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演进的“走廊”与“厅堂”
摘 要 统一是中国古代史演进的总趋势。中华文明在起源时就具有多元一体的先天基因;地理环境和宗法制则是中华文明延续的客观和制度因素。中国古代史的分裂期越来越短，统一帝国的多元共生性越来越强，而民族融合是主旋律。培养中学生对于祖国统一的家国情怀需要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统一，民族融合，多元一体，家国情怀
统一是中国古代史演进的总趋势。中华文明在起源时就具有多元一体的先天基因;地理環境和宗法制则是中华文明延续的客观和制度因素。中国古代史的分裂期越来越短，统一帝国的多元共生性越来越强，而民族融合是主旋律。培养中学生对于祖国统一的家国情怀需要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历史教育要发挥其应有的立德树人的作用，让家国情怀渗透到每个学生的灵魂深处。本文试以“统一”为主题，例谈家国情怀的渗透，以求教于方家。
一、统一的先天基因
1. 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
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境内已经形成若干文化区系，多元一体、中原核心的文明模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考古发现证明，在龙山文化时代，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黄河河套地区出现了大批城邑。良渚文化遗址、陶寺文化遗址、新砦文化遗址等众多的城邑遗址，印证了史书记载的邦国林立状况。在这些遗址中的高等级建筑、高规格墓葬反映出的贫富分化、阶级阶层分化，以及象征权力的宫殿与神庙遗址，应当是强制性国家权力机构初步设立的标志。“公元前二千纪，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系先后建立起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成为三代京畿之地。中央王国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自然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在自己的周围，迫使各区进贡其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从而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自身，并以这些成果‘赐予、传播至周围各区，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削弱了他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了具有双重来源或多源的商代方国文化、周代侯国文化。”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夏、商、西周早期国家。“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中国，由此起步”。②
2. 地理环境：统一文明诞生与成长的胞衣。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③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中华文明却是唯一没有泯灭和中断的文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西部是沙漠，北部是蒙古高原，东南临海，西南是青藏高原，一条河西走廊连接了中原和西域，成为文明的交流通道。尽管随着中原王朝的收缩，这条通道时关时闭，但是这种哑铃状的文明区使中华文明的发展能够进退有据。半封闭的环境，既能够吸收外来文明，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外来侵犯，从而有助于文明的保护。虽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原并取代了某些王朝，但是，这些入侵者会被迅速、完全的中国化。
3. 制度的优势：宗法分封与家国同构。
西周代商后为了加强统治，创立了分封制。通过层层分封，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金字塔格局，有效地巩固了统治。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即“封邦建国，以藩屏周”。为了保证权力在代际间的平稳转移，周人又创立宗法制与分封制相配套。宗法分封，将政治和血缘紧紧地铆合在一起。宗法制对于自氏族制度以来的传统的血缘关系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利用和保存了族内的血缘关系，使血缘关系成为人们相互联系的天然纽带;另一方面，它又在许多方面限制了血缘关系的影响，使血缘关系从属于政治，或者说是在血缘关系中注入了政治灵魂。①宗法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秦以后的中国历史在宗法分封制基础上形成的家国同构传统，造就了“中国政治文化体制的连续性”，②使中国历史的演进呈现出“变态——回归”③的螺旋上升模式。旧帝国灭亡了，制度文明仍保持巨大的惯性，新崛起的政治集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再造一个升级版的新帝国。
二、走廊与厅堂：走廊的渐短与厅堂的容扩
中国古代建筑讲究中轴对称，一条主通道和其他辅通道连接起一个又一个殿堂，东西对称，组成一个方形或长方形的院落，布局严整。中国古代历史的演进也与此相似。如果我们把通道比喻成中国历史分裂期，那么一个个殿堂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细究起来，我们可以发现通道会越来越短，而厅堂越来越大。
1. 单纯的时间距离：分（不）久必合。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历时549年;三国两晋南北朝，220年至589年，历时369年;五代十国，907年至960年，历时53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年，共16年。分裂的时间递减。
2. 复杂的多途路径：民族融合。
（1）汉化与胡化。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大舞台。“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④公元前后寒冷期到来，导致少数民族内迁，汉族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民族矛盾加剧，加上司马氏政权内部的政治倾轧，最终导致“五胡乱华”。中原陆沉，东晋偏安江左。但是这也为空前的民族融合提供了契机。“正统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之一，其实质是为政权的建立和存在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了明确自身的合法性纷纷进行汉化改革。因此，“‘汉化这个过程，并不像过去相信的那样，是一个文明化（华夏化）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统合的历史，在强势力量的压力下，土著只有汉化，因为‘汉化是取得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坚持固有文化者遂被主流价值所鄙视”。⑤在此种力量的驱使下，北朝官僚政治复兴，功绩主义加强，南朝门阀政治稳固，政治缺乏生气;北朝皇权上升，帝国统治加强，南朝皇权式微，政治更迭频繁;北朝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科技发达，南朝地理著作反映门阀士族生活情趣;北朝人尚武功、崇吏治，南朝人尚清谈、崇玄学;北朝文艺刚健勇武，南朝文艺缠绵低靡。汉化的同时，胡化也在悄然进行。苏秉琦先生说：“‘五胡不是野蛮人，是牧人，他们带来的有战乱，还有北方民族的充满活力的气质和气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是极富生气和极其活跃的。它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①因此，田余庆先生总结：“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分途出口在北而不在南。”②
（2）宋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宋、辽、西夏、金、元时期的时代特征表现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经济上的互补和文化上的交融。两宋是中原王朝的全面收缩期，幽云十六州的丧失使北宋国防先天不足，宋辽两国在白沟河两岸插柳为界。在和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过程中，国家安全成为首要的问题。但是，政治上的对峙却加强了经济上的互补。澶渊之盟开创了以经济换和平的先河，与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经贸交往，成为势在必行的历史趋势。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在政治的对峙与经济的交往中，宋代国家意识明显上升。在文化开放包容方面，两宋却远远不及隋唐，两宋政权为了维护自身的文化科技优势，审慎地对待文化输出，限制书籍的外流，这从侧面证实了其国家意识的上升。“具有边界即有着明确领土、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宋代以后由于逐渐强大的异族国家的挤压，已经渐渐形成，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空间又十分明确。”③
3. 帝国的扩容：从汉族帝国到中华帝国。
我们把秦汉时期称为第一帝国，隋唐时期则是第二帝国，元明清时期为第三帝国，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中国历史演进的“厅堂”——帝国越来越包容，“中国”的组成也越来越多元化，而厅堂上始终回响着民族融合的主旋律。
秦汉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时期，毫无疑问是汉族帝国。隋唐统治者出身关陇军事集团，他们身上有鲜卑血统，他们开创了真正的“中华帝国”。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华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④元朝和清朝两个帝国的历史，在史学界颇有争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的“新清史”研究学派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该学派试图扭转以往对清朝的传统认识，注重把满族而非汉族作为研究主体，强调满族对清朝所做的贡献，并由此引申到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否定清朝和元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强调民族冲突却忽视民族交融;强调满族特色却无视汉族及汉族文化的主导作用。但是政权更迭并不能阻断文明的延续性，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从唐宋以来儒家（理学）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使得来自儒家伦理的文明意识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中心扩展到边缘、从上层扩展到下层，使中国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这反过来会成为汉族中国人对历史的认同”。⑤元朝对多元一体国家的制度建设贡献非凡。行省制度的确立，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边远地区，加强了中央和地方，中原和边疆的联系。元朝通过行省制度，在唐宋设置羁縻府州的民族地区设置了与内地相同的路、府、州、县等行政统治机构，并在这些地区驻军、屯田、征收赋税，从而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元朝奠定了此后明清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三、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家、国与世界
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巅的家国情怀，它的培养从本质上讲是德育问题。谈德育离不开的就是知、情、意、行四要素。确切地说就是要处理好知识、情感、意志、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
1. 历史与现实。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客观的，历史学是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认识。历史教学的导向正确是要时刻秉持的原则。《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明确提出高中中国史教学要达到的目标：“在树立正确历史观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国情，形成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正确的国家观;能够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正确的民族观，具有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①《中外历史纲要（上）》前四个单元为中国古代史内容，其中三个单元的标题中都有“统一”。“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人总是站在一个时间点上一手牵着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历史教育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
2. 历史与生活。
历史学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文字与教条。培养学生的历史情感要走出课堂、走进生活。教师要带学生发现生活之美，发现史学的美学价值。爱国先从热爱家乡开始。现实中有大量鲜活的历史教学“课堂”。以笔者的家乡为例，大运河贯穿其中，台儿庄大战扬名中外。一条大运河的历史链接起古代与现代;把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紧紧相连;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连，形成完整的欧亚经贸圈;大运河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功不可没。因运河而生，靠运河繁荣的古城台儿庄见证了抗日战争中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胜利。台儿庄古城也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便捷的水运航道还催生了近代一座新型煤炭工业城市——枣庄。走出课堂走进社会，进行研学旅行，是家国情怀培养的“最后一公里”。
3. 做自信的中国人与包容的世界人。
自觉抵制歪理谬论需要正确的历史观，同分裂祖国的错误行径做斗争需要炽热的历史情感。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情感的培养不仅需要对中国历史有正确的认知，还要对世界历史有全面的认识。我们要培养具有广阔国际视野的中学生，就要让他们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自古就有胸怀天下的情怀。从“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达则兼济天下”，“天下观”始终是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政治绕不开的话题。或许，人们会认为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只是一种观念或想象，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近代民族国家和世界。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而非割裂的片段，国家、民族和世界是共生、共存的。我們要让青年学生认清来时路，明确人类大道。中正、平和、客观的历史观决定了个人的成长也决定民族未来、世界的明天。培养民族情感要自觉地抵制极端民族主义，培养大国意识要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划清界限。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误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作者简介】孟海峰，中学一级教师，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实习编辑：钱孝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