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眼中中西思维方法的可融通性

    高航

    摘要：严复是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上的第一人，也是中国近代逻辑史上译介西方逻辑学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为引进和普及西方逻辑学做出大量具体而微的工作。本文试图从文化交融的角度出发，以严译著作典籍为依据，探讨严复是如何跨越中西方的文化障碍，实现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与西方逻辑方法的融合，并对后世逻辑思维产生深远影响的。

    关键词：严复；逻辑思想； 文化交融 ；思维方法

    逻辑是文化发展中深层次的内容，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影响着文化内容中所包含着的各个门类的发展。严复的逻辑思维方法是中国传统逻辑学的一部分，它具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其逻辑的意义只有放在产生它的文化背景中去探寻才能得出真谛。

    一、中西文化的宏观比较与结合

    严复在进行哲学、政治、经济、教育、逻辑学等领域的比较与结合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及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不仅突出地表现了严复对待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的立场和态度，也表现了严复在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问题上的杰出智慧。因此，在个别地讨论严复中西交融的逻辑思想之前，有必要对严复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的理论思想进行一次整体阐释和梳理。

    中西文化的比较该如何具体进行？中西文化的结合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方式？这些都是摆在严复面前的紧要课题。严复认为，具体进行文化的比较与结合，应本着原本精神，他说：“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也。”[1]（P.1027）只有对比较结合对象的真切把握，才谈得上是有价值的比较研究和有价值的文化结合。宏观的比较结合是一种对不同文化系统进行全方位、总体性的比较与结合，其基本前提是对作为比较结合对象的文化有概括性的把握和认识，其操作手段以综合归纳为基本特征。学贯中西的严复很擅长此项方法，比如宏观的比较，中西在政治、人才教育、军民关系、风俗地理等方面长短优劣便十分明显的摆在眼前，如何吸收、结合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又如严复说：“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也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而回顾中国何如？夫以朱子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风斯在下矣。”[1]（P.73）如此宏观的比较，则又让我们知晓历史上中西学术的基本状况：中西学术在明代以前大体上是同步且性质相同的，只是到了明朝以后，中国学术才落后于西方，从而为学习、吸纳西方学术思想和精神提供了明确方向。可见，严复所认为应用宏观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于把握文化结合内容、精神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如果说严复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么不仅要归功于他中西兼备的学识，更要归功于他卓尔超群的世界性眼光。

    二、严复对中西文化交融的解析

    洋务运动期间提倡的“中体西用”论，即以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为体，西方科学技术为用，对推进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能动作用。这时，严复以他的远见卓识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这篇长论集中表述了严复对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这一重大课题的睿见。严复首先对海禁即开以来的学习西方文化的模式进行了概括，他认为中国开设学堂虽然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仍未脱离中体西用的窠臼。然后，严复对这样的现象分别进行了分析。关于“中体西用”论，严复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P.557）学习西方文化必须破除“中体西用”论的樊篱，应以全方位的姿态吸取西方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为我所用。严复不仅提出了全方位吸收西方文化的口号，也对文化结构进行了相当水平的分析。他认为，我们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文化，不应该是尽去中国固有文化，即吸收西方文化与保留优秀传统文化不应是对立的；全方位吸收西方文化也不是全部照抄、照搬，而是要有批判鉴别地加以吸收。正是基于这种对中西文化的全面考察了解，严复提出了凡事如果都照抄、照搬西方则弊大于利的警告。可见，严复所主张“体用不二”的文化交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全方位、多角度相结合，立足中国实际，择其善者而用。严复对不同系统和同一系统的不同文化结构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划分，否定了“中体西用”的文化交融模式，为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会通开辟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三、中西思维方法的微观比较

    文化的差异性导致思维方式的差异，逻辑思维方法是哲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中逻辑方法的划分、比例，逻辑基础方法及逻辑方法学科——逻辑学的理论建设，与西方比较存在明显的不足。严复认为近代西方富强的基础是科学的思维方法，所谓“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往而不荒墟，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1]（P.11）可见，建设富强中国的基础，必须借鉴和引用西方的逻辑思维方法，使之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相结合，从而内化为中国特色的逻辑思维方法。

    严复认为，名理之学，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创造出的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但仍有相关的明辨学内容。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严复接着列举了中西思维方法上的相同点，例如认为《易》、《春秋》中“本隐之显”与演绎，“推显至隐”与归纳都具有相通性，严复说：“及观西人名学，则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术焉，有外籀术焉。内籀云者，察其内而不知其全者，执其微以会其通者；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进未然者也。乃推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显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2]（P.6）又如认为道家哲学中的“曲则全”，朱熹所谓的“大处不行终由小处不理”等观念与西方逻辑分析方法是一致的。严复说：“曲，一部分也；举，一部分，则全体见焉。故《中庸》曰，其次致曲。天下惟知曲为全者，乃可以得。故西人重分析之学，朱晦庵亦言大处不行，终由小处不理也。”[1]（P.917）严复的上述一系列比较说明，古代中国却有它的逻辑思维方法，但显得粗糙和零散，以至到了近代，中国都没有形成完整的逻辑学体系。

    严复以西方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点，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逻辑学不发达的原因。首先，严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自己的逻辑学体系的基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明辨学是建立在臆造上的。严复说：“西方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沦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为此耳。旧学之所以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第其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去取公例而一考其所推者之诚妄乎？此学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者。无他，其例之抵于臆造，而非实测之会通故也。”[1]（P.993）中国古代也有逻辑方法，特别是演绎法，但由于这种演绎法的基础不是事实，而是臆造的观念，因而容易走向玄谈，变成空洞的学问，对国计民生自然毫无补益。严复抓住了中国名理之学的主要局限，从而为中国古代逻辑学基础的近代转化展示了方向。其次，以“古”为明辨的最终根据，是中国逻辑学未能形成科学体系的又一个主要原因。严复说：“宋儒朱子，以读书穷理解格物致知。察其语意于内外籀原未偏废。盖读书是多闻，多闻者，多得古人所流传公例也。穷理是求新知，新知必即物求之。故补传云：在即物以穷其理，至于豁然贯通，既贯通，自然新知以出，新例以立。且所以新例，间有与古代所已立者龃龉不合，假吾所立，反复研正，果得物理之真，则旧例不能因古遂可专制。”[3]（P.64）也就是说，读书本不是坏事，但如果唯书是从，甚至是在新知识与古训发生冲突时，迁就古训，这显然也不利于逻辑学的发展。通过这一比较，严复贯彻了进化论的思想，主张逻辑学的发展必须面向新知，而不是相反。严复认为，中国逻辑学不能健康发展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不注重归纳与演绎的平衡发展，归纳几无发展，至于枯竭；演绎过于昌盛，逐渐演变为玄谈。严复说：“中国由来论辩常法，每欲求申一说，必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曰，而后当前之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此术西名为Deductive，而吾译作外籀。盖籀之为言绎，从公例而得所决，由原得委，若之向外，散及万事者然，故曰外籀……欲其无差，必精外籀之术，庶不至所行者是，而所断者非也。然而外籀术重矣，而内籀之术乃更重。内籀西名Inductive。其所以称此者，因将散见之实，统为一例，如以壶吸气，引之向里者然，惟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朝；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3]（P.64）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传统逻辑学轻归纳重演绎的失误，严复的分析可谓是一针见血。

    中国古代逻辑学近代转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视而且吸取归纳法，归纳是演绎的基础，没有归纳的演绎，是空洞且没有科学价值的演绎。严复通过此类比较，从逻辑发展的前途上指出了中国逻辑学提高与发展的重要任务。思维方法的比较与结合，严复是在积极肯定中国古代存有名理学前提下进行的，这种沟通本身就具有启发性，如“曲则全”与分析之学，但在严密的、规范的、体系的西方逻辑学面前，中国传统逻辑学就似乎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严复着重指出了中国逻辑学基础立于臆造，逻辑学立论过于从古以及重演绎轻归纳等不利于逻辑学发展的因素。所以，严复立足于西方逻辑学和中国传统逻辑学的会通和融合是有重要意义的，它对于改变中国传统逻辑学发展方向，重建科学的、体系的逻辑学产生了良好影响。

    参考文献：

    [1] 王栻.严复集[M].中华书局，1986.

    [2]（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自序[M].华夏出版社，2002.

    [3]（英）耶芳斯著，严复译.名学浅说[M]. 商务印书馆，1981.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