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办好广播不懈探索 为培育英才尽心竭力
李晓光
编者按：今年4月18日是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温济泽同志的百年诞辰。从延安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温济泽为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披荆斩棘，探索新路；60年代起为培养新闻人才和促进新闻学研究的发展呕心沥血，贡献了毕生精力。为了缅怀温济泽同志的光辉业绩，本刊特别邀请了曾与温济泽有过密切交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原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以及温济泽的女儿温飚大姐帮助组织策划了此组文章。
问：上世纪60年代，您曾与温济泽同志共同任教于北京广播学院，两人相识三四十年，您对温济泽的经历可能有着系统全面的了解，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温济泽同志的生平？
答：我和温济泽同志相识于1960年春天。我记得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曾读过他的一篇名为《共青团——我的母亲》的文章，当时认为他是一位老革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右派斗争的后期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分配到我所在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工作，我们的相识也缘于此。不久，我得知他曾担任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广播。从此，我和温济泽的接触和交往前后延续将近40年。
温济泽同志1914年生于江苏省淮阴县，1999年他逝世后，我曾撰写了一副挽联寄托哀思，同时也基本勾画了他一生的经历和业绩，挽联全文是：
少年觉醒，奔赴革命圣地，编报刊，办广播，吹响号角，唤人奋起，迎来苦难祖国解放；
历经磨难，献身教育事业，登杏坛，著鸿文，解惑授业，诲人不倦，赢得千百学子景仰。
具体来说，他80多年的峥嵘生涯可以用“四次转变”来概括。
第一次“转变”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他从最初的爱国热血少年，历经磨难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温济泽生于辛亥革命的滚滚浪潮之中，“打倒帝国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爱国青少年最响亮的呼声。温济泽15岁时便投身革命事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积极从事地下宣传工作，抗议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其间曾三次被捕入狱，他把监狱当作大学，潜心苦读了大量进步书籍，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才得以出狱。之后，他便辗转到达延安。
第二次“转变”是在随后的40至50年代，在延安期间，他曾任教于陕北公学，担任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历任《解放日报》副刊部秘书、编辑、主编。从延安到北京，他由普通的宣教人员调任新华总社从事广播编辑工作，进而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领导成员。
第三次“转变”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他受到错误批判，被下放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在之后的“文革”中，他更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含冤多年。我记得，“文革”期间他被怀疑是“叛徒”，几经调查，居然找到了当年蒋介石等国民党党政要人在他的亲属申请保释材料上的批示，有四个字我记得特别清楚，即“碍难照准”，意思是不准保释出狱。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温济泽坚定的革命信仰。
第四次“转变”是在70年代末，之前所受的错误批判得到平反，他再次走上领导岗位，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晚年岁月。恢复工作后，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副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并担任研究生导师，指导新闻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生，后又参与创建中国新闻学教育学会并担任两届会长。
纵观温济泽同志的一生，可谓历经坎坷，有顺境也有逆境。在顺境中，他精神振奋，忘我工作，献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更为可贵的是，在逆境中，他也无怨无悔，不计个人荣辱，默默无闻地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问：从您的介绍中，我知道温济泽同志从1946年到1978年在广播系统工作达30年之久。您能否谈谈温济泽在这期间的贡献？
答：我认为温济泽在广播系统工作中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是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始人与建设者之一。
众所周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是1940年12月30日开播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由于抗战的艰苦环境，延安台曾于1943年初因故停播，直到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9月才重新恢复播音。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为了使解放区的声音及时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党中央决定对新华社进行改组，在原来口头广播组的基础上，扩充为语言广播部。温济泽被任命为语言广播部的主任，主要负责延安广播电台每日稿件的编播工作。在这期间，他主持制定了《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这是人民广播史上第一份关于宣传工作的规章制度，标志着延安广播宣传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在三年解放战争的日日夜夜里，温济泽带领全体编播人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新华社总社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坚守延安、转战陕北、南下太行、北上平山、迁进北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做好延安（陕北）台的广播宣传工作。解放区的广播宣传在国统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被国统区听众誉为“茫茫黑夜中的灯塔”。
新中国成立后，温济泽同志历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等职。作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主要创始者之一，他继续探索如何办好中央台的广播，尤其是在对外广播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新中国初期，中央台的节目比较单一乏味。温济泽根据在延安编辑《解放日报》副刊时，曾经办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栏目的经验，提出并筹办了中央台的自然科学讲座和社会科学讲座。这两个节目的影响很大，很多人赞誉开办这两个讲座是办了一所“空中大学”。此外，他还分管过对外联络工作，并访问过苏联、民主德国、泰国等欧亚国家，了解、借鉴各国的广播工作经验。
第二，主管对外广播工作，提出“内外有别”的宣传策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际广播事业有了初步的发展，组建了国际广播编辑部，对外广播开始使用“北京广播电台”的呼号，已经相对独立于对内广播。如何正确地开展对外广播宣传，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和长处，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成为这一时期对外广播探索的中心问题。
1955年底，中央广播局党组决定让温济泽分工主管对外广播工作。1957年，在中联部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广播局与会的温济泽提出了对内对外宣传要分开而论，要“内外有别”。
当时，有些老同志主张对内广播与对外广播的策略不必独立分开，温济泽不以为然，主张“内外有别”。他还把对内、对外广播具体从对象、任务、内容和方式方法四个方面加以区别。
应当说，温济泽提出“内外有别”的对外宣传策略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然而，在之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过程中，他的正确意见受到错误批判，就连他本人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到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等处分。但是，经过后来几十年的对外广播实践证明，他对外广播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而且在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积极指导意义。
第三，任教于北京广播学院，尽心竭力培养广播人才。
前面谈到温济泽同志早在延安革命时期就曾担任过陕北公学的教员。上世纪50年代末，受反右派斗争中极左思潮的打击，他被迫离开广播领导岗位，重返教学生涯。1960年春，他被下放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工作。起初，由于“带罪之身”，他不能登台授课，只能在语言教研组做些教材选编和整理教学参考材料的工作。半年后，他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到广播业务教研室工作，终于登台讲课。与他在广播学院共处的十多年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诲人不倦、勤奋工作的身影。
在广播学院，温济泽先后给新闻系59级、60级、64级和65级的学生讲授新闻写作与广播业务课。他讲课特点非常鲜明，那就是十分注重第一手材料的挖掘和使用，他多次提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把课讲好，就必须有大量的材料。为此，他还三次主编过延安（陕北）台的广播稿选，作为示范教材加以使用。
在学生们的眼里，温济泽是一位温文儒雅、很有气度的老师。他的新闻写作和广播业务等课程，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绘声绘色。他以自己编选的延安广播稿为范本，生动地向学生们讲授稿件的写作技巧。比如，引用毛泽东撰写的稿件时，他不仅要讲出这些稿件的写作背景和条件，还要解释为什么这样写、这样改。甚至把当年新华社所发的文字稿与口头广播稿一同拿出来比较，让学生们自己去体会和领悟。
课上使用的材料新鲜、丰富，而且从不空口说教，内容实实在在，以致他每次上课，都必须花几倍的时间来认真准备。细心的学生还发现，将他在课堂上所说的话完整地记录下来，差不多就是一篇逻辑清晰，富于文采的好文章！
他将原本枯燥乏味的写作课讲得栩栩如生，深得学生们的喜欢和爱戴。正如当年他在广播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的张振华回忆，温老师的课，不仅是生动的业务课，更是令人受益匪浅的人生课，那种师生同心教与学的和谐气氛甚至使那简堂陋室都为之四壁生辉。
温济泽对青年教师的指导，也使我们这一辈的青年教师受益终身。在《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中收入的广播学院10多位师生对他的缅怀就是明证。当年负责组织《政策讲座》和《社会知识》课的曹璐老师称温济泽为“永远的老师”，她深情地回忆了温济泽为这两门课付出的心血。我作为广播史课的教师，协助他编选《列宁论广播》《广播稿选》和收集整理解放区广播史料，也奠定了我终身从事广电史教学的基础。
问：1978年，温济泽同志调离广播系统后，对广电事业还有哪些贡献？
答：1978年温济泽虽然调离广电系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但他仍心系我国广电事业的发展和广播学院的建设，就我所知有以下几项：
第一，倡议更改中国人民广播诞生纪念日和中国人民对外广播创建纪念日，并积极参与纪念活动。
经温济泽提议并经有关领导部门批准，从1980年起，中国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由1945年9月5日改为1940年12月30日。从1995年起，中国人民对外广播开播纪念日由1947年9月11日改为1941年12月3日。他多次出席上述两个广电系统的重要纪念日的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仅我参加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80年12月，他在人民广播4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提议老广播拿起笔来撰写回忆录，弘扬人民广播的光荣传统。另一次是1990年12月，政协礼堂举办纪念人民广播创建50周年大会，他以《高举延安精神圣火》为题发言，深情地回忆了人民广播创业先驱周恩来、博古、廖承志等人的历史性贡献，结合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阐述了弘扬延安精神的意义，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第二，率先撰写广播回忆录，弘扬延安传统，总结历史经验。
1981年，中央广播局决定征集人民广播回忆录，广播学院新闻系承担了此项工作，具体征稿、编选事务由我主持。先后出版了四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其中就有温济泽所写的《毛主席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写的广播稿》《缅怀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廖承志》《良师·益友·同志——缅怀胡乔木同志》《忆清凉山的战斗岁月》《记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和《回忆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等多篇文章。此外，他还撰写了《对国外广播四十年》和《在对国外广播工作中的探索和遭遇》等广播回忆录。为弘扬延安广播的光荣传统，他还给《献给祖国的声音》《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选》等书撰写了序言。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温济泽自述——第一个平反的“右派”》一书中也有不少章节是涉及他从事广播工作的回忆。
第三，先后担任《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及中广学会广电史研究委员会顾问，关注广电事业特别是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开展。
1986年，我参与筹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10月中旬，在学会成立大会上，我聆听了温济泽作的题为《关于广播学、电视学的几点思考》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将广播学、电视学作为独立学科来研究，并就研究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以广播史研究为例作了阐述，强调要以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就我所知，他可能是较早提出把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的老广播之一。
此前的1983年7月，我参与筹备召开的第一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座谈会在长春举行。他以七十高龄抱病与会，并作了题为《研究广播史的意义和方法》的讲话，强调了广播史研究的重要性及需要注意的五个问题，肯定了我在20多年广播史教学中的成果，使我深受鼓舞。
1994年，我参与筹备的第三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在福州举行。他以八旬高龄在夫人的陪同下亲临大会，并就当代广播电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提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改革开放前的广播电视史。
我担任《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主编期间，每年都将新出版的《年鉴》亲自送到他家中。他仔细翻阅《年鉴》，询问有关情况的情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95年是《年鉴》创办十周年。当年8月，他应邀为之题词——“记录奋斗历史，开拓辉煌前程”。
此外，温济泽还继续情系北京广播学院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他曾多次重返广播学院，有时是为师生作报告，有时是参加校庆纪念活动，他对新闻系尤其情深。1989年广播学院30周年校庆时，他亲临学校，与他的学生们共聚一堂，亲切交谈。我陪同他参观了校史展览，并合影留念。当年也是新闻系成立30周年，新闻系编印了一本小册子，他也为之题写书名“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三十年”。1994年，广播学院创建40周年（按1954年成立计算）校庆前夕，他题词“喜看桃李满天下，来日成果更辉煌”，并写了一封《给广播学院同学们的一封信》，信中回顾了他在广播学院工作18年间，与学生们结下的深厚情谊，祝愿“每个‘广院人都能创造出无愧于前人的出色业绩！”
以上是仅就个人所知而谈。如果翻阅他亲自选编的文集《征鸿片羽集》和《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两本书中的有关内容，他对人民广播事业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我上面所谈的这几个方面。
问：1978年，温济泽同志被调到了刚刚筹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又出任研究生院院长，您能谈谈此后他在人才培养特别是新闻教育和研究方面的贡献吗？
答：他调到社科院工作后，先是担任科研组织局副局长，和其他局领导负责联系10多个研究所。不久，他又受命筹建新闻研究所，并担任新组建的研究生院副院长职务。因院长周扬身体有恙，他实际上成为研究生院筹建的主持者。在这期间，在胡乔木同志关怀下，经胡耀邦同志批示，他的右派冤案也得以纠正，成为中央机关第一个平反的“右派”。60多岁的温济泽如获青春，废寝忘食地投入组织社科研究和领导筹建研究生院的繁忙工作中，直到1985年。此后，他离而未休，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正如他在自勉诗中所写的那样“春蚕不应老，昼夜长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但限于我与他的接触，只能谈谈他在这一时期对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事业的贡献。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筹建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指导研究生工作，对新闻学研究做出初步规划。
1978年3月6日，《人民日报》的一条200余字、标题为《社会科学院增设新闻研究所》的短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文内称“为培养新闻专业研究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增设新闻研究所，并于今年招收……研究生。由安岗、温济泽、罗列等同志组成指导小组给予指导。”同年招收新闻专业研究生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两所高校。得知此事，我感到这对发展我国新闻专业教育来讲，无疑是件大好事，但没有料到此事与我有何关联。
几天后，我突然接到了温济泽的电话，他告诉我胡乔木同志要他负责筹建新闻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但无奈手下无兵，问我能不能帮着做点事情。考虑到当时我在广播学院“教有余力”，好学之心未泯，而且在近20年的交往中，他给过我很多帮助，心怀感激，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爽快地答应了。
之后，我相继参与了新闻研究所的一系列活动。比如由温济泽主持的商讨新闻学研究八年发展规划的座谈会，新闻研究所首届研究生招收的阅卷、口试和录取等工作，还有首届研究生新闻史研究的部分教学工作。
温济泽虽然主持筹办了新闻研究所，但并未担任该所的领导职务，更多的是负责指导研究生和讲课工作。后来，我因工作繁忙，前去“帮忙”的次数就逐渐减少了。但正是在新闻研究所的这段经历，促使我于1979年也敢于在广播学院招收研究生，成为学校第一批硕士生导师。
关于他在研究生院工作的情况，我直接接触的甚少，只知道创业维艰。作为研究生院的主要负责人，他既要为建校百事操劳，还要为指导研究生的科研工作竭尽心力。在主持研究生院工作的六七年间，他的不懈努力也为该院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5年，70高龄的温济泽开始了离休生活。在这前后，他的相当精力集中在新闻教学与研究上，并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有的是同他人合撰）：《从邸报到现代新闻事业》（1981年）、《新闻学研究工作发展概况》（1982年，我参与了这篇文章的写作）、《马克思新闻思想及其发展》（1983年）、《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1983年）、《纪念我国新闻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创始七十周年》（1988年）和《关于新闻学研究的几点意见》（1988年）等，此类文章不仅是他多年从事新闻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思考所得，也与他参与创办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和连任两届会长有关。
第二，积极参与创办中国新闻教育学会。
80年代初，我国新闻教育初步发展，中宣部和教育部为了办好新闻教育，准备召开一次相关会议，并在会前组织了调查组对全国的新闻教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调查。我参与了部分调查工作。
1983年5月，全国新闻教育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根据会上提议，启动了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筹建工作。在温济泽等老一辈新闻教育家的努力推动下，该学会终于1984年11月2日在北京成立。成立大会当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在中南海接见了与会人员，我有幸第一次进入中南海，聆听了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高瞻远瞩地强调新闻系的领导们要了解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情况，使与会者大开眼界（全文收入《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会后还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如此高规格地宣布成立，与温济泽付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成立大会上，温济泽当选为首任会长，并连任两届（1984～1992年）。
作为两任新闻教育学会的会长，温济泽不顾年迈，多次出席主持年会，引导大家讨论发展新闻教育的大计，既着眼于当前新闻学教育的改革，也注意总结新闻学教育历史经验。
第三，为新闻学研究事业的发展竭心尽力。
温济泽是党内一位为数不多的兼通多种学科的专家、教授，翻阅《征鸿片羽集》收入的文章可知他在哲学、中共党史、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科普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建树。限于个人所知，我再补充谈谈他在促进新闻学的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
80年代初期，《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卷》（第一版）的组稿、编辑工作启动。当时温济泽任该书新闻学科编委会顾问，我是中国新闻事业分支学科组成员。在一次讨论会上商讨关于《中国新闻史》长条目的执笔者人选时，与会者一时均感到为难，几经酝酿，最后推定由温济泽负责，但他提出需由我来起草。会后，除了《中国新闻史》条目初稿，我还承担了《温济泽》条目的撰写，并提出将《中国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和《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列入条目。经他同意，上述几个条目均由我起草，最后经他审定发排，收入书中。
看过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的人都会感叹这部皇皇巨著的分量，但鲜为人知的是，温济泽对这部著作的诞生也功不可没。当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方老师这一课题的申请需要两位推荐人。而方老师作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权威，再找何人推荐，一时成为难题。方老师就此事与我商量，我想到了温济泽。1987年3月的一天，我拿着申请书来到温家，他看过之后，稍加思索，就写出了推荐意见，并提出由住在同一楼内的人民日报社原社长秦川同志作为另一推荐人。两位资深新闻工作者的共同推荐，促使该项目很快得以批准立项，并获得总额6万元的资助，这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额，而且开创了新闻史课题申请国家项目的先例。
此外，温济泽还多次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吴玉章人文社科奖的评审，以及新闻学教师职称晋升的推荐工作。他那热情支持科研工作大力奖掖后进的态度，赢得了众人的赞誉。
我曾多次获赠他的著作，最后一本是在他逝世后不久出版的《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书的扉页上留有他去世前不久的签名和印章：“谨以此书作为最后的纪念，送给赵玉明同志”（铅印体，“赵玉明同志”五个字可能是温老夫人钱家楣同志所写）。每逢翻阅他的几本赠书，都会不禁想起他那孜孜不倦、奋笔直书的身影。今天，在他百年诞辰之际，我以古稀之年缅怀我们30多年的交往，回顾他为党和人民事业所做的贡献，也算是略表对温济泽的景仰和怀念之情。
（本文编辑：裴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