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世界文明史范式研究中突显中国特色
朱孝远
摘 要：西方史学史谱系中对文明史的阐释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内容较为陈旧、较为宏观、不够深入、西方学者控制着话语权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学者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论，梳理、评价和剖析各种以命题形式进行的阐释和以学派形式进行的阐释。中国学者研究文明史，要坚持中国的特色，保证中国学者的话语权。对文明史中出现的错误史观、错误立场、错误理论以及各种强制性阐释，要加强批判力度。文明史范式研究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研究，对我国文明史的研究和文明史的撰写，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文明史范式;中国特色;西方史学史谱系;命题
“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借鉴世界文明成果，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是新时期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也是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今的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各种严峻考验，世界史学科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各种机遇。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思考西方文明史研究中中国特色的问题，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作为长期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我们应当为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加强对文明史范式的研究
人类的进步，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维持生存最为基本的需要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还包括人的文明程度，即科学、制度、经济、政治、医药、消费、教育、文化、艺术为人类提供的支撑。通过这些人类从自然世界走向文化世界，再走向文明世界，走向更加丰裕、幸福的和谐世界。从根本上说，文明是追求不断和谐与丰富的进步，也是人类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
（1）何谓文明史范式研究。研究这种人类进步和演化的学科就是文明史，而对文明史研究又形成了各种阐释体系，包括对具体问题的阐释，命题形式进行的阐述和以学派形式进行的阐释，文明范式研究主要就是指对这些阐释的研究，评价其得失、功过、经验、教训，为文明史的撰写奠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文明史范式研究也涉及对世界各国的文化表象、思维方式、社会伦理和文化制度的剖析，探讨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特点和文明连续性演进的深层次规律。
（2）文明史范式是一项新的研究，在国内外尚未见到专门的著作。目前能够看到的作品是西方史学史著作、历史研究手册、著名历史学家所著关于历史理论和方法的著作、西方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教材和重要学者撰写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等。
史学史著作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文本，而不是研究文明史范式。史学史著作一般都是按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编纂的，对重要学派也有专题研究。比较重要的是散见于各种杂志上的一些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文章，其中涉及史学流派、理论、方法方面的内容。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有美国学者彼得·诺维克所著的《那高贵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美国学者大卫·哈克特·费希所著的《历史学家的谬误·历史思想中的逻辑》，這些是维护历史客观主义的佳作，但也都不是研究文明史范式的。
就目前我国西方史学史对文明史的研究来说，成绩很显著，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关键问题上原始创新能力明显不足，这已成为制约文明史研究发展的突出矛盾。这不仅使我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付出过高的经济成本，更严重的是迫使我国在结构调整和研究升级中受制于人，甚至有可能长期被锁定在国际分工链的末端。一是内容比较陈旧、对当代史学家的许多观点阐释不够清楚，或者根本没有介绍。二是较为宏观，不够深入。面是照顾到了，但在点的方面（对具体问题的阐释）比较忽略。三是在许多领域里西方学者控制着话语权，西方史学史评价的又大多是西方学者的论著。四是对错误的文明史研究批判力度不够，对历史虚无主义、相对主义、西方中心论、西方价值观导致的各种强制阐释有待于进一步批判。五是对文明史范式产生的背景，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其运用的理论、方法、特点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六是没有突显中国学者关于文明史研究的命题。这些都是需要加以改进的。
（3）文明史范式研究的对象。文明史范式研究的对象是研究关于文明的解释体系、命题和相关的理论与方法。与以研究文本为主的西方史学史著作不同，文明史范式研究关注的是关于具体文明问题的解释体系、命题和与学派相关的理论与方法。具体来说，是对某个具体历史问题产生的阐释体系（阐释性范式）、重要的涉及到事件性质的论断（命题范式）和重要学派对文明史解释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学派范式）。不仅要研究这些范式，还要研究与范式有关的那段历史，以及研究范式的特点、理论、方法论、接受程度和影响等问题。
（4）文明史范式研究要有中国特色。 对文明史的方式研究要突显中国的特色。要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坚持中国的特色，保证中国学者的话语权，从中国史学传统和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对文明史的研究范式进行比较研究。针对西方史学史对各种文明与历史真实联系不够紧密的关系，我们首先要研究文明史范式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对没有以客观史实为基础的范式，我们要去伪存真。我们要认真研究提出范式的学者，范式提出的背景，以及范式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确保范式研究的全面性。同时，要把中国学者的文明史研究范式与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史范式进行比较研究，突显中国特色和学科发展应有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5）对错误的文明史范式要进行批判。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强制阐释，是指不注重史料、不顾历史真相而对历史进行的主观阐释。主要表现为：第一，所发议论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第二，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或史观错误;第三，逻辑混乱;第四，越界阐释，即用文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场外阐释。与文学研究不同，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强制阐释不仅是用来阐释文本，而且还直接用来阐释历史。这样，它的危害程度就显得更加严重。目前关于文明史的范式研究，是在西方史学史的谱系下进行的，因此要根据我们国家自己的立场，对西方史学史中因错误史观、立场、错误理论造成的错误阐释进行剖析，在理论、方法论和具体问题上进行批判，避免和消除错误的阐释对文明史研究的危害。
二、如何在文明史范式研究中突显中国特色
（1）要把中国学者的研究编入西方史学史之中。在目前西方出版的西方史学史著作中，没有把中国学者的观点和范式纳入评价的范围。而在中国自己编写的西方史学史著作中，也没有把中国学者关于文明史的研究作为重点纳入其研究范围。与此不同，我们必须把中国学者的研究纳入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范畴。举例来说，吴于廑先生是专治世界史的大家。吴遇博士告诉我，吴先生从1982年起到1993年去世，连续发表有关整体世界史观叙述构架的文章，论述历史怎样“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的过程。就这个问题，吴遇说：
由于从整体和宏观的世界历史运动看问题，“中世纪”这个以欧洲历史发展为主轴的概念成为更为广阔的历史大趋势中的一个片段。在这个大趋势中，主导的力量是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冲突和博弈，随后的历史行程是相对孤立狭隘和闭塞的农耕世界被工业世界的兴起而突破，大工业和世界市场使得世界各国各地区不断变得更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吴于廑先生的整体世界史叙述话语体系向西方中世纪史的研究展示了新的角度。首先，与西方中世纪史有关联的地区只是广阔的农耕世界中和其他东西方文明并列的横亘于亚欧大陆偏南的一条长弧形区域中的一个部分[2]，中世纪东西方各国的封建文化都在这条长弧形区域生成发展，而且都以农业耕作为基本生产形态。由于以农为本，农耕世界的各个地区相对闭塞隔绝。这个区域的定位，相同生产方式的定位，和对由此产生的区域之间相对闭塞隔绝状态的判断，对于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范围是具有更好的说服力的[3]。
吴于廑先生的这种研究，不仅是研究型的世界史，而且还是研究型世界史的典范。
（2）要把非西方国家的文明史的研究纳入西方史学史之中。文明史不仅西方学者在研究，印度、俄罗斯、日本、非洲、东南亚学者也在研究。通过对比，才能在世界范围中做到在文明史范式研究中突显世界性。在选题上，突出与现实的联系。关注当代史学的发展，从分析文明史范式入手，分析世界体系的转移、文明重心的转移、文明兴起、强盛和衰落的原因等。对以国家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如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地区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如地中海文明、欧洲文明）和全球化（全球史）等都应有所涉及。
（3）要增强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权威性。中国的文明史范式研究要具有世界权威性，主要体现在其评价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既要对各种文明史范式的优秀成果进行评判，也要增强批判错误史观、错误阐释的批判力度。在评价文明史研究成果时，并不是对这些成果进行介绍，而是以“我”为主，对各种成果作出中国学者的客观评价。只有这样，才能突显中国研究的权威性。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每一位研究文明史的学者或他们的论著，都会以被中国学者的评价为光荣。对于错误的文明史范式，只要我们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就能够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接受，这就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增进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力。
（4）我们的世界史范式研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坚持这样的研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能够为分析各种史观、范式的理论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
（5）要对错误的历史阐释进行批判。中国的文明史范式研究，注重对错误的、非历史主义的强制阐释进行批判，如因错误的立场史观，或由历史虚无主义、相对主义、西方价值普世论等造成的强制阐释进行批判。比较典型的一种强制阐释，是把世界史说成欧洲史，特别是1500年至1945年的历史，被渲染成欧洲主宰世界的历史。另一个例子是“西方化”一词的滥用。这种历史观把世界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种文明，突显 “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以及西方如何主宰世界历史，同时拼命贬低非西方国家的文明程度。在西方出版的一些世界史著作中，常把西方化与现代化划等号，甚至提出没有西方的介入，非西方国家无法产生现代的国家秩序。这些观点，都是需要加以认真对待和批判的。
三、构建我国世界史的话语体系
如果把构建创新型世界史话语体系的工程比作一座大厦的话，那么它必须有四根坚强的支柱：第一，在先进科学理念的指导下，根据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实情，设计出一套针对当前中外世界史研究成果的完整的评价体系。这是我国世界史研究走向国际学术前沿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第二，在进行世界史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了解主要领域、主要课题的最新研究状况，以确保新的科研能够在最前端、最尖端的平台上进行。这是我国世界史研究走向创新，也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世界史研究碰撞、互动、互补、联动的关键。第三，必须要有充分的原始材料和二手材料（当代史学经典名著）加以支撑，否则难以取得一流的科研成果。第四，有一支具有创新智慧、完全熟悉和掌握世界史前沿学术动态的世界史研究创新人才队伍（软件），以及国家对世界史研究的投入及先进的科研设施（硬件），是构建这个创新体系的主客观条件。此外，国家的迫切需要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布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此，我们需要完成三种转变，即如何在本科教学中把知识性的介绍转变成为知识、能力并重;如何把围绕着本科教学而编写的、与通史配套的史料转变成为教学、科研并重的史学研究和学术史整理;如何把零碎的书评或导读转变成为系统的、整體命题或专题性的重大研究。
（1）对20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史的史料整理与史学名著翻译进行系统调查，特别是弄清楚其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演变历程，作出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结合近年来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成果，初步探索出适合我们自身从事世界史文献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弄明白我们紧缺的是哪些关键性材料，哪些是我们的强项，哪些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2）建立起立体的世界史史料、名著研究的框架，处理好点与面、整体与专题、中国与外国、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尤其是通过史料批判、焦点问题动态诠释和重要专题的史料、名著翻译，来建立起世界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我们也要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兼顾我国历史研究强调史才、史料、史识、史德的传统与国外现代史学批判方法论的契合，以求两者兼顾，摸索出具有中国特点的世界历史史料批判的研究途径，为今后我国世界史史料学、文献学学科的创立摸索经验，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
（3）对如何培养世界史研究创新人才，如何让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在前沿国际尖端学术平台上进行，自始至终是我们考虑的重点。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准备调查几个重要领域的世界研究水平。注意吸收优秀的科研成果，逐渐由点到面，形成我国世界史学术动态研究的学科分支。
（4）及时总结经验，对我国世界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归纳，总结出一些世界史学术批判、学术评论和文献考订方面的规律性的东西。从经验到理论，从个别到规律，从部分到整体，最后以重要的命题形式发表出来。
四、要从内容上改进世界史的教学
当代中国见证了研究型世界史的崛起。它对知识型的世界史进行改造、升级，使之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研究型世界史的特征是学术性、有用性、前沿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呼吁中国学者在国际高端学术平台提出重大世界史学术命题，呼吁史学研究与中国社会需要紧密结合，呼吁世界史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同样，植根于中国史学传统和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型世界史要求克服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关键领域创新能力明显不足的弱点，以高质量的中国世界史论著走向世界，在国際世界史高端学术平台上发挥引领作用。
（1）建立对基础研究进行再研究的机制。 我国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决策研究两种。由于分工的原因，基础研究在大学里进行，决策研究在政府部门进行。但是，基础研究如果不与决策研究结合，就会脱离现实;而决策研究如果不与基础研究相结合，其研究的深度也会受到制约。目前，这两部分并没有结合起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需要建立直属于政府的、对基础研究进行再研究的机构，以便把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文化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因此，有必要建立对基础研究进行再研究的机构，应该由国家直接管理。这样一来，就能够使基础研究变得非常有用，使决策研究变得非常深刻。这也将推动建立在基础研究上的决策研究著作问世，这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著作，同时也是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
（2）加强对世界各国国民性内容的增补。国民性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惯性、认可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是该民族一系列行为根本性的驱动力。国民性研究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为什么说它关系到国家安全？一个国家大部分人是这么想问题的，所以，当世界上什么事情发生了，就能知道美国人怎么想的、法国人怎么想的、德国人怎么想的、日本人怎么想的。也就是说，知道了世界各国的国民性，等于弄懂了某一国家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和反应模式，就可以预测事件发生后各个国家的反应模式和行动模式。这个问题外国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了，但在中国还没有正式起步。
（3）加强对三级单位之间关系的研究。要加强对民族国家、区域文明、全球文明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当今的国际关系是在民族国家、区域文明和全球文明的框架下展开的，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三者之间的差异、互补、矛盾、合作，才能把握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内涵和发展趋势。
（4）加强对世界各国接受模式和反应模式的研究。要重视对世界各国接受模式和反应模式的研究，包括认知方面是实践应用方面的研究。前者将带来对世界问题认知上的、理论上的变革，后者将带来决策方面的变革。接受模式和反应模式是对世界各国国民性的一种认知。 因为国民性涵盖着某一个国家百分之七八十以上人口所共享的文化表象（旗帜）、思维方式、社会伦理、宗教传统、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在长远的历史之中形成的，是一种很重要的的历史研究。这样的研究有着非常显著的现实功能，直接服务于现实需要。如果我们对各个接受模式和反应模式的研究非常透彻，每当有大事件发生，就可以大致预测各个国家的反应。
（5）突显中国的特色，关键在于创造出一流的科研成果。一流科研成果是指原创性的成果，即原创性的重大理论突破;技术创新和引领性创新（即建立新的交叉学科，增加新的学科或学术增长点）。中国特色具体表现在如何在世界上具有发言权，最重要的是要拥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研成果。这些一流的科研成果或是提出了新的理论，或是解决了关键性的瓶颈问题，或是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要在名符其实的情况下体现它的前沿性。我国当前世界史研究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发挥我们的优势，创造出一批优秀的、在世界上领先的成果。这样，如何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世界史评估体系，如何确保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在最前沿、最高端的平台上进行，如何解决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的接轨问题，成为现阶段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能力的三大要素。
我们相信，这样的研究对我们国家有用， 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从战略高度看，总结世界文明的经验教训，并且总结中国发展的要素，提升我国发展的原动力，将有助于加速我们国家和谐发展，为实现和强化中华文明无坚不摧的综合国力提供理论、实践和历史的依据。今天，我们之所以期待，是因为我们尚未把我们国家的全部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我们已经把一个日趋完善并已高度发展的现代中华文明奉献给了世界。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所能创造的，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体系：它历经考验，方兴未艾，接受挑战。当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中国世界史的研究是否已经拥有了高质量发展模式的问题，而仅仅是如何使之臻于完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
[2]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95，97.
[3]参阅吴遇.吴于廑和中世纪研究（未刊稿）[Z].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文明史范式研究”（19ZDA236）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陈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