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历史省思
马金生 李宁
摘 要 20世纪50年代，包括流行性乙型脑炎在内的20多种传染病在全国各地肆虐流行。中医界在遵循传统瘟病学说的理念下辨证论治，在乙型脑炎的治疗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并获得了国家卫生部门的表彰。然而，相关疗法也曾遭到西医的质疑与不解。历史表明，中医和中医药在治疗包括乙型脑炎在内的部分病毒性传染病上独具价值，中西医结合更使得传染病的治疗颇具疗效。相关事例也昭示着，在面对重大、突发性传染病的研究攻关和诊断治疗上，中西医不仅要各显其能，更应当加强合作、携手共进。
关键词 中医疗法，流行性乙型脑炎，中西医结合，科学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2-004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实现了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但传染病赖以发生和传播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土壤并没有迅速消失，相对薄弱的医疗卫生体系没有能力使传染病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鼠疫、霍乱、天花、疟疾、肺结核、流行性乙型脑炎①（以下除个别处表述需要外，均简称“乙型脑炎”）、麻疹、血吸虫病等各种传染病不时在各地肆虐。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推动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传染病的防治工作。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在国家发展和振兴中医药政策的扶持下，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上迎来了历史机遇。
对于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历史，学界已有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邓铁涛在《中国防疫史》一书中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疫病防治时，辟有专门一小节介绍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情形;②李洪河教授在《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一书中，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病有专章讨论，其中也提及了乙型脑炎防治的内容;③阎石的硕士毕业论文专门讨论了乙型脑炎在全国的流行状况和新中国的防控举措。④上述研究对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由于篇幅和研究重点所限，或对于当时乙型脑炎爆发的历史背景关注不够，或对于中医界治疗乙型脑炎的经过缺乏深入地挖掘梳理，导致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讨论不够系统和全面。
在此笔者拟重点对20世纪50年代中医介入乙型脑炎的治疗情形及其贡献进行系统考察，并试图梳理围绕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所引发的有关争议以及中医界的因应举措，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呈现中西医在传染病治疗中呈现出的复杂而有趣的历史面相及其历史意义，对推动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20世纪50年代乙型脑炎流行的概况
流行性乙型脑炎，在我国民间俗称为“大脑炎”，是一种由乙型脑炎病毒引发的烈性传染病，传播媒介主要是蚊子。由于区域空间的不同，能够成为传播媒介的蚊子，在北方主要是库蚊（又称“家蚊”），在南方主要为伊蚊（又称“花斑蚊”“黑斑蚊”“虎斑蚊”“花脚蚊”等）。每年的夏秋之季，降雨量多，气候温润潮湿，地面的沟渠、坑洼处多有积水，适宜蚊子的生长与繁殖，因此是乙型脑炎的多发季节。当库蚊、伊蚊在叮咬患有乙型脑炎的牲畜或人后，便将病毒传播给了健康人群。乙型脑炎的发病期一般为4～14天。此病在临床上表现为发病快，病人往往突发高烧（一般达到39℃以上），伴有头痛、呕吐、嗜睡、昏迷、烦躁、头颈强直、四肢痉挛等症状，危重型乙型脑炎患者的死亡率高达30%～50%，7%～20%的康复者留有智力减退、痴呆甚至偏瘫等后遗症，可见此病的危害性之大。①
20世纪50年代，全国多数地区发现乙型脑炎，如东北地区的沈阳、长春、旅顺、大连，华北地区的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华东地区的上海、南京、济南，中南地区的武昌、汉口、长沙、南昌，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自贡，西北地区的西安、兰州，东南地区的广州、厦门、台湾地区等地。②
例如，1950年8月，北京、天津两地乙型脑炎流行，北京市共发现患者和疑似患者300多人，死亡近百人;天津共发现患者105人，死亡27人，两地死亡率接近30%，导致国家卫生部不得不紧急召集军委卫生部等单位代表、专家共同研讨应急对策。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4年，北京市先后发现乙型脑炎患者合计2266人。其中，死亡558人，平均死亡率为25.16%，平均患病率为18.66/10万人。③总体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2/3为15岁以下的孩童，其中尤以1～9岁儿童为易感染人群。
为及时有效地防治乙型脑炎，国家卫生部多次颁发防治乙型脑炎的指令。1950年9月1日，国家卫生部及军委卫生部联合向河北、山西、察哈尔、北京、天津等省市卫生部（局）发出《关于防治流行性脑炎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疫情报告，对患者免费隔离治疗，同时发动群众进行灭蚊工作，防止乙型脑炎继续流行。④1952年，国家卫生部正式将此病定名为流行性“乙型”脑炎，以区别于冬春之际发生的流行性“甲型”脑炎，并将流行性乙型脑炎同鼠疫、霍乱、天花等归为22种传染病之一。国家卫生部同时规定此后如有乙型脑炎发生，患者須全部入住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1955年6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生部于1955年7月5日公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其中共分“总则”“报告”“处理”和“附则”四章，共计20条，涵括的传染病分为甲乙两大类，计18种。其中，甲类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和天花3种;乙类传染病共有15种，第一种即为流行性乙型脑炎，⑤足见乙型脑炎对人民的生产生活与生命健康的危害程度之大。
195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开始，争取在7年或12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包括乙型脑炎在内的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然而，由于1956年并未采取积极有力的防治举措，全国乙型脑炎的发病人数创历史新高。1957年3月2日，国家卫生部发布《关于1957年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新一年度的乙型脑炎的预防工作，特别是要全力开展灭蚊、做好脑炎疫苗预防接种以及加强临床治疗、推动中西医紧密合作等项工作，以减轻病患的死亡率。⑥
到了1959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公共卫生水平始终未得到根本提升的时代背景下，乙型脑炎发病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达到25个。⑦当年5月15日至27日，国家卫生部、解放军后勤部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针对麻疹、病毒性肺炎、传染性肝炎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乙型脑炎等急性传染病的治疗举行了十几场学术报告。这次会议一方面意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年来各地在急性传染病防治上取得的经验和做法，另一方面表明国家试图尽快地根治急性传染病的决心。
二、传统瘟病学说理念下的辨证论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旧有的歧视中医的思想影响下，中医一度受到排挤。突出表现就是中医不被允许进入医院参与疾病治疗。1952年国家卫生部要求将乙型脑炎患者一律收入医院诊治。这意味着中医失去了治疗乙型脑炎的机会。不过，西医在治疗乙型脑炎上的效果不彰，随着国家对中医支持力度的加强，中医迎来了一展身手的机遇。
在乙型脑炎的治疗上，山东省中医界最先做出了成绩。1953年秋，济南市爆发乙型脑炎。为了給病人快速降温，当地西医采用冰敷降温，并用磺胺类制剂和青、链、金、氯等抗生素以及对位基安香酸等药物进行治疗。然而，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死亡率非常高”。济南市卫生局遂紧急组织中、西医进行抢救，并将病人分成中医中药组、西医西药组对照观察治疗。中医中药组由吴少怀（1895—1970年）、韦继贤（1895—1976年）、刘惠民（1900—1977年）和周凤梧（1912—1997年）四位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中医师负责。经过悉心诊断，吴少怀等四位中医认为，相关症状属于“湿温病”，且“热重于湿”，在疗法上亟宜“辛凉淡渗、芳香开窍”。于是，将白虎汤加广犀角、飞滑石大锅煎熬，让病患服用。此外，依据病情的不同，还分别给予病患“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散或自制的清热镇静散”进行口服或鼻饲。病重者日服2～3次，白水送下。经过短期治疗，中医组12名病人全部痊愈，无一人死亡。①关于这一次的治疗，吴少怀等中医非常满意，事后专门撰写了详细的总结报告。②
我国传统中医学说中并没有“传染病”概念，更没有乙型脑炎的说法。不过中医将包括乙型脑炎在内的传染性疾病视为一种外感性疾病，统称为“瘟疫”或“温病”（通“瘟病”，以下同），认为其是由天地间的不良时气所引发。传统中医治疗瘟病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最早的《黄帝内经》中即有着温病的记载。经过后世医家的不断探索，传统中医瘟病学说的理念和治疗方法逐渐走向成熟。到了有清一代，涌现出叶桂、薛雪、吴瑭和王士雄四大瘟病学家，标志着中医瘟病学说达至历史高峰。随着《瘟病条辨》《瘟疫论》《温热经纬》等经典著述的刊行，传统瘟病学说逐渐确立了以“解毒”“清热”和“养阴”为主的三大治疗原则。“解毒”“清热”意在祛除身体的邪气，“养阴”则在于扶持身体的正气。济南市中医对乙型脑炎“热重于湿”的判断，以及在治疗中使用的白虎汤、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散等，均为传统瘟病学说的常规性疗法。
尽管吴少怀等山东中医的治疗颇见成效，但成就中医治疗乙型脑炎令名的，则归功于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的中医郭可明及其医疗小组。郭可明（1902—1968年）出生于中医世家，14岁时随父学医，后在家乡一代行医，精通中医内科、妇科和儿科的治疗，在石家庄及其周边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1953年，郭可明响应国家号召放弃多年经营的中医诊所，进入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第五医院）。有感于传染病肆虐以及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的落后现实，郭可明决心投身中医的瘟病学研究与临床诊疗之中。
1954年，毛泽东主席做出关于重视中医、推动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为中医进入医院并参与传染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保障。当年夏天，石家庄市“连降7天暴雨，天气潮热”，外加“洪水过境”，导致“湿气大盛，以致湿热熏蒸”，灾后蚊虫滋生，很快爆发了乙型脑炎。由于西医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病患死亡率一度达到50%。为控制住疫情，时任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的袁以群（1914—1977年）以郭可明为首，组成中医治疗小组。③郭可明在诊疗中发现，乙型脑炎发生于夏季、且病患主要以发热为主，相关症状应属于传统中医“温病”中的“暑温”范畴。于是根据瘟病学说大胆尝试，灵活施治，治法以解毒、清热、养阴为主，方剂以清瘟败毒饮、白虎汤为主方，对后遗症结合针灸治疗，收到了显著疗效。当年郭可明共治疗34位乙型脑炎患者，其中半数以上为极重型病例，经积极治疗后全部康愈。④遵照郭可明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1955年石家庄市又先后治疗了20名乙型脑炎患者，治愈率达到了90%以上。石家庄市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做法，引起了国家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后，河北省卫生部门在1955年、1956年先后两次召开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座谈会，根据该病发作的症状、时节，并参考包括济南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与会者认为乙型脑炎就是瘟病，因此应当遵照瘟病学说辨证论治。河北省卫生部门随后将石家庄市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整理成册，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法》为名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①1955年12月19日，以郭可明为首的石家庄市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小组因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方面的突出成绩，而获得国家卫生部的嘉奖。②1956年2月5日，郭可明本人更是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5年9月，国家卫生部决定向全国推广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一方面，对于乙型脑炎爆发严重、没有治疗经验的地区，卫生部派出专家组进行指导治疗。如1955年某地爆发乙型脑炎，当地卫生部门鉴于石家庄市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取得的显著成绩，遂邀请当地中医参与治疗。但当地中医多不明了石家庄市中医的具体做法，只能根据自身经验摸索施治，未取得预期效果，于是国家卫生部专门派遣工作组到该地讲授石家庄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当地中医先后收治了213例乙型脑炎患者，并全部治愈。③另一方面，有计划地组织各地卫生部门派人员到石家庄市学习。例如，西安市于1955年、1956年先后派中医师3人到石家庄市学习乙型脑炎的治疗经验。④石家庄市治疗乙型脑炎的相关经验，被以不同形式推广到了辽宁、福建、四川、湖北、北京和唐山等地，均收到了较好的疗效。
在治疗乙型脑炎的过程中，石家庄经验也曾遭遇“挑战”。1956年8月，北京市爆发乙型脑炎。北京市儿童医院采取石家庄市的经验进行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国家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采取紧急措施，陆续调配一批中西医药护理人员以增强治疗力量。中医研究院也抽调了包括著名中医蒲辅周（1888—1975年）在内的十多位经验丰富的医师组成乙型脑炎治疗工作组，支援北京的乙型脑炎防治工作。中医研究院认真研究后发现，当年8月北京多雨潮湿，多数患者发病属于“偏湿”型乙型脑炎;而石家庄市患者则多属于“偏热型”脑炎，因此以石家庄经验治疗北京市的患者便违背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治疗工作组迅速调整治疗方案，以宣化利湿、芳香透窍的药物为主对患者首先祛湿，最终使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⑤北京市治疗乙型脑炎的经历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再次证明了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性。
三、围绕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争议
中医在乙型脑炎治疗上虽然取得了显著疗效，但也引起了质疑和不解。1953年山东中医吴少怀、韦继贤、周凤梧和刘惠民治疗乙型脑炎的总结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便与西医对中医的疗法有不同认知有关。在这次治疗中，中医的白虎汤加减疗法成效明显。但是，据老中医周凤梧回忆，由于白虎汤的主要成分为生石膏，因此中医用石膏治疗乙型脑炎的做法，便让一些人“想不通”，⑥济南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总结报告，最终“石沉大海”。一直到晚年，周凤梧仍对此耿耿于怀。
石家庄市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做法同样遭到了西医的质疑，其中应用石膏也是被质疑的重点之一。陈可明治疗乙型脑炎也是重用石膏，并且剂量非常大。对此，陈可明曾有如下回忆：
我治此病，都是根據具体症状，灵活运用，没有完全采用过原方。唯每次都重用石膏，七八岁小孩可用到二至四两，十四岁以上可用到四至五两。但不是普通服法一次服下，而是四次或六次分服。根据体格强弱，酌定时间长短。若一次服下，就要发生滑肠、泄泻或大汗不止。⑦
对于石家庄市中医在乙型脑炎治疗中重用石膏的做法，一些西医感到不可思议，不少人质疑道：“中药石膏的化学成分是硫酸钙，我们知道它只能做石膏床、石膏绷带，并没有治疗疾病的功能。今天竟然能有治疗乙型脑炎之类的道理，我怎么也想不通！”①
中医在乙型脑炎治疗上的其他做法也令西医感到困惑不解。在传统的瘟病学说中，瘟病有着“偏湿”和“偏热”的类型之分。因此，在治疗上便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辨证论治。如“偏热”型乙型脑炎发作时，中医认为首先应解毒、清热，使病人体内的邪热发散出去，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使用冰袋进行物理降温，否则将致邪热郁积于体内，加重病情;而且，当邪热还未散尽之时，绝对不可给患者荤腥食物，以免邪热潜滋暗长，事与愿违。而在西医看来，为患者提供高营养食物恰是增强病人免疫力、恢复体力所必需。中医的治疗理念让西医感到不可理喻。对于中、西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理念和具体方法上的差异甚至对立，曾经带队到石家庄市调查的国家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1896—1975年）有着精到的总结：
西医主张在高热的时候就用冰袋冷敷，痉挛的时候用安眠镇静药，中医则坚决反对。西医诊断的时候要用腰椎穿刺抽脊髓，中医为了诊断这种病虽然勉强同意，但认为腰椎穿刺在治疗中对病人有很大危害。西医认为补充病员营养，可以增强对病毒的抵抗力，中医对输水输盐虽不大反对，但坚决反对给荤腥食物，认为这会助热资毒。他们认为，在数日内如不给病人输营养而有养阴药的支持，病人即有足够的抵抗力。②
此外，中医在治疗瘟病中依据气候、病人体质等原因辨证论治的方法虽然灵活，但是在很多时候需要医家自身的经验来判断，因此，一些西医尽管对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性表示肯定，但却认为中医的治疗方法并无规律性可依循，这与民国时期西医对中医缺乏科学性的质疑是如出一辙的。③
为了考察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效果，国家卫生部在1954年选派17名在传染病医院工作、有着多年经验的西医到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进修学习，在1955年春派遣工作组前往石家庄市调查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情况。然而，由于一些西医对中医的轻视，在调查中一味地挑剔和找毛病，甚至有西医怀疑石家庄市的病症并非乙型脑炎，最终没有形成客观的结论。④
一直到1955年8月中旬，国家卫生部决定重新派遣调查组到石家庄市，实地考察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情况，以及当地举办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培训班的效果。调查组由时任卫生部部长助理的郭子化带队，成员则由来自北京中央人民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市儿童医院和卫生部抽调的2名中医和4名西医组成。调查组通过座谈、访问、听取汇报和临床观察等多种形式进行考察，不仅确认了相关病症为乙型脑炎，同时发现1954年、1955年当地中医的乙型脑炎治愈率分别达到了100%和90%以上。⑤对于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成绩，至此被国家有关部门正式认可，有关质疑尘埃落定。与此同时，在国家中西医结合政策的推动下，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中西医之间的结合也大大加强。在乙型脑炎的治疗上，一般先是由西医确诊、输氧和注射青霉素预防并发症，再由中医进行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乙型脑炎，取得越来越显著的疗效。⑥
结语
如果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民国时期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中医处于一种政治不正确的境地，数次处于被取缔的边缘，一度岌岌可危。⑦因此，尽管民国时期传染病肆虐，但在防治瘟疫的官方行动中，却很少见到中医的身影。中医基本被国民政府排斥到了卫生防疫的边缘，属于可有可无的防疫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医的地位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和肯定，中医在防疫中的表现与形象也自此有了明显改观。
在国家和政府的政策扶持下，中医在卫生防疫中开始显示其力量。这不仅体现在政府的传染病防治队伍中活跃着中医的身影，同时也体现在中医药对部分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中彰显出了自身独特的医学价值。1959年由国家卫生部牵头组织召开的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上，蒲辅周代表中医研究院对新中国成立10年来的中医治疗传染病的成绩总结中指出，中医药在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百日咳、白喉、猩红热、麻疹、肺炎、传染性肝炎和中毒性痢疾等传染病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特别是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上，疗效能够达到90%～95%以上。①1960年4月，国家卫生部在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经验交流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不少疑难病症如晚期血吸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聋哑、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显著的效果，其中有一些的治疗效果已高于国际的先进水平。”对于自晚清以来便被政府打压的中医来说，能在乙型脑炎等急性传染病治疗上取得如此的成绩，不仅让当时的中医界无比振奋，更成为后世的一大美谈。
不过，我们也同样应当看到，在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初步取得成效后，随之出现的不解、质疑甚至否定的声音依然存在。对于西医界的质疑，1955年郭子化评说道：“在治疗、诊断方面，西医如果有任何怀疑，为了追求真理而采取寻根究底的态度，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如果不顾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有着极高的疗效这一事实，仅仅因为中医一时还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就加以否定，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我们应当首先肯定这种疗效，然后再研究这里面的道理。”②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质疑和辩难声中，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不少中医界人士结合临床经验撰写学术论文、编辑医案或者出版医学专著，为推动中医临床治疗的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在治疗乙型脑炎上有着丰富的治疗经验的蒲辅周先后发表了《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论治的一般规律》③《从治疗乙型脑炎的临床实践体会谈中医辨证论治的优越性》④《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辨证论治”规律及预防思想》⑤等系列医学论文，出版了《流行性“乙型”脑炎》⑥《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⑦等书。一些省、市的医疗卫生部门也将在治疗乙型脑炎上的经历加以梳理并印刷出版，以作为医学界相互交流经验之用。如除了前述河北省卫生工作者协会编辑出版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一书外，石家庄市卫生局的袁以群著有《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的治疗记实》、⑧河北省中医研究所筹备处整理出版了《流行性乙型脑炎（暑症）简易治法》、⑨陕西省西安市中医医院的王新午主编了《流行性“乙型”脑炎：西安市中医治疗纪实》，⑩等等。
总之，20世纪50年代中医在治疗乙型脑炎上的相关作为与成就，以及围绕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曾引发的相关争论，不仅表明中医和中医药在治疗包括乙型脑炎在内的部分病毒性传染病上颇具价值，中西医结合使传染病的治疗更具疗效，也昭示着在面对某些重大、突发性传染病上，中西医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因此无论在研究攻关还是实际治疗中，两者在各展其长的同时，更应当加强合作、携手共进。
【作者简介】马金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医疗社会文化史。
李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公共卫生史研究。
【责任编辑：豆艳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