会选举中，丹麦社会民主党一举击败自由党上台执政;2019年3月以来，英国工党也持续领跑民调。[11]
2019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同样印证了这一分化态势。一方面，社会民主政党欧洲议会党团失去33个议席，英国、德国、法国等大国的政党表现差强人意：英国工党受到英国“脱欧”僵局拖累，以13.7%得票率在本国排名第三;德国社会民主党以15.8%的得票率创下历史最低，首次在全国性选举中沦为第三大党，引发党内地震;法国社会党尽管与其他3个小党组成选举联盟，但也仅以6.2%的得票率排名第六。另一方面，不少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表现出色：马耳他工党取得54.3%的骄人成绩，葡萄牙社会民主党（得票率33.5%）、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得票率32.8%）、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得票率23.5%）和荷兰工党（得票率19%）均维持或跃居第一大党。意大利民主党以22.7%的得票率超过五星运动成为该国第二大党。[12]
二、欧洲社会民主政党的调整应对策略
面对新形势下的方向路线选择，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主要采取三种应对策略：一是左倾回归传统特色内涵。以科尔宾领导下的英国工党为代表，其纲领左转回归传统特色，重新定义社会民主主义，明确反紧缩、反建制的主张，重新维护劳工阶层的利益。意大利民主党在2019年3月选出新主席后也出现左倾势头。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仍坚守与中右政党的执政联盟，但日益突出左翼纲领诉求，只是路线调整尚未到位。二是右倾向新自由主义妥协。以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为代表，该党之前长期居左，自1986年帕尔梅时代结束后开始右转走向政治中间并延续至今，其社会及经济政策与右翼政党趋同。三是采取左右混合策略。以丹麦社会民主党为代表，该党将左翼的经济社会政策和右翼的难民移民政策结合起来，成功上台执政。
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挑战与机遇
德国学者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1983年曾预言“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的终结”，其结论或许过于悲观、为时过早。但可以确定的是，20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普遍发展顺利，成功实现了对本国的福利国家改造，然而，随着它们的改革主张一步步付诸实现，其纲领资源也逐渐透支。当前，欧洲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13]各国社会民主政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亟需明确自身的路线调整和转型方向;另一方面，面对时代新议题，需要拿出有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特色解决方案，彰显其作为社会进步力量的独特价值。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下欧洲同样存在发展潜力与历史机遇。欧美国家知识精英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方兴未艾，普通民众对社会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支持率和好感度持续上升。科尔宾和美国政坛老将桑德斯等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动员，极大地调动了欧美千禧代年轻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热情。在德国，关于社会主义、没收房产和大型私企国有化等话题正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左翼政党可以发掘利用的时代议题仍旧很多。
总的来看，社会民主政党目前分别在瑞典、丹麦、芬兰、马耳他、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8个国家领导政府，虽然无法与世纪之交的复兴相比，但较之几年前的整体颓势已经初现起色，而其能否彻底走出低谷，关键取决于社会民主政党能否重拾批判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找准自身的长远定位，为时代新议题拿出有说服力的纲领主张。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甘冲）
[1] Axel Sch?fer and Ulf Stückemann， “Perspektiven für die europ?ische Sozialdemokratie”，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griechenland-und-die-pasok-der-absturz-a-1183946.html; https：//www.bundestag.de/parlament/wahlen/ergebnisse_seit1949-244692.
[2] 同[1]。
[3] Die Parlaments- und Pr?sidentenwahlen in Rum?nien am 26. 11. und 10. 12. 2000， https：//www.kas.de/laenderberichte/detail/-/content/die-parlaments-und-praesidentenwahlen-in-rumaenien-am-26.-11.-und-10.-12.-2000; ?ber diese Reihe， https：//www.kas.de/laenderberichte/detail/-/content/bulgarien-vor-der-europawahl; https：//library.fes.de/pdf-files/id/ipa/10136.pdf; https：//www.kas.de/c/document_library/get_file？uuid=85cb085f-90e1-bc0a-cc68-8555427379c8&groupId=252038.
[4] 同[1]。
[5] Hanspeter Kriesi， “Restructuration of Partisan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eavage Based on Valu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0， Vol. 33， No.3， pp. 673-685.
[6] Andreas Reckwitz， Die 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ten. Zum Strukturwandel der Moderne，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7.
[7] Oskar Niedermayer， “Mitgliederentwicklung der Parteien”， https：//www.bpb.de/politik/grundfragen/parteien-in-deutschland/zahlen-und-fakten/138672/mitgliederentwicklung.
[8] Lukas Audickas et. al.， “Membership of UK Political Parties”， Briefing Paper， No. SN05125， 03.09.2018， p. 10.
[9] “Zwischen Nutzen und Idealen”， https：//orf.at/v2/stories/2399160/2399159.
[10] 數据参见欧洲统计局网站：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how.do？dataset=ilc_di12&lang=de。
[11] 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参见欧洲议会网站：https：//europawahlergebnis.eu/;其他各国选举结果分别参见：https：//www.tagesschau.de/ausland/finnland-wahlergebnis-103.html;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spanien-parlamentswahl-sozialisten-von-ministerpraesident-pedro-sanchez-liegen-vorn-a-1264854.html。
[12] 同[11]。
[13] Frank Decker and Volker Best， “Sozialdemokratische Koalitionsstrategien in Europa. Herausforderungen und Perspektiven am Beispiel des neuen deutschen Fünfparteiensystems”， https：//library.fes.de/pdf-files/id/ipa/0815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