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在十七年电影中的传承与现代性转化
张晓艳 韩子璇
燕赵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其熏染出的有关河北题材的影视作品在中国电影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这一时期，多部优秀的电影作品以河北作为叙事地点，以河北人民在战争中不畏生死、英勇就义的慷慨悲壮精神为主题，以跨媒介传承方式对燕赵文化在十七年电影中进行现代化转化，在叙事中传承，在人物中发扬。站在十七年语境和当代语境两个历史节点上，解读燕赵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既是对十七年电影的文化研究和全新解读，也为燕赵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性转化提供鲜明的案例和经验。
一、燕赵文化在十七年电影中的叙事传承
十七年电影中展现燕赵文化的影像多以小说文本为基础，从小说转化为电影的过程中呈现出河北地域内所特有的燕赵传统文化、人文与自然风貌、民风民俗及生活习惯等要素，影像转化传承着燕赵文化的风土人情。此外，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处于不断探索时期，在作品创作主题上虽具有一定政治倾向性，但这一系列电影在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对电影的艺术性追求逐步提升，在题材和情节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一）影像转化传承燕赵风土人情
独特的景物、风土人情都是电影中展现地域文化的重要手段。十七年抗战电影在将文本转化为影像的过程中，将小说中简略的场景描写以丰富的影像镜头呈现出来，为故事的发展建构了真实可信的叙事环境，将观众更好地带入电影叙事氛围，为电影添加真实感和现场感。河北特有的叙事场景展现不仅促进了故事的发展，还为燕赵地域文化添加了标签。比如雄安新区内著名的革命圣地和观光旅游景点“白洋淀”曾是多部电影中的场景，“茂盛的芦苇丛”成为白洋淀标志性景物，更是为电影中故事发展营造了紧张感，观众沉浸在芦苇丛的追赶中，见证了革命英雄们和敌人的斗智斗勇，为英雄的获胜而骄傲。
在电影《新儿女英雄传》（史东山、吕班，1951）的创作前期，导演史东山曾专门到白洋淀一带了解当地农民生活。影片中，白洋淀的美丽风景、当地人民的风俗民俗都被导演在画面的创造中巧妙地表现出来，这些场景和风土人情在推动故事发展的同时，将燕赵的风土人情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影片一开场就是以长镜头交代环境，展现了白洋淀的独特景色。随后推镜头引出人物，女主人公杨晓梅正在用芦苇秆织席，人物台词中的“菱角”“织席”都是当地特有的风俗习惯。影片中的一段快板戏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在展现传统文化的同时，将政府的政策用说唱方式表演出来，点明主题的同时也成为影片叙事的重要转折点。影片《小兵张嘎》（崔嵬、欧阳红樱，1963）中当地的风景及风俗也为影片的叙事提供了发展线索。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以嘎子在水中捞鱼开始，这个镜头既展现了嘎子调皮爱玩的性格，也展现了白洋淀独特的地理环境。八路军从水中而来，坐着小船飘荡在芦苇丛中，展现出白洋淀的景色，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芦苇丛为八路军做掩护，也为影片后续的追逐场面做铺垫。
這些在小说中无法展现出来的风景和民俗特色，在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中得到了传承。正是这些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风情的展现，令观众愈加真实地进入到影片所营造的叙事中去，使观众被影片中英雄们的故事深深吸引，同时又对燕赵文化、风土人情有了更生动、更深刻的理解。
（二）叙事类型展现多元燕赵文化
纵观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十七年电影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十七年时期的电影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作为历史的选择，战争与革命成为当时电影创作的主题，因此这一时期的电影在主题上呈现单一化倾向。即便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十七年抗战电影的艺术性仍在不断提升。从故事的叙事类型上看，由最初单一的正面描写战斗经过和战争场面的方式，逐渐发展成为既有战场上的奋勇杀敌，又有战后人民的真实生活，既有地下工作者的潜伏谨慎，又有亲情、爱情的点缀渲染。
影片《董存瑞》（郭维，1955）是一部描写正面战场的电影，影片以董存瑞的成长为切入点，将革命英雄的成长历程作为叙事结构主线，不再局限于对战争和战场的描写。战争的惨烈通过人物的叙事视角表现出来，展现了主人公个人的思想变化，塑造出真实可信的英雄形象。燕赵精神也随着人物发展蕴育于影像叙事中，使影片的艺术性得到提升，钟惦斐等老一辈评论家这样评价这部影片：“它的出现使我国电影艺术的面貌为之一新”。在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严寄洲，1963）中，对革命和战争的描绘也不再限于战场上的正面对抗，故事围绕抗日战争末期燕赵大地某敌占区地下工作者的敌后战斗展开，从一个新的角度表现战争，拓展了电影创作的题材。此外，影片中加入了爱情元素，着重刻画了杨晓东和银环两人之间的感情，使爱情成为叙事的第二个角度。男女主人公的两次离别场面更是令观众印象深刻，影片通过战争年代的悲情呈现战争残酷，丰富了十七年电影的叙事类型。
诞生于燕赵大地上的这一系列电影在相同主题表达的基础上，已具有多题材、多类型的表现特点，像《小兵张嘎》中的儿童叙事视角，《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凌子风，1960）中的农民叙事视角等，这些多元化的故事表达为十七年电影类型提供了新选择。以现代的电影语境审视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发展，正是此时期的电影在题材、类型上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使燕赵文化得到多元化的展现，对燕赵文化的传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燕赵精神在十七年电影人物中的发扬
燕赵精神是燕赵人民的特质，这种慷慨悲壮的精神为人物塑造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燕赵人民树立了荣誉感和信念感。十七年电影中的人物形象，既传承着河北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又在此基础上融入多元化的性格和人物类型，将燕赵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传承和弘扬。
（一）人物塑造传承燕赵慷慨悲壮之精神
燕赵之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每当危难时刻，燕赵之士不顾自身安危、维护信念与道义，甚至以生命为代价，独具悲壮色彩的燕赵文化在战国时期建构，经过两千余年的传承与发扬，“慷慨悲歌”“勇武任侠”成为传统燕赵文化的精髓和燕赵儿女不可磨灭的精神品格。随着历史的发展，全国政治中心不断北移，凝聚着皇权至上的文化也在不断辐射和影响着燕赵地区固有的侠义精神。刚烈勇悍的品格逐渐与忠君报国的精神融合，凝练成一种爱国爱民、不畏牺牲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1]。
在抗战时期，这片土地更是再一次经历了伤痛的记忆，李大钊、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郝梦龄、武士敏等无数英雄的燕赵儿女满怀热血，为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战斗。十七年抗战电影便以这些慷慨悲壮的英雄人物为原型，通过挖掘河北地域的抗日题材和故事，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不畏牺牲的人物形象。虽然英雄的面容在历史长河里已不再清晰，但影片刻画出的这些满怀慷慨大义、敢于牺牲的燕赵儿女形象却永存观众心中。电影《董存瑞》是根据真实人物和事件改编，主人公董存瑞最初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少年，在山河破碎时毅然参军卫国，面对强大的敌人，他挺身而出，留给人们的是“手顶炸药包，决绝赴死”的悲壮英雄形象，这种不畏生死、慷慨悲壮的精神正是燕赵之士不断传承和弘扬的。在电影《小兵张嘎》中，小主人公嘎子虽是儿童形象，但骨子里的燕赵精神却体现得淋漓尽致，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坚强不屈、英勇反抗。在电影《红旗谱》中，代表北方三代农民的朱老巩、严老祥、朱老忠、大贵、运涛等人物身上都具有这种燕赵遗风：心地光明、忠厚善良，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些人物身上慷慨悲壮的精神与燕赵文化的传承有着紧密的关系。
在十七年电影中，燕赵大地慷慨悲壮的精神在抗日战争中的人物形象上得以体现，燕赵精神和革命的主旋律元素融合后，既表现了抗日英雄的无私奉献、无谓牺牲精神，又展现了燕赵风骨，完成了燕赵文化的弘扬和现代化发展。
（二）人物形象呈现多元化价值取向
在十七年电影的初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一时期电影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塑造正面的、具有“高大全”特征的工农兵英雄和劳动模范形象来引导社会大众，为观众提供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在电影《董存瑞》中，以革命烈士董存瑞为原型，不畏生死、英勇赴义的“高大全”形象镌刻在观众的心中。随着人民大众对电影艺术性追求的日益提高，电影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由完美主义逐渐发展为多类型价值趋向，影片中的主人公不仅有战斗英雄形象，还有女性、儿童、农民等形象，人物性格特质上也存在着胆怯、满怀情感、一路成长等。像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人物刻画不再侧重于表现概念化的高大全形象，而是侧重表现女性形象的真实成长历程;电影《小兵张嘎》里塑造了一个由调皮小孩到儿童英雄的人物形象，并着重体现出儿童的成长过程;《红旗谱》中则塑造了三代农民形象，描绘出他们从普通农民到抗日英雄的成长历程。
此时期的英雄人物塑造不再限于青年形象或青年工农兵，英雄可以是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这些影片丰富了英雄的人物类型，也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树立了榜样。多元化的英雄人物形象及其真实的情感经历、生活遭遇，也唤起了观众内心的感触。英雄形象由“高大全”转向具有真情实感、涵盖不同年龄和职业人民成长的形象价值，这些转向既表现出对燕赵精神的多元化继承，又与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政策趋同，预示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的趋势。
三、十七年电影研究的现代性意义
燕赵文化在十七年时期電影中的现代转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燕赵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即根据当代的文化价值对传统文化进行文化转型实践，运用到十七年时期即在传统文本转化为影像的跨媒介传承过程中，将燕赵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进行提炼，融入十七年语境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元素，并在电影作品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终转化成符合十七年语境主流价值观的新的燕赵文化;二是在电影本体中的现代转化，即在主题固定的前提下，在叙事类型、人物形象等方面遵循现代性的多元化发展方向，提升对电影本体的艺术性追求。因此对十七年电影探寻的现代性意义，不仅是十七年电影对燕赵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对当时的现代性意义，更是为当前语境下的燕赵文化在当代影视作品中的传承奠定了现代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
（一）十七年电影对河北电影发展的现代性意义
十七年时期河北题材的电影多是由小说改编而来，将小说转化为影像的跨文本传播是当时对传统燕赵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的重要途径。电影在跨文本的传承过程中，不仅将传统风俗特色的描写体现在影像中，更是将风土人情和精神风貌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创作出一幅幅既传承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又符合新中国时代背景的崭新画卷，完成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十七年电影对燕赵文化传承和现代性转化的经验，在当代河北电影创作中被不断地实践和精进，由此也催发了2009年至2013年期间河北电影的“河北现象”爆发，这一时期的影片仍以河北故事为电影叙事的重要题材，在风格上呈现出鲜明的河北地域文化艺术特色，影视化改编呈现出跨媒介传承的特点，在题材和叙事类型上多元化的发展特点也更明晰。
当代河北电影创作的跨媒介传承主要表现为对伟人事迹、英雄故事、真实事件的影视化改编融入地域特色，如影片《少年赵子龙》（赵四全，2012）以历史上的河北英雄人物赵云为原型，弘扬赵云身上侠肝义胆的燕赵精神;影片《英雄黄骅》（范建会，2011）中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司令员黄骅的英雄形象，渲染出燕赵儿女不畏生死、舍生取义的精神。此时期的河北电影在叙事上既有宏大视野也有微观视角，结合主旋律题材实现了电影创作的多样化艺术表达，如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陈力，2013）以周总理调研革命老区为切入点，微观的叙事视角拉近了总理与百姓间的距离，塑造出一个和蔼可亲的伟人形象，影片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影片《咱们是亲人》（孟奇，2012）将叙事视角放在普通的农村生活上，故事围绕着滦平县周台子村党委书记范振喜展开;影片《唐山大地震》（冯小刚，2010）直触河北人民记忆深处的伤痛，传达出河北人民在历经伤痛后顽强的毅力和重建家园的坚定决心。此外，在题材上，影片《少年赵子龙》是具有独特传统文化的戏剧电影，《西柏坡》（王加世、陆成法，2011）等动画电影也彰显着河北电影在题材上的多元化创新。
新时期的河北电影在遵循十七年电影实践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注重对燕赵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燕赵人文精神的积极发扬，为燕赵地域性文化提供了影像材料，构筑起燕赵历史文化的记忆，在电影中正是由于源远流长的燕赵文化和燕赵精神的传承，才使燕赵人民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未来燕赵文化传承和转化的不竭动力。从电影本体上看，该时期的河北电影紧密结合了时代特色，在题材挖掘、叙事视角上不断创新，展示出鲜活的生命力。
（二）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电影发展中的新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燕赵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以燕赵文化为主要特征的电影，也为传统文化在当代影视作品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創新性发展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燕赵文化在十七年电影中的跨媒介传播，为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电影创作的传承和现代转化提供了借鉴。如改编于中国优秀传统神话故事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饺子，2019），影片没有照搬原神话的故事情节，而是提取亲情、师徒情等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融入对命运的抗争等当代价值观，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并与当代文化理念进行结合创新，是让文化保持生命力的关键[2]。“将神话故事文本改编为电影，并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这与十七年电影中对燕赵文化的传承路径相同。《哪吒之魔童降世》的高票房和高口碑也证明了，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创作经验依然适用于当下的影视创作环境。在未来，中国电影创作中对传统文化采用跨媒介传承的方式进行改编，运用多元化的叙事类型、人物塑造、表现手段进行创作，提取符合新时代价值观的思想精髓，融入新时期的思想理念，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对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具有实践意义。
结语
在新的语境下，对十七年电影的研究存在较强的现代性意义，以史为鉴，十七年电影对燕赵文化的传承和现代化转化，为当代河北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推动了“河北现象”爆发期的到来，也为当下及未来燕赵文化在河北电影乃至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电影中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这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传承要求的积极响应，也是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和输出做贡献，更是对中国电影未来创作方向的积极探索。
参考文献：
[1]陈舒.燕赵地域文化视域下河北影视形象的建构[ J ].新闻研究导刊，2020（10）：111-112.
[2]苏冠元，刘宝娜.国产动画电影创作观念探析[ J ].当代电视，2018（9）：100-101.
【作者简介】 ? 张晓艳，女，河北保定人，河北科技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教授，电影学博士，主要从事电影理论、当代电影与跨媒介研究;
韩子璇，女，河北邢台人，河北科技大学影视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 ? 本文系202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互联网+5G”环境下中国电影创作的“多元融合”研究（编号：20200402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