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纵横：天津地区电影放映与影院发展研究（1896-1949年）
众所周知，上海电影的摩登现代几乎成为早期电影萌芽与发展的养料，对于上海电影的宏观与微观学术研究层出不穷，其他区域电影研究在近几年也逐渐興起。近代以来，天津作为华北的大型商埠，几乎可与上海所比拟，对天津地区电影院发展与电影放映进行梳理后，读者或许会惊讶于天津地区电影发展曾也能与上海电影发展相比肩。本文依托1949年前的报刊杂志，从天津地区电影院的发展状况、营业策略、社会影响以及电影放映所呈现的“津味”等角度对天津地区电影发展进行梳理，力图在宏大历史进程中发现天津地区电影的细微特色之处。
一、电影的本土认同与发展（1896-1931年）
海河之于天津，好比黄河之于中国。天津市处于海河末梢部位，海河以天津西为起点，如羊肠般贯穿整个天津地区。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基于海河所带来的便利交通，天津迅速成为各国驻扎的要地，而海河周围则形成了面积巨大的租界区，众多不同异域文化也在这里汇聚，天津成为了一个包容、多样又保持着自身特色的城市。
电影作为舶来品，伴随着列强的殖民扩张来到了天津。天津最早的电影放映可追溯到1896年，“法国百代公司来到天津，在天丰舞台（今滨江乐园）首次放映了电影”[1]，主要是风景片、滑稽片的放映，而这些仅十几分钟的短片穿插在游艺杂耍节目之中并不进行单独的收费。电影初到上海，在徐园“又一村”放映时间为1896年，就放映时间来说，电影在天津的扎根时间并不比大都市上海逊色几分。
初期的电影称之为电影戏，多于茶楼、戏园放映，放映机器多为手摇式，所以紧缺有经验的放映员，早期法国百代公司的放映员外号为“电影周”的天津本地人周紫云与外号“电影王”的王子实。天津本土独资经营电影院的建立正是放映员“电影周”所带动的，周紫云曾担任法国百代公司电影部经理一职，在“1907年创办权仙电戏院”[2]，前身为权仙茶园。影片片源及放映机器均由百代公司提供，或许正是因为周紫云曾经在百代公司的工作经历，能摸透观众观影心理，权仙电戏院播放的影片非常吸引眼球，如“美国侦探片《红眼盗》《巴林女》、战争片《美墨大血战》、科幻片《木头人》”[3]，这些影片深受观众喜爱，甚至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周紫云不久后又成立了权仙电影公司，促使电影的放映走向正规与现代。
幽默风趣的天津人编出“看电影到平安，电影公司属权仙”这样的顺口溜。与权仙同属于老牌影院的平安影院，有着自己较为鲜明的特色。尽管英籍印度人巴厘在1910年创办该影院，环境简陋、设备落后，但不久之后便进行全方位的装潢，采用完全罗马风格建筑建造，影院内部不仅有放映影片的地方，还有酒馆、餐厅，无论是建筑、装潢等其他设置均展现出西式风情。权仙电戏院与平安影院的率先开办，迅速带动了天津电影院的发展。正是在权仙、平安等影院的带动下，民众对电影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最初的“对于电影二字，尚莫名其妙，遑论嗜好”到“津人士已移其向所欢迎旧剧之心理，而欢迎电影焉”[4]众多的电影院便在民众对电影的期待中发展起来。
20世纪20年代，天津的电影院在数量上逐步增多，在规模以及营业上也较为正规化。这时的电影院多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华人所创办的影院，如光明社、新新电影园、开达电影园，这类影院的售价普遍比较低廉，设备也较为简陋，受众多为学生及社会底层人士。另一类是外国人开设的电影院，如平安电影园（Empire Cinema）、天昇电影院（Olympic Cinema），这类影院受众多为西方人，影片的广告也多是外文报刊上，票价又不是很便宜，所以大多也仅有“极少数学染欧风”的华人前去观影。第三类影院是日本人所创办的天津电影园，正因自电影放映前会将说明书翻译成中、日不同类型文字，小小的技巧下营业也不错。大多数影院在影片的选择上以牟利为标准。就影片的品质来说，影院并没有去进行特别的斟酌，“至于片子的好坏，于小观客的心理有什么影响，简直不去考究”[5]的这种商人心态是社会中的一种逐利缩影。
天津本土的影片公司，也在这种商业氛围中纷纷创办及进行影片拍摄。如果说初期的津市新月影片公司、天津影片公司的创办还是尝试、小心求索的话，那么在此之后的影片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新星”“北洋”“远东”“华北”“紫罗兰”“观世音”“渤海”“中美”“协新”。但因为过于逐利，许多公司拍摄了几部影片，昙花一现后消失了。历史并非是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对这些影片公司的考量也不能简单的给予肯定或否定。这些影片公司除了拍摄武侠片、侦探片、爱情片这类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影片，他们在社会教育影片上也有所探索，或许有“吾国人欲求智育发达，惟有从国产影片入手”[6]的部分初衷。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民众对于国产影片的呼唤也愈来愈强烈，报刊上不少人开始呼吁影院权衡轻重、偏重国产片的排片。新新影院更是“盖不忍电影事业之权利外溢”[7]，于是专门搜集国产影片上映，通过影院特刊——《新新特刊》对国产影片进行评价，减少其他影院受损的情况。北方影片公司在不盈利的情况下准备拍摄其第二部影片《永不归》（马季湘、张天然、李朗秋，1926），导演马季湘生病延迟拍摄时间，但演员们还是足足做了八个月的工作，并没有固定的薪水，仅由公司稍微送些车马费。这些细微的努力或许微不足道，但也可见对于天津本土的电影事业，还是有不少人在纷杂混乱的市场之中有所坚守的。
总体来看，电影很快在天津立足，这不光是电影作为一种新奇的玩意获得天津市民众的喜爱，还源于天津自古以来的娱乐传统，天津人有爱玩的“胃口”，电影便很快成为天津人的一种娱乐方式，甚至在20世纪后半段，竟出现“只要影片出色，就能卖满座”[8]的盛况。
二、民族身份的传声筒（1931-1937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当局加快对中国的侵略速度，继而密谋了一场便衣制造混乱的局面，谋划将天津演变成另一个沈阳。1931年11月8日天津事变爆发。天津事变打破了天津表面上的安宁，观众在影院中也不能全然沉浸在光影之中，不时的动乱，导致前去观影的观众也存在危险，“光明、明星各电影院中之观众，因无处可归，多留于院内。”[9]影院在20世纪20年代基础上，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分层状况。民众的紧张心情伴随着炮火越发沉重，尽管影院时时处于危险之中，不能保证天津民众的生命安全，却成了天津民众的心理“避难所”，这一时期，国产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影院鼎盛情况，有“不亚于上海”[10]之说，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津电影院已达四十多家，遍布天津繁华地段”[11]。頭轮影院、二轮影院、三轮影院放映的影片有明显的区别。头轮影院有平安影院、光陆影院、大光明影院，这些影院上映的大多数为美国片，票价在一元左右。不同电影公司有固定的片商供给影片，平安影院放映影片多是派拉蒙、华纳、雷电华等公司出品，光陆影院放映影片多是米高梅、联美等公司出品，大光明电影院曾名为蛱蝶影院，放映影片多是派拉蒙、狐狸等公司出品。头等影院的装潢多是豪华贵气，设备完善，夏有冷气，冬有暖气，观众多是各国侨民、各国士兵，前期华人寥寥，直到后期一些“布尔乔亚的少爷小姐和阔绰的男女学生，以及买办吃洋饭之流臣”[12]多来影院感受“洋气”。二轮影院有光明大戏院、明星电影院、新新电影院、河北电影院，这些影院因票价不高，上映影片又为首轮影院放映过的片子，只要环境稍好，便很受学生及民众的欢迎。如光明电影院不仅“自筑院址，宽敞而大，楼房十分壮观，夏天并有露天花园，院中设备也采取一种花园构图，楼台带殿阁，翠树覆荫，花红柳绿，上有皓月当空，疏星三五，十分诗意”，且放映的影片多样又比较精彩，既有“明星”“联华”“天一”的新片，又有平安影院上映过的外国片，票价又比较灵活“分二、四、六角三种，平时每一张票可带一个十二岁以下的小孩”[13]，夏天有冷气设备，“凡发音，光线，座位等也都可以说是很够味”[14]，所以在二轮影院中算得上营业发达的，每每上映国产片时，一片营业千元也不在话下。三轮影院数量最多，条件也参差不齐。这些影院大多在激烈的竞争中因经验不善而“掉”到三等，如：皇宫大戏院、天昇电影院;亦或因为有声片的来袭，没有及时更新有声设备，只好继续上映默片，如：庆云电影院、上平安电影院、皇后电影院、上权仙电影院、新明电影院、东方电影院、华北电影院、天桂电影院等。票价对底层群众十分友好，在三角到几分不等，有的仅需一个芝麻烧饼钱，“所有的三等电影院全用女招待，以广招莱”。尽管二等影院中也有女招待，但三等影院中，女招待成为影院的“活广告”，“营业并不以影片来号召，而竟靠着女招待来维持”。[15]
1935年，天津影院与外商发生冲突，好莱坞驻华各影片公司以无理的条件要求影院上映影片一定“映满若干时日，巉能更换新片”，且还要在新片中捆绑销售，把一些不太能够卖钱的影片一起售卖给影院，“凡与各戏院签订合同，其所订立的条件务需院方一一遵守”[16]，且一旦他们认为影院有所违背，便停止给该影院提供放映的影片。这种“霸王条款”的压迫，给全部上映美国影片的头轮影院造成致命的冲击，光明影戏公司“亦因营业的不振，而沦作第三轮影院了”[17]。但天津各影院也并没有完全受制于外商，有人联络各大小影院，“将包租外国影片，彼此传映，绝不受其把持，否则可停映其影片，或完全放演国产片”[18]。不爱受人调配的天津人在此彰显了江湖侠气。
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国产片开始在天津市受到广泛的欢迎，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以微妙的关系形成连接。而影院之间的关系，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错位”。曾经的首轮影院，以外片为卖点，现在生意变得青黄不接，尽管努力招揽观众“上映前的三四天，甚至于一星期，影院便大登广告，拼命的宣传”，但也仅是“上座也不过是六七成——四五百人”。反倒曾经的二轮影院生意红火起来，因上映的均是“联华”“电通”“明星”等公司的国产片，“每一部国产片，在津总有十天以上的映期，平均观众约在万五千人左右”[19]。除此之外，国产片的兴盛当然也有不少智者的宣传，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对于国产影片的呼唤就已经很强烈了，20世纪30年代，依旧有鼓励国产电影制作的声音。不少仁人志士相信“中国的影片、因焉文字言语以及风俗人情等关系、只要出品的质量够得上、中国片就容易和外国片竞争”[20]。外国影片中如若有侮辱中国的情节，也会在报纸上进行责备。如1931年4月8日《益世报（天津版）》就有标题为《警告是一部侮辱中国影片》的文章，呼吁：“天津各影院注意勿租演此影片”。天津的文学家、教育家也对国产影片在天津市的发展贡献一己之力，不少演讲或文章以国产影片为主题，如《国产影片在艺术上的价值》《对于国产影片的检讨》来提高人们观看国产影片的动力。学校在纪念日放映国片《人生》（费穆，1934）和《共赴国难》（孙瑜、王次龙，1932），各大小学校的乐歌教材也更改为了影片中的主题曲《渔光曲》《大路歌》《凤阳歌》等。
三、“他者”中的坚守（1937-1949年）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天津沦陷后，日军强行接管了河北省内航运局，船舶也被强行征用。1939年，日本当局成立日伪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对华北地区的铁路、公路、内河进行全面的管制。河北省内航运局被更名为天津航运营业所，航运的几乎没有一般旅客，多是“华工”。因为交通受困，无论是好莱坞的影片，还是国产影片都很难运入，放映的影片多以新民放映株式会社公司出品，西洋影片仅在英法租界内影院放映。
日军对天津市区进行轰炸及纵火，导致天津数十万难民无家可归。动荡的时局之下，电影院从彼时的娱乐场成为此时敌人制造恐慌的地点。曾位于德国租界区的光陆电影院，在放映影片的时候，被敌人投弹，“顿时火焰四起，观客逃散一空”[21]，法租界的国泰电影院，也在观众观影时发出三声巨响导致观众纷纷逃奔。原本红火一时的电影院，在多次的意外事件之下，陷入短暂的沉寂之中。
天津影业严重受损，在暂时的沉寂后，各影院又纷纷出妙计，开始营生，天津的电影业便在社会动荡之中畸形地繁荣起来了。各大影院各显身手，绝处逢生，在选片、影片的宣传上下足了功夫。国泰影院打出放映巨片的广告，如《战地笙歌》（罗伯特·Z·伦纳德，1937）、《化身小姐》（Lloyd Bacon，1937）等影片，但多“俱为光陆上半年映遍之影片”，有些巨片也并非新片。国泰影院又另辟蹊径，重新又开始进行戏剧演出。大光明影院抓住观众的口味，在宣传上做足功夫，或是影片中有“周璇之歌唱，刘文澜、金业勤之车书表演，林红之游艺”[22]，观众的好奇心被勾起，往往不免要去影院满足一下。此外，大光明还时不时为激发观众的活跃度做点小活动，或“义务赠阅观众的影刊”，或“选些有趣的问题悬赏，以免票为酬”，十分懂得生意经的大光明影院，在别家影业经营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到“营业日益具隆”[23]。上权仙影院在电影放映后加演曲剧等极为丰富的节目。天津资历极老的平安影院，在这一期间便不如其他首轮影院，因美国的八大影片公司驻津办事处所有影片均被莫收，导致没西洋片可放映，其下面的二轮光明戏院营业也极其困难。
二轮影院中，大明影院、明星影院设备与片源得以保证，所以营业尚能说得过去。至于专映国产片的光明影院，国产片来源断绝，只得上映《天伦》（费穆，1935）、《雨过天晴》（管海峰，1928）这类国产旧片，但因设备并不好，“营业毫无起色，几乎不堪维持”[24]至于华界的影院，生意似乎是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的。那些四轮、五轮的影院多播放国产片，票价仅四、五分钱，偏色情、神怪一类，不外乎《火烧红莲寺》（张石川，1928）、《武松与潘金莲》（吴村，1938）这类很“古老”的片子，观客绝不是因为电影而去影院。尽管影院设备十分糟糕，影片播放数次多，但这些影院中多有女招待，顾客往往为与女招待闲言碎语、嬉笑打骂。说是观影，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营业稍微缓和后，影院的对峙情况愈发严重。华商所经营的华北公司、新新公司、大北公司三家公司营业相互牵制，天津市电影业华商所占比重较大。但好景不常，“大华、天昇既因声机纠葛，涉讼不休”“蛱蝶又因经营失利”“光陆突尔兆焚，一蹶不振”[25]，在种种事故或意外之下，天津市的影业的主导权又到了外商的手中。20世纪40年代，四大首轮影院中，外人拥有三个。可见天津影业发达之下，本土力量并不强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市电影业表面上一片繁荣景象，实则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营业颇困难。外国影片依旧占领多半的市场，国产影片不仅受到美国八大公司的挤压，甚至苏联也新开设亚洲公司，企图在天津电影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头轮影院营业也艰难，不仅要与美国片商近乎五五分账，初期还要担负飞机空运等交通运输的开销，更不要提还有海报、剧照、样片等。影院本身“独自所担负的十数家报纸广告，内外装饰，水、电、票、员工，开租”[26]，种种开支算下来，即使每场电影上座率看起来较高，但除去杂七杂八也所剩不多。甚至一些人是没有买票，利用权力携带家属、朋友前来观影，电影院中对号入座的方式也不能完全实施，可见电影院生存受到多种层面的挤压。
天津电影的审查自20世纪30年代末就有，这一时期更严格，“一套影片须要呈报五处，社会局、警察局、宪兵队、市党部与派出所”[27]尚且在1947年颁布的《维持公共娱乐秩序办法》的第六条还明确说明：每周早场，仅为招待军警，严禁其他人士（包括眷属及亲人）入，仅限荣军使用，不得转赠他人。不少影院通过涨价来减少影院的亏损，但依旧是营业艰难，苦不堪言。影片的放映也是以上座为目的，“各外片影院多以大腿、五彩、香烟、歌舞为号召”[28]，卖钱成了第一位的选择！
四、“津味”公共基因烙印
历史以来，天津地区的人员流动就很大，无论是赴京赶考者在天津逗留或是各地商人在此地进行商业活动，都为天津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外来文化与天津本土不断融合，令天津本土文化生发出一种活泼、自由的状态。这也无形中造就了天津人独特的性格特点。天津人爱逗趣，爱交友，一口津话能与人从天南海北聊到家长里短。天津人也很注重江湖侠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常有的事。
冯骥才的《神鞭》基于作者在天津长久的生活经历所写。小说以武侠的外壳，展现地地道道的津味，天津闲杂人与稀奇的“怪”事，进行更深一步的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天津通俗小说中，武侠小说占据了很大部分。生于、长于天津的作家，都无形中建构了天津的武侠风气，如宫白羽、郑证因、李寿民、张杰鑫、戴愚庵、冯育楠等。电影在天津的发展，也不免沾染上某些侠义的“津味”气息。
“慈善电影”在天津尤为突出。电影公司作为企业，在各个地区遭遇灾害时，往往会伸出援助之手，在救助赈灾的事情上，天津的戏院、影院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35年的《天津救济水灾联合会征信录（二十五）》中便明文展示了天津在遭遇水灾后，各个影院的捐款情况。1930年1月，平安影院间隔两天在《大公报》上发布《慈善电影》《平安慈善电影券资悉充陕灾赈欸》标题的广告，呼吁天津市民观看电影。广告中有影片介绍：“所演之片即为著名之完全有聲歌舞伟片《歌舞升平》”[29]，“开演狐狸公司《莫非通》，有声五彩影片《歌舞升平》”[30];或上座情况“现闻购票定座者，已过半数”[31]，“计楼上下共到百余人”[32]。言辞之间充满着对观众前来观影的鼓动，也不失为一种利用“慈善电影”来做噱头的营销方式。
1937年，众多带有爱国热情的天津青年组成天津抗日锄奸团，面对敌人的暴行，抗日锄奸团开始进行反抗行动。电影院成为锄奸团极为重视的地点，每逢重要的纪念日，锄奸团便散发传单，那些收到传单的影院，往往在这些纪念日借口“修理机器”或“修理内部”关门一天。平安电影院甚至因为继续营业，锄奸团试图“做了一枚不伤人的炸弹想教训一下他们”[33]，后被阻止才作罢。“国泰影院放映反华影片《大地》（西德尼·富兰克林，1937）时，‘锄奸团成员在座位上安放炸弹”[34]，1939年，锄奸团行动队得知程锡庚一家在大光明电影院观看电影时，“在影片放映时将程锡庚击毙”[35]。同年，时任华北伪政权中高级人员陈莲士在影院观看《贡格廷》（乔治·史蒂文斯，1939）时，被连开四抢击中，当场身亡。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电影院本身具有的现代、西方色彩使其很容易处于危险的境地，而在具有传统武侠基因的天津地区，处于公共领域的电影院，其营业不仅要从商业上下功夫，也要学会某些“江湖中的生存本领”。
女招待之风由北平吹入天津，但似乎在天津发展得更加本土化，不同于北平中的女招待多在饭馆中揽客，天津的电影院成为女招待的大本营。20世纪20年代末，天津饭店中女招待颇多，1932年，新明影院在影院中设置女招待一职位，吸引了众多人前来观影，营业颇丰，1933年，新新影院、天昇影院也添置了女招待，此后不少影院纷纷开始效仿，女招待成为影院必不可少的景观。一、二等影院的女招待多售卖糖果、咖啡商品，较为正规、规矩，而三等影院的女招待多半发挥了“引诱”的效果。女招待在平民化的影院中最为盛行。
天津底层群众把与看电影，尤其是去影院看女招待当成一种消遣方式。对于底层群众来说，女招待比影片更具有吸引力。女招待的盛行，与女明星的流行有大同小异之处。其中既有女性身上所承载的现代想象，女性要成为具有职业与个性前卫与摩登的“新女性”，也不免包含着男性对女性的窥视、民间对于女性身体的消费。也有不少小报会刊登女招待的照片，顺便对女招待进行描绘，如陈文秀“长身玉立，绰约多姿”，良友四号桂叶规贞“娟娟此豸”“凝重端丽、幽默肫挚”，天津影院的茶花刘静芳“人见俱活泼”[36]，不少观众慕女招待之名而去。
结语
回溯1949年前天津地区影院发展与电影放映情况，不难看出天津作为华北重要商埠，其电影业的发展既伴随着时代之潮流，又携带着本地风土人情之内在逻辑。纵览1949年前天津影院的发展形态，基本是从最初的茶园戏院、电戏院再到现代化的影院，但也有很多三流影院依旧没有实现影院独立化。电影院并非类似于上海处于都市语境之中，天津短袖汗衫的顾客成为观众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地区的电影发展受制于时代，虽并没有完全展现出其所具有的活力，但天津人的乐观豁达、江湖侠义风格也注入到电影事业之中，演化为早期电影中独具标识的一种区域风格。
参考文献：
[1][2][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M].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天津出版社，2005：268，271.
[3]周利成.民国风尚志[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5：204.
[4]苦生.最近天津电影事业之状况[ J ].电影杂志（上海1924），1924（3）：1.
[5]佚名.天津人的娱乐 回溯开演电影的萌芽时期[N].大公报（天津版），1932-8-15（11）.
[6]韦耀卿.提倡国产为今日救国之良剂[ J ].新新特刊，1925（1）：42.
[7]宋元生.本刊之使命[ J ].新新特刊，1925（1）：36.
[8]必冷.天津电影事业之调查[N].大公报（天津版），1926-9-7（7）.
[9]佚名.津难发作时，华人多在戏场电影院，交通断绝均无路可归，日兵及便衣队弹子如雨点飞来[N].时报，1931-11-14.
[10]王明星.一篇有统系的记述关于天津影界制片厂和影片公司的分析[ J ].开麦拉，1932（129）：1.
[12][14]佚名.银光照徹天津卫（一）[N].益世报，1934-1-15.
[13][15]苏世芬.天津电影院之种种[N].中央日报，1935-3-30.
[16]顾片商.天津影院受外商威胁[ J ].电影新闻（上海1935），1935，1（4）：6.
[17][19]萍阳.各地影业情报 电影在天津[N].联华画报，1935，6（12）：22.
[18]舞.天津影院动静 组织会社抵制外商 国产影片绝好机缘[N].时报，1935-6-16.
[20]佚名.对本国电影的希望[N].大公报（天津版），1933-6-15（13）.
[21]佚名.津电影院投弹起火[N].晶报，1938-6-6.
[22]惠明.天津影院业之新片缺乏恐慌.交通不便，中外片乏，影响极巨[ J ].电影（上海1938），1938，（2）：31.
[23][24][25]佚名.天津影业近况[ J ].电影（上海1938），1939，（22）：730.
[26][27]羊.费用大·票价小·客票多·观众少 津市影业萎靡不振 秋凉后好片将源源而来[N].益世报，1946-8-6.
[28]佚名.本市电影戏曲事业岛瞰.天津市，1947，1（10）：8.
[29][31]佚名.慈善電影[N].大公报（天津版），1930-1-7（10）.
[30][32]佚名.平安慈善电影券资悉充陕灾赈欸[N].大公报（天津版），1930-1-9.
[33]李飚.真相[M].第二次世界大战傀儡·乞尾赖犬.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158.
[34][35]王凯捷.天津抗战[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354.
[36]桃花乡人.女招待：一般的情形[N].风月画报，1937，10（48）：1.
【作者简介】 ?崔华静，女，山东德州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早期电影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