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的“学者型编辑”思想理念与实践
范艳芹
【摘? ? 要】作为我国编辑出版史上著名的学者型编辑，周振甫一直秉持“编研一体”的思想理念，认为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工作是一体的，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便无法很好地开展编辑工作。他本人在以编辑为终身职业的同时，一直勤于治学，将学习、编辑、研究三者融为一体，在负责编辑出版多部巨著的同时，自己也成为著名的文史专家，并出版了《诗词例话》《文章例话》《小说例话》《文心雕龙注释》等20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发表了多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文章。周振甫的“学者型编辑”思想理念与实践对于当代编辑的职业能力提升与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周振甫;编辑;学者型编辑;编辑学者化
【基金项目】江苏省期刊协会2020年度资助课题“周振甫的‘学者型编辑‘思想理念与实践研究”（2020JSQKA06）。
周振甫（1911—2000）是我国当代资深的编辑家，也是著名的语文学习专家和文史专家。他自1932年入职上海开明书店成为一名校对，一生都奉献给了编辑事业。在平凡的编辑岗位上，他却成就了不平凡的人生。他在1987年荣获首届“韬奋出版奖”，在2009年荣获“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中华书局专门为他从事编辑工作50年举办过座谈会。中青社、中华书局的编辑们都称周振甫是古代汉语、古代文史的“活字典”。[1]大家称他为“一位编辑型学者”。[2]
周振甫先后在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工作过，在68年的工作生涯中，作为一名编辑，他先后编辑校对了《辞通》《二十五史》《明史》《鲁迅全集》《谈艺录》《管锥篇》等50多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作为一名学者，他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班超》《严复思想评述》《鲁迅诗全编》《中国修辞学史》《中国文章学史》等20多部广受欢迎的著作。与叶圣陶、吕叔湘、邹韬奋、巴金、茅盾等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领域转到编辑出版领域的著名的编辑学者不同，周振甫初始时是一名校对，后成为编辑，并且以编促研、编研结合，终身从事编辑工作，最终成为一名著作等身的编辑名家。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周振甫一直秉持“编研一体”的思想，以及长期投身于学术研究的实践是分不开的。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分工也日益精细化，传播手段、信息获取方式的多样性，阅读的碎片化都对新时期的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编辑自身的角色定位产生了影响，许多编辑因为职业地位不高、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市场竞争压力大而产生职业倦怠，进而影响出版物的质量和文化成果的传播质量。对周振甫的“学者型编辑”思想与实践的分析既可以让我们进一步领略老编辑家的风采，同时也为新时代编辑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提供一定启发与借鉴意义。
一、“编研一体”的思想
在人们的观念中，编辑就是围着作者转，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特别是在编辑成为专业技术岗位之后，编辑与学者之间的鸿沟似乎越来越大，职业编辑成为一种边缘化的角色。但周振甫却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是一体的，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便无法很好地完成编辑工作。他向往的是做一个见识卓越集研究与著述于一身的第一流学者式的编辑。[3]他特别推崇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并以古代的编辑学为例，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阐释了自己对于编辑工作和编辑素养的观点。
（一）完善的编辑工作应包括学术研究工作
周振甫在《古代的编辑学——章学诚〈校雠通义〉》《编辑·学者·专家》等文章中，多次提到古代的编辑学，并且在编“国学丛书”时，他关于研究国学体会的文章即是《论史学家部次条别之法》。他提出刘向、刘歆父子主持校对《七略》就是编辑工作。而他们父子是古代最大的编辑，是当时一流的学者。[4]他同时以清代章学诚所著的《校雠通义》为例，对古代的编辑学做了进一步说明。章学诚认为刘向、刘歆所做的编辑工作从版本、校勘、深度加工、定本到学术评价、学术史的演变都要包括在内。据此，周振甫提出古代的编辑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编辑、学术研究工作，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无法做好编辑工作。因为完善的编辑工作包括多个方面，需要编辑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其一，采录注释工作也是编辑工作，而审读加工工作只是编辑工作的一部分，僅把这一部分称为编辑工作难免以偏概全。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编注的《苏辛词》《周姜词》《荀子选》等即是编辑工作。其二，编辑根据工作需要所著的著作，也是其工作的一部分。比如，刘歆为其他六本著作部次条别而著的《七略》是专门的著作，是他编辑工作的一部分。叶圣陶编《中学生》时，因找不到合适的作者来写关于写作方面的书，他就与夏丐尊合写了《文心》，这工作也属于叶圣陶的编辑工作。[5]其三，当代编辑应借鉴古代的编辑工作。他非常赞同章学诚对于古代编辑工作的认知：古代的编辑工作包括明流别、互注、别裁、辨嫌名、著录残逸等几个方面。他提出这些工作对现代的编辑工作也有借鉴作用。比方明流别，编辑必须要对所写题目的有关知识，从源到流，做到心中有数，并结合读者的要求来约稿。再比如互注，编辑在约稿时，对此方面的知识只是停留于浅层次的了解方面，而作者写的是比较深入的知识，编辑不了解的话，也不好做出判读。[6]
可见，周振甫对于编辑和编辑工作有着比较高的期许。也正是因为心怀着这份理念，他在繁杂的编辑生涯中才能勤勉敬业、孜孜不倦，积淀了丰厚的学养，不断获得职业成长与突破。他一生什么职务也没有，仅仅是一名普通的编辑，却因这份执着和信念，在负责编辑出版多部巨著的同时，成为著述等身的知名学者。
（二）围着书稿转的编辑也应进行学术探索
因为职业分工、职业认知、个人学术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不是每一位编辑都能著书立说，成为学术大家，日常工作就是“围着书稿转”。对于这一类编辑，周振甫提出要做好编辑工作，就要认识自己的知识不行，要找有关的参考书来看，以做好编辑工作。对于著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做编辑工作的要替读者着想，做些补充工作。[7]在其编辑生涯中，他与钱钟书的因编结缘便是一段编林佳话。1948年，在开明书店任职的周振甫负责校对钱钟书的《谈艺录》。他在校对时，看到书中没有目录，不方便读者阅读，就为该书编了一个目录，一共360多条，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了概括。钱钟书采用了这个目录，并在首版的序后附言中写道：“周君并为标立目次，以便翻检。底下短书，重累良友，浪抛心力，尤所感愧。”[8]1983年，当中华书局出版《谈艺录》补订本时，周振甫仍担任责任编辑。钱先生在“引言”中指出：“审定全稿者，为周君振甫。当时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与定交。三十五年间，人物浪淘，著述薪积。何意陈编，未遭弃置，切磋拂拭，犹仰故人。诵‘卬须我友之句，欣慨交心矣。”[9]这表达了钱钟书对周振甫所做的标立目次等编辑工作的肯定。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周振甫还就此写了一本《钱钟书〈谈艺录〉读本》，探讨了对此书的认知。基于《谈艺录》出版时达成的信任与友谊，钱钟书在完成《管锥篇》初稿后，就先请周振甫阅读，征求他的意见。1977年，该书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周振甫担任责编。他在提交该书的审读报告时，一并附上了38页的修改意见。钱钟书采用了周振甫的补充意见时，特意标注“周振甫曰”，并且在序言中对周振甫的编辑校对大为赞赏——“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10]而周振甫在重印《诗词例话》时，将新写的内容请钱钟书看，钱钟书觉得“形象思维”章写得不好，便将还未曾发表的《管锥篇》中的《玉溪生诗集诠评》抄给他用。
可见，周振甫一直秉持着他的编辑学者化理念与深入探究的精神，并不因作者的学术地位高而一味盲从，而是严谨求实，为作者和读者着想，甘于为他人做嫁衣。恰恰如此，他也赢得了著者的尊敬与自身的成长。
通过相关论述，周振甫表达了自己对于编辑与编辑工作的观点：我国古代最大的编辑工作，都是极为被人看重的，是用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和专家来做的。当时的编辑工作是同学术研究、学术著作相结合的，有关的学术著作成为编辑工作的一部分。编辑工作同研究和学术著作不是截然分开的。即使要做好围绕着书稿转的编辑工作，倘需解决问题，也离不开作学术探讨的。[11]周振甫的编辑思想是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这种“编研一体”的思想又造就了他辉煌的编辑与学术生涯。
二、“编研结合”的实践
正是基于追求扎实学问，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理念，周振甫一直孜孜不倦地学习，以编促研，编研结合，在编辑界与学术界都享有一定声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就斐然。他的研究成果涉及唐诗、宋词、古文、汉赋、小说和修辞多个领域，研究对象包括陶渊明、李商隐、苏洵、谭嗣同、严复、鲁迅等人。[12]他的个人著述达600多万字，其中包括广受读者欢迎的《诗词例话》《文章例话》《小说例话》《文心雕龙今译》等，特别是三部“例话”，涉及古代诗词、小说、文学风格等多个领域，一直都被视为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与古典文学诗文创作的入门书。《诗词例话》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学术影响，多次再版，累计发行百万册。1989年从中华书局退休后，他先后又出版了《中国修辞学史》《周易译注》《鲁迅诗全篇》《怎样学习古文》《钱钟书读本》（与冀勤合著）《文论散记》《诗文浅说》《中国文学史》《一百首爱国诗词》《苏洵散文精品选》《李商隐选集》等著作。此外，他还以卞慧为笔名在《语文学习》杂志上发表了若干篇赏析文章，可谓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周振甫之所以能在普通的编辑岗位上取得不平凡的成就，与他学、编、研一体的方法和勤于治学的态度是分不开的。[13]他以治学的态度来做编辑工作，可以说，他对编辑工作的专注与他对文化学术的追求是互相贯通的。[14]只是周振甫把编辑工作做到了极致，并且分身成一个学者。[15]
一是他坚持学习、编辑、研究相互结合的方法。周振甫未曾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他渊博的学识都是在后期的实践中积淀而成的。基于对编辑工作的热爱和对学术知识的渴求，周振甫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不断研习、深化相关知识，进而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并出版了大量相关著述。
周振甫非常推崇刘勰的《文心雕龙》和李商隐的诗歌，并一直致力于此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曾帮助章锡琛校对过范文澜注的《文心雕龙》。1961年，由他选译的《文心雕龙》在《人民日报》的《新闻业务》上连续刊出。此后，他又就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先后写作出版了《文心雕龙注释》《文心雕龙选译》《文心雕龙今译》《文心雕龙辞典》《文心雕龙二十五讲》等。这些著作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进行了创新，解决了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他在对《文心雕龙》进行注释的基础上，还就《文心雕龙》所论述的问题进行了补充。比如对赋的类别，周振甫从语言和形式上将赋分为骚赋、汉赋、六朝骈赋、唐以来律赋、散文赋等，阐释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读者了解学习“赋”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很有帮助。[16]这些都是我们学习《文心雕龙》的必备书。他由点校《明史》而发，写作完成《怎样学习古文》，此书对许多古代经典著作及学术流派的作品特色、风格进行解析，让读者对不同流派的学术渊源有清晰的了解。这也正契合了他对编辑应具备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能力的观点。他编著的《李商隐选集》，不但对作品做了详细的注释，还结合作品进行分析，表达了他的独特见解。尤其是撰写的前言，更是全面评价了李商隐的生平和作品，是研究李商隐的权威作品。[17]可以说，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果都是由自己的编辑工作所延展、深入而来的。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与困惑，他绝不搪塞，本着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态度，“找有关的参考书来看”，来做好编辑工作。
他在编辑《汉文学史纲要》时，讲到屈原，书中说《离骚》是在顷襄王将其放逐之后而作的，单看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史记》认为《离骚》是在怀王时所作，不是在顷襄王把他放逐之后而作的。刘向《新序·节士》、班固《离骚赞序》、王逸《离骚经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都认为《离骚》是在怀王时所作，与上述所引正文的说法不一致。因此，周振甫在注里加了一句：“此詩作于顷襄王时，一说作于怀王时。”虽然仅是一条注释，却需要编辑具有问题意识与责任意识，掌握与理解古代文学史，并且博览群书、多方查阅资料，才能发现其中的问题。在编辑书稿时，周振甫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文末加以注释，而是要做更深入的探究与考证。他不但对郭沫若、游国恩等学者的观点进行探讨，还结合屈原在《抽思》中的话语来推测其作《离骚》时的年龄。在多方考证与研究的基础上，他还就此问题写成了《〈离骚〉是什么时候写作的》一文。周振甫正是在日常的编辑实践中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作者与读者为中心、将编辑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理念，才编辑出多部皇皇巨著，也成就了自己。
二是他勤于治学的态度。周振甫虽自幼喜爱读书，但因生活所迫，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习一年之后，便经人介绍进入上海开明书店担任校对工作，他后来在文史方面的造诣与他勤于治学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的同事黄伊评价道：“周振甫作为古典文学编辑，勤奋阅读，勤奋浏览，勤奋积累，勤奋写作，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18]根据其家人和同事的回忆，周振甫几十年来都是晚上很晚才休息，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读书写作，每晚仅睡四五个小时，且没有午休的习惯，没有假日、节日、休息日，即便是在单位上班时，每天中午他也是一个人在资料室静静阅读。[19]他在办公室时，总是埋头审稿，写审稿意见，从不闲聊天，从不喝茶看报，精神十分专注，这是他的工作习惯。[20]他把别人“侃大山”的时间都用来做学问。[21]
他在与中华书局的柴剑虹编审谈对《周易》做译注的体会时说到，“要真正读懂古代典籍，不能凭‘小聪明，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乱猜度、乱发挥，而是要靠多读书。练好基本功，拓宽知识面。”[22]
也正是由于勤奋，他才能在繁杂而又忙碌的工作中挤出时间钻研学术，提高自己。《周振甫文集》（1999年出版）共十卷本，600多万字，全是他在编辑工作之余写作完成的。1944年，他开始写《严复思想述评》，194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严复的思想专著。在周振甫70岁时，其另外一部诠释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著作的书稿《谭嗣同文选注》出版。他编写的第一本书《班超》不过4万多字，但是为了能够把书编好，他却把100多万字的《后汉书》通读了一遍。[23]他的《文心雕龙注释》从开始动手写作到最终出版，前后经历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他查阅了多方资料，这需要严谨的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勤奋精神。即使在退休后，周振甫仍保持每天读书和写作的习惯，甚至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完成了《诗经译注》与《洛阳伽蓝记校今译》。
互联网时代，海量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但出版物尤其是学术出版物的学术引领作用并未减弱。推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扩大中国学术的世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而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要经过编辑的二次把关才能通过学术传播平台进行传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编辑没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与鉴别能力的话，将难以挑选并传播学术精品。对于當今处于学术边缘的编辑来说，树立职业自信与规划职业发展生涯，也是其面临的重要发展问题。深入挖掘与借鉴老一辈编辑出版者的思想与成功经验，继承和发扬他们的优良传统，方能成就新时代的编辑家。作为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资深编辑与学者型编辑，周振甫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与目标，其“学者型编辑”的思想与实践都值得新时代的编辑深入研究与学习，并获得有益的职业发展启示，助力推出经得起考验的学术精品。
注释：
[1][19]邵焕会，范军.试论周振甫的工匠精神[J].中国出版，2017（15）：23-27.
[2][15]俞晓群.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89.
[3][5]熊国祯.一位无私奉献高期自许的好编辑——追忆周振甫先生[G]//张世林 主编.想念周振甫.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126.
[4][7][11]周振甫.编辑·学者·专家[J].出版工作，1984（10）：38-45.
[6]周振甫.古代的编辑学——章学诚《校雠通义》[J].出版工作，1987（04）：69-76.
[8][10]张世林 主编.想念周振甫[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22.
[9]程毅中.愿作燃藜永发光——周振甫先生百岁诞辰书感[G]//张世林 主编.想念周振甫.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12]首智慧.周振甫编辑实践及其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5.
[13]路景云.周振甫与编辑学者化[J].新闻出版交流，2001（02）：45.
[14]吴道弘.一个编辑的怀念——从周振甫先生想到的[J].出版参考，2000（15）：7.
[16]常振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周振甫先生百年祭[J].出版史料，2011（02）：92-93.
[17]黄道京.师者·长者·儒者——周振甫先生逝世三周年祭[J].古典文学知识，2003（03）：60-64.
[18][21]黄伊.须我友——记一代名编辑周振甫[J].1997（01）：42-45.
[20]冀勤.周振甫印象记——纪念周振甫先生百年诞辰[G]//张世林 主编.想念周振甫.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22]柴剑虹.难以忘怀的往事——怀念周振甫先生[G]//张世林 主编.想念周振甫.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23]常振国.一位受人敬重的老编辑——记中华书局编辑周振甫[J].编创之友，1983（2）：115-122.
（作者：南京邮电大学期刊社编辑）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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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