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吉鸿昌
朱漓江
追寻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吉鸿昌从一个爱国旧军人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在日本侵华战争步步深入、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历史关头,他毅然组织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毁家纾难,浴血奋战,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多伦等地。在党的领导下,他在天津秘密开展抗日斗争,谱写了一曲高亢的抗日壮歌。
由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吉鸿昌生于1895年10月,1913年投笔从戎,历任西北军冯玉祥部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和师长。1929年任国民军第十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10月,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收编,任国民政府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1931年,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因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中国工农红军的命令,被国民党当局解职,并强令携家眷出国“考察”。1932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吉鸿昌毅然回国。吉鸿昌认为,要摆脱和改变中国目前的困境,若寄希望于一个不顾国家安危而一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政府,无疑是痴人说梦;而能够拯救中国、振兴中华者,必定是中国共产党。为此,他下定决心尽快找到中共地下组织。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找到了曾在西北军工作过的地下党员浦化人。浦化人在认真听取了吉鸿昌的谈话后表示,一定会将他的情况向党组织转达,并建议他北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根据浦化人的建议,吉鸿昌返回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建立了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情怀。为开展反蒋抗日斗争,根据党组织的要求,他经常奔走于平、津两地,并赴上海参加东北抗日救亡后援会;他还潜入湖北,组织发动驻扎宋埠的旧部起义。11月,经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介绍,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名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领导察哈尔抗战
1933年,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由天津启程到达张家口,投入到组织领导察哈尔抗战活动中。为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吉鸿昌毁家纾难,拿出6万元购置军火。他派人回天津协助妻子胡洪霞购买了一批冲锋枪和手枪,秘密运送到张家口。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吉鸿昌担任北路前敌总指挥,带领部队英勇作战,先后收复康保、宝昌、多伦等地,将日军驱出察境。然而,在蒋介石勾结日、伪军联合镇压下,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了,吉鸿昌摆脱险境,乔装辗转回到天津。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天津城,天津地下党团组织及许多进步团体相继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捕入狱。吉鸿昌没有被这种情况所吓倒,他到津后第一件事就是主动寻找党组织,急切地要求投入新的战斗。
开展秘密工作
1934年1月,吉鸿昌秘密前往上海,向党组织汇报了察哈尔抗日斗争的经过,听取了党的指示。几天后,他肩负着新的使命返回天津。3月初,南汉宸受党的指示来到天津,与吉鸿昌接上关系。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与南汉宸、宣侠父开始广泛联络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展开了积极的工作。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罢!”党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蒋抗日情绪,推动了全国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天津分会成立。在天津分会的组织推动下,津、唐工人罢工接连不断,形势的发展为吉鸿昌等人的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由于吉鸿昌在西北军和察北抗日军中的威望,加上其他老关系,他很快便与全国各地反蒋抗日力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5月,吉鴻昌与南汉宸等在天津成立了包括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歧等各派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吉鸿昌被选为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且成为中共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党团领导之一。南汉宸兼任反法西斯大同盟秘书长。
为了进行抗日宣传,吉鸿昌等决定编辑出版《民族战旗》,作为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机关刊物。他用自己的钱购置了简易印刷工具,并在自己家的三楼设置了简易印刷所。这个简易印刷所除油印《民族战旗》外,还承担着印刷党的秘密文件的任务。《民族战旗》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枪口对外不对内”“全国各种抗日力量在民族旗帜下团结起来”,在各地产生了很大反响。
当时,吉鸿昌在法租界40号路的家(今和平区花园路5号),成了党在天津的主要联络站。为了顺利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吉鸿昌特意对楼内设施、房间通道进行了改造。楼道铺上地毯,使之适合房屋主人的“身份”,更主要的是使人来人往没有声音;房间一室多门,以便有情况随时可以撤出。党的许多负责同志路经天津都住在这里,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同志也找到这里,吉鸿昌总是想尽办法掩护他们。
为重整旗鼓,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武装抗日斗争,吉鸿昌做了大量工作。自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因蒋介石勾结日伪军联合镇压而失败后,许多具有抗日爱国心的将士被遣散;而一部分未被蒋介石军队收缴走的枪支弹药,也分散藏在民间。根据党“必须抓紧白军士兵中的工作……与工农劳苦群众及一切抗日义勇军联合起来,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1934年4月,吉鸿昌与南汉宸、宣侠父等同志一起紧张地奔波于平、津和华北各地,进行组织联络工作,同时暗中筹集资金,购买军火,准备建立抗日武装。
1934年春,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吉鸿昌旧部的两个师被调往江西前线进攻苏区。此时,吉鸿昌已派人秘密与这两个师进行了联系,打算发动兵变。经党组织同意,吉鸿昌与南汉宸、宣侠父等一起拟订了暴动计划,准备将在江西参加进攻苏区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调回河南,与河南当地的地方武装结合起来,组成抗日义勇军,转移到西北,与杨虎城的部队联合,开辟西北抗日根据地,形成大西北的革命局面。为实现这一暴动计划,吉鸿昌一面加紧对江西旧部的策反工作,一面派人到南方联络方振武将军,请方振武将军北上,同时又派人携带密信到西安,与杨虎城进行联系,得到了杨虎城的全力支持。
与此同时,吉鸿昌在南汉宸等帮助下,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在各地发起和成立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他通过老关系联络了原西北军中一批具有反蒋抗日爱国心的旧军官。为了加强对这批力量的教育引导,更好地发挥他们抗日反蒋的作用,党组织决定,由吉鸿昌出面,秘密将这些人请到天津,由南汉宸及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的李铁夫负责对他们进行谈话、训练。然后,作为武装抗日的火种,分别派往西北各省以及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军,点燃抗日的烽火。
遇刺被捕
吉鸿昌秘密开展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敌人密切注意。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派出大批特务到津,加紧对吉鸿昌等共产党员及反蒋抗日爱国者的监视,同时还派特务混入反法西斯大同盟内部窃取情报,进行破坏活动。吉鸿昌的家也受到特务的日夜监视。为了党组织及同志们的安全,吉鸿昌当机立断,改变了联络地点和方法,并把印刷所转移他处。为保证安全,他又派人在北平鼓楼大街另外建立秘密联系点,接待外地来津的反蒋抗日力量代表。
八九月间,被派往安徽发动武装抗日的同志被捕,吉鸿昌在津组织训练武装抗日力量的工作暴露,蒋介石暴跳如雷,密令复兴社特务处暗杀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等人。党组织很快获悉敌人的这一阴谋,立即通知吉鸿昌、南汉宸等撤离天津。
面临危险处境,吉鸿昌首先想到的是党的工作和同志们的安全。他想到自己所经手的几批武器还没有运到,与广西李宗仁等反蒋抗日力量代表还没有见面,自己走后,建立武裝、重举抗日大旗的计划将要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他决定暂时留下坚持工作。
10月初,吉鸿昌将家搬到英租界牛津别墅。随着斗争的深入,敌人对吉鸿昌的监视一天比一天紧,他身处险境,但毫不畏惧,与特务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吉鸿昌又通过亲戚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38号房间开辟了新的秘密联络点。11月9日下午,经任应歧联系,当晚吉鸿昌和李宗仁的代表见面。正当吉鸿昌与外地代表秘密会谈时,跟踪而至的国民党特务闯入房间,将会谈代表当场打死,吉鸿昌与任应歧也身负枪伤。特务行刺后仓皇逃跑。这时,与国民党特务勾结的法租界工部局的巡警也倾巢而出,以杀人嫌疑罪名将吉鸿昌、任应岐逮捕。
英勇就义
吉鸿昌始终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在狱中,他抓住一切机会,向难友和狱卒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面对敌人的刑讯逼供,他坚贞不屈,把敌人的法庭当作宣传抗日的讲台,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大义凛然地说:“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
吉鸿昌被捕后,党组织想尽办法积极组织营救。社会进步舆论也一再要求国民党、蒋介石释放吉鸿昌。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仍然下达了“立时枪决”的命令。11月22日,吉鸿昌被敌人重兵押解北平。11月24日,在刑场上,吉鸿昌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又对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9岁。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朱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