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电影：城乡放映的国家意志与大众梦想（一）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冷战思维背景、社会主义政体与国营电影格局中，中国电影形成了一种政策规划与行政命令相辅相成的传播体制。以城乡放映为中心，中国电影走向规模宏大、覆盖面广、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国内传播。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电影院、俱乐部和机关礼堂，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重点影片的发行放映成为宣讲政策和凝聚精神的重要手段，电影放映成为教育阵地。与此同时，在幅员辽阔的祖国各地及少数民族聚集区，数以万计的农村放映队跋山涉水、艰苦创业，通过露天电影的放映条件，“映间插话”的解说方式与新闻纪录片、农业科教片和故事影片并重的排片策略，农村放映队几乎成为在全国各地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国共产党政策方针的关键载体。除此之外，在《大众电影》和《人民日報》等报刊中，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在新中国大众生活尤其政治斗争里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已成许许多多中国观众了解时代、介入社会、想像自我的一扇窗口，在新中国意识形态建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通过建构一个以制片网、发行放映网和电影工业网为标志的国家电影网，让最广地域里最大多数的中国观众看上电影、看好电影和看懂电影，是1949年至1979年间中国电影城乡放映的重要目的，也是新中国电影传播的主要任务。在“看懂电影”方面，正是通过映前宣传、映间解说与映后讨论的方式帮群众看懂电影，新中国城乡放映不仅开创了中国电影传播的宏伟业绩，而且缔造了一个将国家意志与大众梦想融合在一起的伟大奇迹。
一
从让群众看上电影到帮群众看懂电影再到使群众看好电影，是令一般观众从惊奇到满足再到提高的三个由表及里的环节，也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城乡放映从初涉到普及再到深入的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在具体的电影政策及其放映实践中，三者之间往往相互区别，却又紧密联系。
这是因为，尽管让群众看上电影和使群众看好电影是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极为重要的任务，但帮助已经看上电影的群众看懂电影，才是新中国电影传播的真正目的；承担宣传教育使命并逐渐普及深入的城乡放映，只有帮助群众看懂电影，才能将其置于首要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顺利地输入广大观众的脑海，进而产生潜移默化的驯导作用，使其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也就是说，帮群众看懂电影，是新中国城乡放映最重要的职责与最根本的目标。
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以后至1982年间，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基本文化素质还相对较低；尽管电影是一种比其他各种文艺形式更为通俗的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的电影创作者也倾向于拍摄更加简单易懂并更具民族特点的电影作品，以便更好地为工农兵观众所喜闻乐见；但要让广大群众真正看懂电影，显然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根据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直到1964年6月30日，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2，875，401人，不到全国人口的0.4%；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有9，116，831人，也仅占全国人口的1.26%；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有32，346，788人，占全国人口的4.47%；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95，824，459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7.1%；而13岁以上不识字的人口有233，267，947人，占32.3%。
在一个60%左右的人口只有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尤其其中32.3%左右的人口还是不识字的文盲的国家里，群众看懂电影的能力确实是十分有限并亟待培养和提高的。有报道指出，1951年9月，中央电影放映队在山东章历县第五区刘家园村放映《百万雄师下江南》和《农家乐》两部影片时，不少观众对某些情节没有看懂甚而发生了误解。有两个民兵把《百万雄师下江南》中的人民解放军错看成日本鬼子，也有观众把破烂不堪的俘虏错看成了人民解放军。[1]湖南省电影总队第6队经常到乡村给农民放电影，农民看不懂或发生误解的情况也很严重。影片《上饶集中营》中，第一个镜头是国民党匪军押解着新四军同志，但观众以为押解的是敌人。[2]直到1964年底，电影放映队到河北省的农村去放映，映完之后，仍有农民表示：“电影好是好，就是看不懂它的意思。”[3]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和偏远落后地区，交通环境闭塞，语言状况复杂，许多群众根本不懂汉语，或者听不懂影片中的普通话。
另外，群众看不懂电影的情况，还更多地发生在外国译制片领域。苏联影片《幸福的生活》在北京农村放映时，由于片中的歌曲没有译成中文，不少农民听不懂歌，也看不懂字幕；识字的人则因镜头移动得快，顾得看字，顾不得看人物的动作；更多的农民则既看不懂也听不懂是怎么回事。[4]1952年在福建举办的“中苏友好月”中，观众看了不少苏联影片，但有一些观众看不大懂。如在放映《列宁在1918》时，许多观众看不懂影片的主要思想是什么，有的观众反映：“我看了这部影片，连哪个是列宁都不认得。”[5]甚至在映前宣传和映间解说时，连有些放映员也不能作出正确的解说，常常出现一些违背影片原意的笑话和原则性的政治错误。①由此看来，帮群众看懂电影，不仅是新中国城乡放映的当务之急，而且是相关部门和单位必须面对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
1952年10月，在中影公司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经理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宣传要有思想性，做到通俗化，帮助观众看懂电影”的宣传方针，为帮群众看懂电影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以此为基础，中影公司又于12月召开了第一次电影发行宣传工作会议，讨论了9个方面的问题，涉及电影宣传的各个层面，并大致呈现出将电影宣传工作划分为映前、映中与映后三个环节的基本思路；而在此之前，在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中，部队电影工作者已经总结出“映前宣传、映间解说、映后讨论”的工作方式，作为帮助战士看懂电影的宣传策略：“为了使观众能更好地接受电影的宣传教育作用，放映工作者每到部队，协同领导上进行‘映前宣传、映间解说、映后讨论，帮助战士看懂电影。过去不加宣传解说，战士们顶多能看懂50%；经过宣传解说以后，就可以大体看懂；讨论一下，不但能完全明白电影内容，并能结合实际进行自我教育。战士们反映：看一次电影等于上了一次政治课。”[6][7]
显然，部队放映中帮战士看懂电影的策略，同样可以推广到文化、工会系统的放映单位，有利于积极地帮助工人、农民看懂电影。随着部队、工矿、城市和农村电影宣传工作的逐步展开，关于如何建立一个相对稳定、有效的宣传工作制度的问题，便提上了各系统各部门的议事日程。为此，1954年6月，中影公司集中发布了《宣传工作与宣传品制作程序的规定》《驻各制片厂宣传联络小组工作暂行办法》《宣传品供应种类、数量、对象及使用办法的规定》《国内宣传稿件审查暂行办法》和《省、市公司、办事处电影发行宣传工作程序的规定》等一系列有关电影宣传工作的文件。②9月，又通知各地关于设置海报张贴牌、广告画牌的决定，规定了各类城市设置海报和广告的数量。这些规定和办法的发布和执行，不仅推动了电影宣传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而且有助于改进电影宣传的步骤和方法，真正快速、有效地帮群众看懂电影。1955年以后，在影片宣传工作上，通过与各制片厂的大力合作，改变了由发行公司包办制作宣传品的办法，依靠制片厂有利的条件，将编写说明书及绘制大海报的工作划归各制片厂，并明确了制片厂与发行公司间供应影片原始资料的办法，基本上扭转了几年来一直不能解决的宣传品供应不及时、质量不够高的状况。
这样，到1959年底，全国各地的电影放映活动，已能主动而又坚决地贯彻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宣传方针，并注意根据不同的观众对象，挑选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在映前、映间和映后进行通俗简明的解说，介绍影片的内容、意义、人物和情景等等，千方百计地使群众看到、看懂和看好电影，并结合当地的中心工作，运用广播、幻灯、展览、座谈等多种宣传形式，鼓舞群众的生产干劲，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即便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各地也能因地制宜，帮助群众看懂电影，充分发挥电影的宣传功能。湖北省宜都县放映队，专门为修建渠道的山河大队放映了纪录片《移山造海》和《农村在大跃进》，并根據影片内容结合工地的技术革新进行宣传鼓动：“看电影、学先进，学先进、搞革新，人人搞创造，个个有发明，创造新技术，工程早完成。”民工们从电影中受到启发教育，创造改革了许多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北京市工会的放映队，配合工厂进行“为谁劳动”的大辩论，也放映了《刘介梅》和《白毛女》等有关影片，又配合技术革新运动放映了《无穷的潜力》和《伟大的起点》，都起到了积极的教育鼓舞作用。[8]
在此过程中，农村放映队被当成一支党的方针政策的有力的宣传队，放映工作者则被锻炼成文化普及和政治宣传中的一支尖兵，身兼运输员、技术员和宣传员等多种角色。为了让农民更好地理解影片，许多放映员不仅事先预告影片内容，而且在放映过程中进行口头解说；少数民族地区的放映员，还用少数民族语言面向观众进行翻译、解释；有些放映员能够根据影片中人物不同的性别、年龄和性格来翻译对白，尽量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因而受到观众的欢迎和赞扬。
从1960年前后开始，为了帮助群众看懂电影与充分发挥电影的宣传功能，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先进的电影放映单位和电影放映工作者，其中，河北省涿县涞水镇三姐妹放映队、上海浦东放映队、浙江绍兴放映队与河北省昌黎县果乡放映队张子诚、河北省安国县放映队以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电影放映队、福建省闽侯县农村电影放映队等，他们在映前宣传、映间解说与映后讨论，尤其是在以少数民族语言为汉语版影片的对白进行配音和解说以及电影涂磁录还音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的事迹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和推广之后，更加密切了电影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使电影宣传获得更加明显的效果。
1963年9月，在中影公司召开的全国电影宣传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全国电影宣传工作条例》（草案）。该条例于1964年2月下发各地试行，标志着新中国电影宣传工作正在走向成熟。1965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对农村放映队“想方设法”帮助农民看懂电影及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农村放映队是“一支有力的宣传队”，“他们不只是放映电影，把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到农村，而且可以结合电影放映工作，用各种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9]
总之，经过不断的尝试和摸索，随着以映前宣传、映间解说与映后讨论的方式的成熟和确立，帮群众看懂电影日益成为新中国城乡放映的共识，并在部队、工矿和农村以及全国各地各民族中广泛推行，新中国电影逐渐形成了一套特色鲜明的宣传工作制度和条例，使承担宣传教育使命并逐渐普及深入的城乡放映，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武器与教育工具，在新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二
在影片放映前进行广告宣传，既是发动和组织观众的一种手段，又是帮群众看懂电影的重要环节。新中国城乡放映的映前宣传，主要采取报刊、幻灯或口头的方式介绍影片内容、片中人物及其主题思想，承担着向全国各地的广大工农兵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使命，不以增加票房收益为旨归。
1949年10月，文化部召开首次全国电影发行会议，探讨了加强影片发行宣传工作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文艺方针及电影政策，决定成立一个电影宣传委员会，对即将或正在上映的苏联影片及国营电影出品进行有计划的、经常性的介绍和宣传。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对电影宣传工作最早给予的特别重视。
为此，《人民日报》《大众电影》《新电影》不断登载新闻动态，报道“东影”“北影”和“上影”等国营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各种新闻纪录片和故事影片；《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一系列文章，比较详细地先后介绍了《一个普通的战士》《攻克柏林》《伊凡雷帝》《在人间》《大转变》和《我的故乡》等外国影片（主要是苏联影片）的故事情节和精彩内容，紧密配合京、津、沪等各大城市影院相关影片的上映及“电影宣传月”、中苏友好月“苏联影片展览”等活动的举行。大众书店则选编《人民日报》“好电影介绍”专栏文章，配以多幅精彩照片，将《赵一曼》和《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中外影片广泛地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观众和读者；文化部及部队、工会系统更是编印了大量的影片说明书，供各地区放映单位印发。1951年5月，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与文化部电影工作科印制的《钢铁战士》说明书，不仅包括比较详细的内容说明，而且登载了两幅影片剧照，其中一幅配上说明：“优秀的共产党员，钢铁战士张志坚，终于经过战场和刑场上的种种严重考验重又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受到了人民军队的褒奖——一面题了‘钢骨铁筋的锦旗。”而在这一时期的许多影片说明书中，还特别注明：“在没有放电影之前，指导员要把电影说明书读给战士听。放完电影以后，俱乐部、指导员要结合部队思想情况组织讨论。”①
此后，在《人民日报》《大众电影》等影响力较大的报刊上介绍各种中外影片的故事和意旨，成为新中国电影映前宣传的一种惯例；与此相应，以“美妙绝伦”“空前杰作”之类夸张词汇和某种程度的“生意经”招徕观众的电影广告，因不断受到各种舆论的指责而逐渐归于消失。②[10]
随着城乡放映队的大量组建及其在全国各地巡回放映的不断展开，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也初步获得了一些在工矿和农村进行电影放映的成功经验。亦即，在影片放映前，通过报纸、墙报、屋顶广播等方式进行宣传，并印发通俗说明书，以帮助工人、农民了解剧情；与此同时，利用幻灯、照片展览等形式，广泛地配合抗美援朝、宣传总路线等中心工作。
然而，建国之初，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毕竟还没有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所熟悉；加上一部分影片的镜头变动太快，画面形象停留时间过短，事件发展的线索交代不明，以及回叙故事的编剧方法过于超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使观众看不懂，甚至产生误会；特别是一些历史、传记以及以国际时事和民族生活为题材的翻译影片，如《阴谋》《秘密使节》《幸福的生活》和《波罗的海代表》等，跟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与风俗习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很难被中国的一般观众所理解。因此，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开始着手改进工作方法，先是纠正一部分发行人员和电影院的单纯营利观点，让他们把帮助观众看懂电影当成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对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华语对白翻译片，尤其注重加强宣传和解释，采用印发说明书（包括名词解释、场面解释与历史社会背景解释、人物解释及宣传文稿等参考材料）、加打幻灯字幕以及映前安排相关人员讲解影片内容等种种方法，来解决群众看懂影片的问题。
1952年7月，中影公司总公司指示所属单位，注意解释影片中费解的地方，帮助基本观众看懂电影，并决定加强宣传材料的供应工作。希望各地公司根据当地观众的实际需要，把总公司供给的宣传材料改编、改写成各地观众能够普遍接受的内容，把电影说明书分发到观众手中，改变过去将宣传品废置在橱架上的情形；另外，由于影片宣传工作者对有些影片（如科学片、传记片、历史片）没有足够的能力加以解释和评介，因此，鼓励宣传工作者向专家请教、请专家撰写文稿和做报告；更重要的是，希望各地的电影院和放映队，建立起切实可行的宣传工作制度。
在中影公司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映前宣传工作得到了相应的改进。上海市的国营电影院开始随票赠送说明书，观众反映很好；北京市的《新民报》“新电影”版也开始使用较大篇幅刊登宣传资料，对放映单位的宣传工作很有帮助。[11]为了帮助群众看懂电影，“东影”和“上影”在分别译制民主德国影片《群英会》和捷克影片《黎明前的战斗》时，都加上了片头说明字幕，概括地介绍了影片内容；不少电影院和放映队在映前宣传中创造了一些符合当地情状的好办法。1953年底，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中，更是明确强调：加强对影片内容的宣传解释工作，特别应该及时供应农村放映队以合适的电影宣传资料。
经过几年的努力，新中国的电影放映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少放映单位采取了多样化的宣传方法，解说影片内容，帮助群众看懂电影，并结合各项政治任务，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确实在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以及活跃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12]尽管也有许多放映单位，在电影宣传工作中还存在着形式主义或无所作为的弊端，宣传的内容有时还会发生所谓原则性的错误，不能很好地进行正确的、通俗化的宣传解说；有的放映单位根本不进行宣传工作，或者拒绝放映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新闻纪录片；①但在各系统各部门的督促下，特别是在1955年7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积极改进电影放映工作》的影响下，各地放映单位开始深入了解当地群众的具体情况，作好影片内容的解释、配合中心任务的展开，在映前宣传方面积累了更多的经验。由牛继舜担任队长的山西省平遥县第14放映队，吸取了其他放映队的宣传办法，结合群众喜爱的快板形式，为影片《平原游击队》编写了如下主题幻灯词：“‘一九三四年日寇向我华北“扫荡”/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奋勇抵抗；/机智勇敢的游击队百战百胜/残暴的日寇落进了天罗地网。这样的映前宣传，得到平遥县群众的热烈欢迎，并称14放映队为‘咱们的放映队。”[13]14放映队的先进事迹，也在《大众电影》上宣传推广。
1957年2月，《电影放映》杂志还就电影院如何做好影片宣传工作提供了如“一定要发给观众说明书”“注意搜集报刊上登载的电影评介文章，编写成宣传材料在映前广播”等几点具体的方案。[14]这些具体方案，是在电影宣传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对提高映前宣传的水平和效果颇有助益。尤其是随着客观形势的需要，不少电影放映工作者在宣传工作上下了更多的苦工夫，各种形式的映前宣传都得到了具体的、有效的尝试。
为了通俗地进行映前宣传，帮助观众理解影片内容，全国各地的许多放映队提前研究了影片的主题思想甚至每一个镜头，并事先了解了地方上的中心工作和群众的思想情况，收集了当地的许多典型材料，把它结合到影片内容中来向群众宣传解说。例如，为宣传《怎样丰产棉花》这部科教影片，有的放映员仔细研究了每一个镜头的内容，写出宣传提纲，还访问了当地丰产棉花的劳模，学习植棉知识、增产棉花经验以及当地的农业语汇，加强了影片的宣传工作，使这部影片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当地农民还把这个小队的宣传提纲，当成他们的生产知识读本。[15]北京郊区宋庄人民公社红旗电影放映队，则从原先单一的电影放映，发展到掌握12种宣传形式进行有的放矢的电影宣传。1959年一年来，他们自编、自演顺口溜、诗歌、相声等30多个，自画幻灯画片540多张，幻灯文字版220多张，广播演说44件，还巡回在各个生产队办起了8块黑板报。[16]为了帮助群众看懂电影，1964年前后，西安市西北电影院还新开了一个服务项目——讲电影故事。观众进场前，都聚集在电影院的观众休息室里，听讲解员讲述即将放映的影片里的故事。观众事先听了电影故事，不但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电影，而且从这些故事中受到了更大的教育。[17]广东省兴宁县电影放映队第1队在放映《槐树庄》的时候，每次放映之前，都要先去访问贫农、下中农，了解农民在旧社会所受的苦和阶级敌人所做的坏事，然后编成山歌或快板，在放映前用当地话说唱。他们先后编写了《阶级仇恨切莫忘》《旧时兴宁暗无光》和《李三娣的血泪史》等几个快板演唱；灵山县电影放映队第6队在放映《李双双》时，每到一处，都收集当地的人物事迹，在映前介绍。农民们都说：“原来我们这里也有这样多的李双双。”[18]云南西部傣族、景颇族聚居的潞西县的一支电影放映队，随身携带图书、图片、报纸，向山区群众进行政治时事宣传，做到了既是电影放映队，又是宣传队，受到山区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支活跃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电影放映队，在潞西县的平河、上东、下東等偏僻山区放映电影时，每到一处，就在放映电影的公共场所悬挂起张贴在红布上的《为农业服务》和《人民公社描新图》等几十张宣传图片，以及有关国内外形势的剪报资料；在回贤、中东等地放映电影时，则带去了《反对本本主义》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批毛主席著作，被各族人民“争购一空”。许多群众热情地赞扬这支电影放映队的服务精神，有的人说：“你们真会为我们各族人民着想，把电影院、文化馆、书店，都给我们搬到山上来了。”[19]
20世纪60年代前后，城市影院的有些影片说明书也开始变得更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印发的1963年第17号影片说明书，小32开2页，却包含着影片《女理发师》的许多信息。其中，介绍主演韩非和王丹凤的“演员简介”，涉及“第一次”出演喜剧片的王丹凤到上海著名的南京理发公司体验生活、学习理发技术的趣闻轶事；另有影片插曲《头发长了，你就请来吧》的歌词和简谱；1964年第18号影片说明书，除了登载影片《小兵张嘎》的内容介绍之外，还有《小演员安吉斯谈小兵张嘎》《我们的嘎子——记拍摄中的小演员安吉斯》两篇文章，以及影片插曲《参加八路军》的歌词和简谱；值得注意的是，说明书为了便利儿童阅读，特在《小兵张嘎》片名下注上了汉语拼音。①影片说明书的变化，也表明新中国电影的映前宣传已经愈益成熟了。
利用幻灯提前介绍一部影片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一度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并成为城乡放映映前宣传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到60年代以后，一般的幻灯介绍已不再能够满足更多农民的需要，因为单镜头幻灯机放映的画面很象“拉洋片”，变化少，换片时有黑幕，放映员的口头解说也较为单调。为此，电影放映工作者经过相当曲折的钻研过程，渐渐把幻灯机的单镜头变成了双镜头，又由双镜头变成了三镜头。1964年前后，河北省涞水县三姐妹电影放映队创造了四镜头幻灯机，使画面变得更加活泼：跃进中的马能跑，国旗能迎风飘扬，人物的眼睛会滴溜溜转，向阳花能由一个小蓓蕾逐渐开放成一朵大花，这是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效果，农民们看了也格外高兴。随着幻灯放映技术的改进，放映员们还学会使用彩绘、木刻、粉刻、剪纸等技巧来制作幻灯片；电影口头解说词也被快板、山东快书、大实话等说唱形式所代替，另外还配上了音乐唱片。这样，农民们在看一部电影之前，只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就能一边从幻灯片里看到专为介绍这部电影而编绘的人物形象和主要场景，一边听着专为解说电影而编制出来的快板、山东快书和音乐。这样的映前宣传，可谓生龙活虎、有声有色。
1964年，刘少奇亲自观看了河北省涞水三姐妹放映队的幻灯宣传表演，并对她们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1965年5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广州召开农村幻灯汇映与电影发行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在1965年年底以前，做到所有公社都有幻灯放映组，每个社员每月都能看到幻灯片。[20]6月，中影公司华东、西南代表处也分别在杭州和成都召开华东区、西南区农村电影普及工作会议。华东会议主要交流了各大区农村电影普及放映的工作经验，并力图总结出一套农村电影普及放映的好办法，使电影放映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21]西南会议则特别强调了在农村逐步普及幻灯放映的重要意义。[22]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和全体代表观看了四川省温江专区放映队、巴中县放映队的多镜头幻灯宣传表演，以及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优秀放映队用民族语言口译对白解说影片的宣传表演。1965年年底，上海市电影局有关技术部门为农村电影放映队改装了一种既能放电影，又能放幻灯的一机多用电影放映机。[23]上述专门会议和技术革新，推动了全国各地放映单位普遍地运用幻灯手段进行映前宣传，体现出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帮助群众看懂电影的决心和努力。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电影的映前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上半叶，伴随着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的空前繁荣，映前宣传为帮群众看懂电影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将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电影观众的心目中。
然而，遗憾的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映前宣传在内容上浸染了更加鲜明的政治斗争气息，甚至直接成为国内外政治风云的传声筒；所谓看懂电影，已经异化为能够通过电影紧跟特定的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逐渐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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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让更多的农民看到、看懂、看好革命电影，西南区农村电影普及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J].四川日报，1965-06-17（3）.
[23]新放映机，能放电影，能放幻燈[J].人民日报，1965-12-13（3）.
【作者简介】李道新，男，湖北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副主任，日本
东京大学特任教授，《电影艺术》《文化艺术研究》等杂志编委，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理事，中
国电影博物馆藏品鉴定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等，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影视文化产业方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