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传》（节选连载八）
李云桥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阐释人生价值时的一句名诗,每当我诵读这句诗时,就会想起一个人,她生就的傲骨美人儿坯,她所创造的生命价值比夏花还要绚烂;她死得很悲壮,但比秋天的落叶还要静美!
她就是著名的时代先觉者,民族自由解放的女神——赵一曼。
本刊连载《赵一曼传》一书,此书,真实全面地记述了赵一曼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及后续评说。
第六章 血雨·腥风·慈母情
1.艰难的旅程
1928年11月中旬,赵一曼与五位同志一起从莫斯科上火车,沿着一年前的路线先到海参崴。为避免海参崴出境的严密盘查,赵一曼他们从前一站下火车,徒步走到海参崴。
对这段经历,后来赵一曼在上海,对他的女中好友郑琇石说:“当时,为了避免敌人盘查,虽有火车,但不能坐,把我们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还用绳子捆起来推出国境线。我们徒步穿过冰天雪地的国境线奔回祖国。这孩子也命大,居然在肚子里安然无恙。”
赵一曼他们搭乘一艘货轮回到上海。经过几天晕船和妊娠反应的残酷折磨,她已经奄奄一息了。组织安排她住在一个旅馆里休息,慢慢恢复了体力。
由于国内革命形势正处在低潮,斗争十分严酷,当时,有一个十分艰巨而特殊的任务正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湖北宜昌是沟通四川和大西南与上海党中央的重要交通联络点。那里正是军阀夏斗寅的势力范围,党组织被破坏得十分厉害,必须把那里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尽快建立起来。组织考虑到赵一曼的身体情况和宜昌的艰难处境才迟迟没有作出决定。
赵一曼得知情况后,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务。第二天就动身乘船逆江而上去宜昌了。此时,赵一曼已经怀孕六个月了,肚子里的胎儿开始躁动不安。只身一人到一个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去工作。
1928年12月末,赵一曼来到湖北宜昌。这个小城镇是通往四川的水路码头,交通要道,进出川西南都在这里换船。在这里建立联络站,主要是为了转送文件和护送干部。
在宜昌,赵一曼在长江边的狭窄巷道里租了一间木板屋住下来,这里是码头搬运工人的聚居区,住的都是贫苦的工人。赵一曼以开小铺为掩护,说丈夫在外面跑买卖,她一个女人家独立支撑着家庭很不容易,很快就与邻里之间相处融洽。她接待过往的交通员,购买船票,转换组织关系,传送文件等工作。由于缺少生活经费,加上营养不良,以至胎儿发育不好。
1929年1月21日,早上起来赵一曼就觉得一阵阵肚子疼,房东老太太见她脸色苍白,精神恍惚,怕她在所租的房间里生孩子,屋里晦气,会断了自家的香火,坚决要求她马上搬家。这对于赵一曼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头一棒。在这年关之际上哪去找房子住,她又挺个大肚子。另外,她也没法通知组织。于是,她请求房东老太太让她生了孩子再搬家,再说我又不是没给你房钱。
这样一来,房东老太太反而急了,推搡着让赵一曼必须马上搬家。不搬,她干脆在地上哭闹起来。赵一曼毫无办法情急之下才向码头走去。此时还正有开往上海的船只,如果乘船回上海向组织汇报情况,再重新派一个人来,自己正好回去生孩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她又一想如果正在这时有接关系的同志找不到她,会误了大事。个人事小,组织事大。于是她转回头来,看房东已把门关得严严的,她也没有再去敲门。
这时,邻居一个好心肠的搬运工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和妻子商量把自己家本来很小的房子腾出来半间,用柜子隔开,现搭一张板床让赵一曼住下来。
赵一曼千恩万谢,总算有个容身之处。就在这天晚上,那是1929年1月21日,赵一曼经历一番磨难生下一个男孩,是那位好心的邻居大嫂为她接的生。赵一曼的原名又叫李淑宁。因此,她按与丈夫商量过的,给孩子取乳名叫宁儿。
听到孩子第一声啼哭,看到这苦难中提前来到人世的儿子,赵一曼阵阵酸楚涌上心头。她不禁长叹道:“孩子你来的真不是时候。”此时,她想到在莫斯科学习的丈夫,分手时他还担心孩子生下来没有人照顾,不幸被他言中了。如果有细心周到的陈大邦在身边,他不会让我受这么多苦的。如今我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差一点把他的儿子生在街头,他在那遥远的莫斯科怎么能知道我的苦衷,下一步真不知道如何把孩子养大成人?
不久,这位搬运工人因赌博被警察抓去,必须交上罚款才能放出来。大嫂带着两个幼儿一点办法也没有。赵一曼卖掉了陈达邦给他的金戒指,帮助好心大嫂把大哥从警察局赎出来。这件事也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赵一曼得到消息后,抱着未满月的孩子逃了出来。
赵一曼连夜登上去上海的轮船。由于生了孩子也一直没有得到营养补充,再加上寒冷和精神紧张,宁儿用力吸吮着妈妈的乳头,却怎么也吃不饱肚子,索性吐掉乳头,委屈地大哭起来。赵一曼把乳头塞到孩子嘴里,仍然止不住啼哭。面对着船舱外的风雨飘摇,前途未卜,怀抱着嗷嗷待哺、啼饥号寒的婴儿,她犹豫了。这孩子是个拖累,包袱,与其让敌人抓去,还不如现在扔到江里,一了百了。
可当她在寒风中抱着宁儿走上甲板时,望着茫茫的黑夜和涛涛江水,宁儿又哇哇大哭起来。此刻,她心酸了,落泪了,我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将来革命胜利了,我怎么向达邦交待,再说我们现在的一切努力奋斗不都是为了孩子的将来吗?也包括宁儿在内呀!在苦难中诞生的孩子更应该倍加珍爱,宁儿的生命不仅属于我自己,更是属于革命事业。想到这,作为母亲的赵一曼,紧紧把孩子搂在怀里,生怕被黑暗吞吃掉,怕被别人抱走似的快步跑回船舱里,她决心把孩子养大,使之成为革命的继承人。
2.战友重逢
赵一曼回到上海休息一段时间,组织安排她在中央机关工作,正好她带着孩子便于掩护。
1929年春,赵一曼在宜宾读书时的同窗好友郑琇石和郑奂如姐妹俩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她们住在法租界的拉都路。在一个炎炎的夏日,和赵一曼一起做机关工作的于泽鸿(郑则龙大学的同学)带她到拉都路去看望琇石、奂如姐妹。
三位好同学、好姐妹、好同志异乡意外重逢,她们高兴得跳起来,紧紧拥抱在一起。
在短暂的相聚中,各自倾谈着分别后的情况,谈到有趣的事情,快活得哈哈大笑;谈到一些令人不快或危险的时候,竟像谈论着别人的事情那样满不在意。赵一曼还是和从前一样乐观、健谈,但显得老练多了。近两三年中,由于现实生活的磨练,面容消瘦一些,但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她向郑琇石、郑奂如讲述了这两年多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赵一曼几乎天天都到琇石姐妹的住处去打个照面。她每天提个菜篮子,样子像个家庭主妇,在借买菜之机到这里打个转身。一来就打开话匣子,讲述她尚未讲完的话。谈话中她常常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亲切地说着恩来长,恩来短的,讲个不停。这样一来弄得听者很紧张,忙伸手去蒙她的嘴巴,叫她小声一点。一曼仍然是那个爽朗的性格,笑一笑,又大声地谈起来。
当然,赵一曼和琇石姐妹一起的时候,也谈彼此的感情生活,谈亲人和朋友。谈论更多的是丈夫陈达邦。在琇石、奂如姐妹眼里,能够让赵一曼接受并深爱的男子简直是个谜。
为了能够离开封建家庭外出读书,赵一曼曾在家族及朋友面前发誓终生不嫁。然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赵一曼不仅结了婚,还生了孩子,其间的思想变化是很大的。
郑奂如回忆:
只要她好多天没来,我们就很担心,该不至发生什么问题吧?有一次,她竟抱着孩子,突然闯进屋来了,满头大汗,神色慌张地说:“我患了虎烈拉,马上住医院去。”说完,把孩子往琇石姐怀里一塞,转身就走了。唉!几天不来,果然出了问题。她说得了病住医院的意思,表明机关出了问题,不能再住了,要转移到医院去。住在医院里,一则可以掩护,再是便于接头。当时我们说话,凡是涉及工作方面的,习惯用隐语,外人是听不懂的。
现在,赵一曼把孩子送来了,怎么办哩?竟搞得郑家姐妹俩手忙脚乱。小孩才半岁光景,身体瘦弱,有点认生,看他妈妈一走,就大哭起来,半天都哄不好。她们两个替换着抱,一边啊啊地哼着,一边摇晃着在屋里来回地走动,孩子仍然哭个不停。一直哭到睡着为止。
郑琇石、郑奂如为了哄好赵一曼的孩子,忙着煮稀饭,买炼乳,准备等小客人醒来好喂。一天给他吃上五六顿。孩子吃饱了,不那么爱哭了。但有时又突然哭起来,可能是要妈妈吧!尤其是半夜醒来,大哭不止。夜深人静的时候,哭声特别大,吵得房东不安宁……
好不容易,挨了半月光景,赵一曼才回来了。她说已经病愈出院,来接孩子。赵一曼看见小儿子长胖了,异常高兴,把孩子放在怀里,捧起他一双小手儿,向着郑琇石、郑奂如连连作揖,一边拖长声调说:“你个小家伙哟!把两个娘娘整恼火了!等到会说话的时候,记着不要叫娘娘,要喊干妈呀!”
赵一曼把孩子抱走了,说明她又住进了新的机关。
这期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下斗争极其艰难,机关经常遭到破坏,干部调动也十分频繁。赵一曼抱走孩子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郑家姐妹联系。姐妹俩十分担心赵一曼的安全。
据郑琇石回忆:
1929年冬,我住在上海法租界菜市路附近西场一幢二层楼房的亭子间。一天,我正在打着汽油炉子烧晚饭,窗外一团团的雪花在飞舞,刺耳的西北风在呼啸。忽然楼下房东在叫:“二楼亭子间的接电话。”我很诧异,住在这儿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呀,也许是叫三楼亭子间的杨少兰(杨闇公的侄女)吧。
当我拿起耳机时,是熟悉的一曼的声音,还带着颤抖。
“我病了,又被盗,孩子和我的衣服都丢光了,请你把你们多余的衣服送一些给我,我在‘长沙湘记等你。”
我们姐妹俩急忙筹划衣服,从奂如身上挪出驼绒袍子,从我身上抽出宽大的围巾,又用旧衣料给孩子缝棉袄。当我把这包衣服送到四马路东新桥“长沙湘记”旅馆时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了,她正在哄孩子睡觉,一见到我,一曼翻身起来紧紧抱着我。我凝视着她那冻得发紫有些消瘦的脸,她的声音仍然是那样的热情坚毅。
这一夜,赵一曼让郑琇石同她一起住在旅馆里,她们通宵未眠地畅谈着。赵一曼谈了这次脱险的经过,谈到住机关的一些生活琐事,谈到同志间的一些关系。她说:“为了党,为了革命,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依靠党,依靠组织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赵一曼让郑石帮她看一下孩子。她要去找组织汇报情况。
第二天,郑琇石把孩子带到她的住处,把未缝好的衣服缝完。赵一曼又出去寻找组织了。
3.江西脱险
1929年秋,赵一曼奉上海中央之命,到江西南昌省委机关工作。她带着6个多月的宁儿化名姓高和江西省委秘书王宏组织一个家庭来掩护机关工作。
两年前,如果不是因为肺病发作,赵一曼就参加了在这里打响的“八一南昌起义”。然而,1927年8月上旬,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后,江西国民党新军阀把设立在南昌的中共江西省委视为心腹大患,命令军警特务严加侦察和防范。在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下,1927年10月和1928年6月,省委机关在南昌两次遭到破坏,但随后均重新恢复。赵一曼正是在这之后来南昌工作的。
赵一曼和王宏在南昌一个偏僻的胡同里租了一间屋子,屋后有一个荒废的园子,左角有扇小门直通墙外的小巷,在荒草枯枝的掩盖下很少有人注意。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地下工作经验的赵一曼很满意这间房子。
王宏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赵一曼白天总是抱着孩子提着菜篮子去买菜,回来做饭收拾屋子料理家务,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到了晚上,把门一闩,两人便姐弟相称,同志相待了。他们商量如何开展工作,抄写、传递文件。就这样工作了三个多月。
1929年11月23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及其下属部分组织第三次遭到国民党的破坏。革命群众数百人被捕,省委领导人和30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被杀害。在这场大破坏中,赵一曼在王宏的掩护下侥幸逃了出来。
这天夜里,风雪交加,赵一曼坐立不安地边抄写文件,边等待去省委开会的小王。突然听见急促的敲门声,先问明是小王,才把大门打开。“快走!出了叛徒。”小王说着,几步抢到床前,抱起熟睡的孩子,往赵一曼怀里一塞,回头急忙去烧文件。赵一曼很想知道情况,便问小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小王表情严肃地只顾烧文件,没有回答。她明白情况不妙,连忙腾出右手,扯下床毯,给孩子包上,然后跑去开后门。前面突然响起急骤的擂门声,她已走到后门拐角处,停留了片刻,想等小王出来一道走。可是,前门哐唧被砸倒了,传来一阵杂乱的枪拴响和“不许动”的吆吼声,小王没出来。这时,她再也不能犹豫了,在雪光映照下,急急忙忙地向前跑去。
一路上,凛冽的风雪扑面吹打,她竟不觉得寒冷,背上却在冒汗,一直跑到腿脚感到十分沉重,几乎迈不动步了。她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直到实在是走不动了,才停下脚步,仔细辨认着路径。她已经跑到郊外来了,在路边找到一块覆盖积雪的石头,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雪花仍不断地飘落,而且越下越大。现在,她才觉得风雪扑面,刺骨般疼痛难熬;腿脚已由剧痛变得麻木起来。她明白,再也不能坐下去了,如果这样坐着,恐怕不等天亮,就会冻成冰人。她这么一想,就又艰难地挣扎着站起身来,蹒跚地朝着前面一簇黑森森的树丛挨过去。走近了,才看清前面是一座村庄。她在场地边一堆草垛旁蹲下来,用力拔出一把稻草,铺平,把孩子放在稻草上,舒展一下酸痛的胳膊,把皱成一团的床毯折成四叠,重新把孩子包好。原来熟睡的孩子被冷醒了,哇哇地大哭起来。她赶紧把孩子偎在怀中,钻进草窝里去取暖。可能是先前孩子的哭声,引起一阵犬吠,之后,四周又沉静下来了。
这时惟独赵一曼的心潮翻滚,掀起万顷波澜,难于平静,思想又如脱缰的野马,任意驰骋:“现在省委机关不知被搞成什么样子了。”“小王可能被捕了吧?”“现在该怎么办?拖着个孩子,到哪去哩?”
唉!可怜的小家伙哟,偏偏生在这样艰苦的年代,不管怎么受苦受难,也得好好抚养着他,若有个什么好歹,怎么对得起远在异国的达邦哟!”她一想到朴实、敦厚的陈达邦,临别时对她说过,关于孩子出生后,如何安置的建议,这时忽然冒了出来。她自言自语地说道:“对!应该把孩子送到他老家去。”她又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早想到这层哩?由于母爱强烈,真不忍心丢掉孩子不管。但是,老带着孩子东逃西奔的,总不是办法呀!现在,处在这艰难险阻之中,才考虑孩子应当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她认为必须把孩子安顿妥当后,自己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主意打定,乱麻般的思绪才理出个头绪来,心潮也逐渐趋于平静。
东方出现鱼肚白,雪渐渐下小了,四处不断传来雄鸡叫鸣。赵一曼爬出草窝,抱着孩子向村里走去。孩子醒了,大概是又冷又饿吧,一边哭,还一边咂着嘴。赵一曼心里又难过起来,她强忍住夺眶而出的泪珠,低下头,亲吻着孩子的小脸蛋。
赵一曼走到村头一户人家,朝着正在门口扫院子的两鬓斑白的老大娘求救,想讨口水喂喂饥渴的孩子。她说:“我进城去找孩子他爸,在半路上碰到了土匪,把钱和衣物都抢光了。”赵一曼把刚才在路上编造的一番话向老大娘说。“好狠心呀!连孩子身上的新棉袄都给脱去了。”她喑哑着嗓音,低声补充道。
看她那副模样,实在不像要饭的叫化子,老大娘大发慈悲,把她让进屋里去,烧火给她烤衣服;锅里稀饭煮熟了,给她盛满一大碗,母子俩饱餐一顿。她向女主人道过谢又上路了。临走时,好心的老大娘,找来一根绳子,帮她把孩子背在背上;又送给一截竹竿拄着,以免滑倒。
赵一曼想回上海的心情迫切,急急忙忙地赶路。走累了也不歇歇气。直到孩子哭了,才停下来,向人家讨口水或讨点稀饭喂孩子。人家若问她的来历,就把向老大娘所说的那番话,重述一遍。
一路上她忍饥挨饿,直到傍晚,才来到赣江码头,正好有几艘运粮木船将开往九江。她摸出身边仅有的离开莫斯科时陈邦达送给她的怀表,要求船家搭她到九江去。数九寒天,在木船上过夜,是难熬的,船老板娘是看在那块“怀表”的份上,借了床破棉被给她,才算勉强抵挡了寒冷。到了九江,正碰上一条开往上海的客轮正在装货。但是,赵一曼这时已经是囊空如洗了,怎么办?幸好得到几个青年船工的帮助:把木船撑过去靠在客轮旁边,趁人家不注意时,让她爬上去。后来总算在统舱里挤到位子,紧挨着一个中年妇女。攀谈起来,人家十分同情她的遭遇。这个妇女,正好也是去上海找寻她做小生意的丈夫的。同病相怜的缘故,这位善良的大嫂,把自己携带的烤饼、馒头等食物,分送一些给赵一曼母子充饥,才算勉强度过两天的航行生活。
轮船到上海之前查票,赵一曼既没票、又无钱。下船后,船上派个小茶房跟着她上岸拿钱补票。她想:决不能暴露接头地点,也不能把茶房领到所知道的任何地方去。于是她就领着他,从这条路转到那条路;从这弄堂,转到那个弄堂。她假装找人的样子,心里却在暗地盘算,设法甩掉跟在身后的茶房。想着想着,忽然计上心来,她走到马路边,学着小时候曾听说过的,江湖上摆“扯谎坝”要钱的法子,她把草绳解开,扯下一根稻草,挽成个草圈,插在小孩衣领上,作为卖孩子的标记,然后坐下来。顿时围拢一堆爱热闹的人,她便向人群告苦说:“我因投亲不遇,又遭抢劫,没法生活,只得出卖亲儿子,愿买的,给大洋一百元。”她考虑到:一百元大洋,数目不小,故意高喊价钱,怕真有人要买。巡捕走过来,赶散了人群。她又另换个地方,仍如法炮制。跟在后边讨船钱的那个茶房,看见她真是一个没办法的遇难人,只好独自回船复命去了。
之后,赵一曼赶到“长沙湘记”住下来,随即找到党组织,向中央汇报了江西省委机关遭破坏的情况,请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惩治叛徒,恢复组织。
4.慈母情怀
经过几次艰难的脱险经历,赵一曼深深地体会到,自己怀里的宁儿虽然对地下工作起到了掩护作用,但更多的是对工作的拖累和影响,行动起来极为不方便。同时,由于生活的不安宁,经常处在危险的环境中,对孩子的成长和发育也极为不利。
郑奂如回忆:
一曼与党接头回来,显得异常高兴。自从那天半夜,逃离江西省委机关以来,极度紧张的心情加疲劳,一旦得到舒展,顿觉轻松许多。现在她安静下来,考虑今后如何接受新的任务。首先使她想到的是:安置孩子的问题,这是在逃难的路上早就打定的主意。把孩子送到武汉去。拜托陈达邦的堂兄代为抚养。
也就在这时候,赵一曼在上海中央机关遇到了陈琮英。陈达邦与赵一曼在莫斯科分手时,就认真考虑了将来孩子生下来,带在身边会给工作带来麻烦,可以把孩子送到武汉请堂兄陈岳云代为抚养。如果要送的话请妹妹陈琮英帮忙。此时,遇到陈琮英,这可以算作一种机缘。
赵一曼和陈琮英相遇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便把自己想把孩子送到陈家抚养的想法和盘托出。陈琮英也是一位热情开朗的同志,她完全理解和支持嫂嫂赵一曼。于是她们两人决定把孩子送到武汉去。赵一曼又将送走孩子的打算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得到党组织的赞许和支持,并发给路费和去武汉的假期。
当真的要把孩子送走时,赵一曼作为母亲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慈母情怀。她望着两周岁多一点的宁儿,已经蹒跚着走路,正在咿咿呀呀学语。由于工作的多变,生活动荡不安,外加自己身体不好,宁儿在怀孕期间就营养不良,先天不足。生下来又多灾多难,跟着妈妈受了许多苦。送到陈家也许会好一些,然而,离开母亲的孩子终究不会很幸福。再说,这次送走,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到面,还能不能见到面。想到这里,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了下来,宁儿张着两只小手扑到妈妈的怀里,看到妈妈在伤心落泪,他也哭了起来。
赵一曼亲着乖巧懂事的儿子,替儿子擦着泪痕,哄着孩子说:“宁儿,好宝宝不哭,妈妈也不哭,为了将来的幸福,妈妈必须这么做。也许你现在不懂,但将来会理解的。”
第二天,赵一曼到照相馆,抱着宁儿坐在高背藤椅上照了张相。这就是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厅里见到的那张照片,是赵一曼和儿子留下的惟一纪念。我们从这张照片上看到,赵一曼那坚毅的神情中透出无限的温柔和慈爱;宁儿依偎在母亲胸前,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安祥和宁静中充满着好奇。
赵一曼把照片寄给莫斯科的陈达邦一张,告诉丈夫,你的儿子已经诞生,我们一切都很好,不必挂念。她没有谈一句两年多的艰险历程,也没有告诉儿子送走的消息。她把所有的苦难都一人承担,让心爱的人珍重身体,努力学习,能为社会,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还有一张交给郑琇石,请她有机会能转交给二姐坤杰。她自己留在身边一张,在思念儿子的时候看看。也正是交给郑琇石的这张照片,通过郑双壁大姐转交到李坤杰手中,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1930年4月,赵一曼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陈达邦堂兄陈岳云家里。陈岳云是个大商人,家道殷实,生活条件优越。但他们对宁儿这个不速之客并不欢迎,特别是陈夫人丝毫没有精神准备,当面就表示不喜欢。这些赵一曼都看在眼里,也预感到宁儿留在这个家里不会很幸福。她几次想抱着宁儿重返上海,但冷静下来,艰险的斗争环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允许她这样选择。于是,她在兄嫂面前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并表示这孩子交给他们,以后就是他们的儿子。最后,她亲了亲儿子那漂亮而瘦弱的脸蛋,宁儿从妈妈那反常的情绪中预感到了什么,大声哭叫着:“妈妈!妈妈!我要妈妈!”赵一曼在这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中,硬着心肠跑出陈家。她一路上流着泪回到上海。
赵一曼从武汉回来,送走孩子可以轻装上阵了,但她的心情很沉重。她压抑着思念儿子的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来。她对待工作毫不含糊,哪怕是日常最平凡的事务。她明白机关工作的重要性,必须做好一个“家庭主妇”,以保证机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她每天提着菜篮子买菜、做饭、浆洗、缝补,乃至拖地板等,甚至于经常更换男主人公,组成各种复杂的家庭关系。她先后与李一氓、赵毅敏等组织家庭形式的机关工作。
据郑奂如回忆,大约是1931年10月,赵一曼离开上海,奔赴东北工作。在离开上海之前,她特地与郑琇石、郑奂如告别。上海一别,她们之间竟成永诀!□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