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思想逻辑与实践路径
摘 要：当前，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出于顺应新时代中国自身改革发展需要与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政策目标，中国积极探索全球治理理念创新、机制改革，在促进全球性问题有效解决的同时，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础、以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为主线、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指引的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思想逻辑逐步形成并不断成熟完善。随着中国在全球与多边层面，积极支持联合国等多边国际制度发挥作用，并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与智慧;在地区与双边层面，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在过程中注重凝聚同沿线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治理共识等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实践的全面展开，中国正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发展不仅造福自身，也必将惠及世界。
关键词：新时代;全球治理;思想逻辑;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D50?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5-0005-08
全球治理是治理在国际层面的应用与拓展，伴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而产生，又因全球性挑战的日益增多与持续复杂难解，而呈现不断的深化发展。无论是全球治理委员会，还是国内外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定义与理解多因循以下路径，即全球治理是由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等国际社会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的[1];以解决关涉人类福祉的以冲突、生态、移民、传染病为代表的全球性问题，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2];主要通过建立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等途径。[3]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在这变局中，全球治理体系也正经历深刻变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近百年来人类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对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进一步凸显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条件下，围绕公共卫生安全、传染病防治等领域广泛存在的“治理赤字”问题。但3月2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的召开，表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参与全球治理的努力从未停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4]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在做好自身防控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呼吁开展国际联防联控，承担国际责任，这正成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又一生动实践。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5]此后，他又在国内外多个场合论及国际形势时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成为新时代中国对于世界发展大势的基本研判与把握。而在这一变局中，全球治理体系也经历深刻变革，突出表现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普遍受困于“能力不足”与“意愿缺失”，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动荡加剧;而新兴国家因循“存量改革”与“增量创新”路径，不断提升参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与行动能力。
（一）发达国家：能力与意愿双降低，造成全球治理体系动荡
目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关论述中，国际格局作为理解这一变局的基本内涵，始终处于学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讨的中心。多数学者聚焦国际力量对比的整体变化，提出“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6]，“国际格局变化是大变局的核心内容”[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9年发达经济体GDP增速为1.7%，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为3.7%，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8]而这只是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长期“双速增长”，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赶超态势趋于稳定的缩影。国际格局正由西方主导加速走向东西方平衡，较为持续的经济增速放缓，不仅使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
伴随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进一步崛起，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更专注国内事务。对当今全球治理问题最为突出的经济、安全、气候等三大领域，西方发达国家既无法提出有效的应对治理方案，又存在“美国优先”等大幅减少参与领导全球治理成本的政策倾向，即出现“能力不足”与“意愿缺失”的治理困境。[9]以美国为例，二战结束后，美国长期主导贸易金融、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国际制度框架，为维护并推动战后世界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与繁荣提供着大量国际公共产品，相应地战后全球治理体系也得以有效运转。然而，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进一步显现，在丧失近一个世纪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地位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两极分化问题在美国国内进一步暴露，“美国对国际和平与繁荣负有领导责任”正迅速被“美国优先”所取代。[10]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退群”举动，在经贸领域，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挑起与绝大多数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并多次阻挠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法官遴选，造成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严重动荡;在军事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伊核协议、《中导条约》《武器贸易条约》，极大地增加了全球在防止军备竞赛与核扩散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治理难度。此外，美国还因“不利于美国经济”、拖欠巨额会费等原因，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等多领域多边协定、机制框架，进一步扩大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不断恶化背景下的全球治理赤字。
（二）新兴国家：作用凸显，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与行动能力不断提升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威胁多元化等更多的是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趋势化变革，[11]那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正成为这一变局的突出特征。长期以来，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被普遍认为是西方大国的利益载体，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与自身实力地位不相匹配的弱势地位，但随着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多领域全球治理机制框架内存在的代表性不足、合法性不足、有效性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凸显。这也使得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在探索发挥自身对地区、世界经济发展拉动作用的同时，积极通过“存量改革”与“增量创新”等方式，不断提升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下的发展中国家参与水平，即整体合法性与行动能力。
一是“存量改革”，在现行全球治理机制框架内，推进以投票权改革为代表的各项改革进程，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制度性权力与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治理能力局限与合法性危机。本应在应对危机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七国集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显得束手无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向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新兴国家寻求资金援助，并逐渐认识到构建涵盖更广泛新兴经济体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已成为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二十国集团迅速完成从部长级磋商机制到领导人峰会机制的升级，并被确立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量化改革目标相继确立，特别是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最新份额改革方案，虽然这一方案未能触及美国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霸权地位，且直到2016年才最终获得通过，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65年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方案。[12]可以说，二十国集团等机制顺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给予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使得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世界经济没有出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过后的混乱局面。目前，新兴国家在加强协调内部利益、意见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全球经济治理经验，持续推进包括经济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二是“增量创新”，针对全球治理赤字，创设以新兴国家为主体的全球治理框架机制，提升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能力。“金砖国家”最初仅作为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描述预测将在21世纪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四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概念。但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不断加强对相互间合作的机制化探索，并于2009年6月召开首次金砖国家峰会，金砖国家正式实现由学术研究概念向现实国际合作机制的升级转化。随着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积极探索推进“金砖+”合作模式，不断密切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持续拓展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域，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联合应对全球性问题，并探索全球治理转型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新途径的重要机制平台。如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发展模式粗放、能源消耗量巨大等问题，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谈判领域的“基礎四国”，在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的同时，也通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低碳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在此基础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发展过程中充分注重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治理议题联动，最大限度地发挥金砖国家在提升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参与水平及能力方面的引领作用。
应该看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格局多极化、非极化加速演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能力与意愿不断降低，中国等新兴国家开始成为参与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但应清醒认识到既有全球治理体系更多作为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延伸，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权力与利益分配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持续深入发展，传统的全球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等全球经济、生态治理的热点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网络安全、科技陷阱等全球治理新热点不断涌现，治理难度不断提升。显然，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全球新形势，以机制、理念等为代表的国际公共产品短缺等问题仍然突出。
二、理念指引与能力提升并重：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思想逻辑
中国是全球治理领域的后来者。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对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采取敌视、抵制的态度，直至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开启与持续深化，中国于1980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相继得到恢复，有效参与全球治理才日渐成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13]进入21世纪，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格局持续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中国等新兴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能力与愿望都得到相当的提升;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不断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水平与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出于顺应世界的期待与中国的需要，中国积极探索全球治理理念创新、机制改革，在不断促进全球性问题有效解决的同时，以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础、以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为主线、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指引的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思想也逐步形成并不断成熟完善。
（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础
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但这种基础性作用在过去常体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将本国的制度与治理方式强制性地推而广之，或部分国家的国家治理失效在全球化条件下迅速蔓延为全球治理危机。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基于自身国家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与治理成功经验的不断累积，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治理根植于国家治理之中，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引领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重要前提，正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国家治理制约中国全球治理参与程度与话语权提升的局面，不断完善、提升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正积极助力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化后，中国经济社会面临改革的转型期与深水区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但由于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过程中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成就。中国分别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与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4.36万亿美元，已达到美国的67.0%。习近平曾强调，“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15]正是依托有效的国内经济治理与不断提升的国家经济实力，中国制定与实施全球治理战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致力于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积极参与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机制化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内、国际问题相互转化，中国在国内治理领域的成功经验，越来越具有全球治理的价值与意义。如在减贫领域，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精准扶贫重大战略决策，中国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奇迹，并在过程中形成服务于提升扶贫精准性和开发效率的系列精准扶贫治理体系与扶贫政策，而这既是中国为推动世界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又是中国对全球减贫与发展事业所贡献的中国智慧。
（二）以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为主线
为更好地促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并在过程中积极发挥与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与担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016年9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15]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主要指国家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既包括资金、技术等物质型公共产品，又涵盖机制规则、思想理念等非物质型公共产品。[16]
有鉴于此，中国全球治理能力提升，一方面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基础之上，加大资金、基础设施等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力度。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与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等因素的影响，资金短缺与制度乏力成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突出问题。基于对自身综合国力的客观评估，与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大国责任而非仅仅是霸权国责任的正确认知，中国通过发起或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向全球金融治理领域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缓解广大被西方忽视的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长期融资难题。此外，中国也通过中国—拉共体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合作对话机制，提供技术资金、交流培训等国际援助，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致力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内改革与机制外补充建设，在改变西方国家在重要全球治理机制中拥有远超其国家实力的制度性权力的同时，也使中国的规则制度、议题设置能力、国家形象与话语权得到提升与塑造。近年来，中国持续致力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并不断影响塑造二十国集团议程，成功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等政策倡議引入二十国集团政治共识。在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机制创设的过程中，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如为有效缓解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融资难题，并妥善应对现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无法提供及时、充足的危机救助，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金砖五国相继设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17]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金砖五国均等出资，而非按各国经济体量安排出资，充分保障五国拥有平等的股权与投票权，改变传统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大国主导的局面。
（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指引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向世界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此后习近平在百余个国内外重要场合谈及并不断深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随着中国不断推动引领双边、地区、全球等多层次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与赞扬。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其所涉及的政治、安全、发展、文化、生态等诸多问题领域，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思想原则，正为新时代中国参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框定主要方向与理念指引。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予不断增加且治理难度不断增大的全球性问题综合性的关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全球治理日渐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命题，传统的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构的全球治理体系，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在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提供发展类公共产品方面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漠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诸多全球性问题，缺乏历史责任感，造成目前全球生态治理等领域“参与赤字”与“责任赤字”等问题突出。[18]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充分关注思考目前世界范围的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各领域的全球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9]突出体现了中国着眼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大局，努力参与解决世界难题的担当意识，积极思索人类未来的天下情怀。[20]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所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观念正渐趋成为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21]“共商”，即区别于过去将一国的治理模式固化并强制移植于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做法，强调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创新需充分考虑到各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利益与关切，集思广益而非一言堂。“共建”主要指在充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权利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积极性。而“共享”更多地强调使所有的国家都能从全球治理中获益，全球安全、发展、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治理成果能够惠及世界。可以说，共商、共建、共享集中反映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观念创新，已成为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系统链条。[22]
三、全球、地区、双边：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实践路径
当前，全球化进程与逆全球化趋势交织并进，传统的全球经济、安全治理领域的问题突出且持续复杂难解，公共卫生、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赤字明显，有效治理机制规则亟待建立。致力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积极进取，不仅在全球层面，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各项治理机制，通过参加和主办经贸、安全等治理领域的系列多边峰会，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权与发言权;还在地区与双边层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创建亚投行等投融资机制，缓解全球金融治理领域资金不足等问题，并将协调推动全球治理作为中国开展双边外交的重点议题领域。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实践路径正越发全面、系统，中国也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发展不仅造福自身，也必将惠及世界。
（一）全球与多边层面：在积极支持联合国等多边国际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上，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与智慧
以联合国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是世界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长期以来联合国不仅有力地守护着国际和平与稳定，同时也发起和组织各项治理机制。1992年勃兰特等多位国际知名人士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全球治理概念被正式提出，[13]虽然目前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活动存在一定的问题与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维护和平、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等治理领域，联合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有能力且相对恪守中立的多边治理机制。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路径下的全球治理，中国在联合国会费认缴比例预算在2019—2020年份额达到12.005%，已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会费认缴国。与此同时，在出席2015年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宣布，中国决定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并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23]而在深度参与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治理活动的基础上，中国也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载入联合国多项决议，其对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境等各议题领域给予的综合性关注，对和平、发展、公平、正義等人类共同价值所进行的突出强调，正成为新时代中国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贡献的中国方案与智慧。
虽然联合国划定了若干国际交往、全球治理基本规则，并致力于多领域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合法性与代表性不足等问题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作为二战后全球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性。有鉴于此，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方案、立场主要聚焦在积极推动机制改革与议程创新上，在维护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权益的同时，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2015年12月中国接任2016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后，积极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的最终落实。随后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杭州召开，中国倡导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并给予发展、创新等议题以优先关注，充分表明了中国所秉持的“平等、开放、合作、共享”全球经济治理原则立场。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在严重危害世界公共卫生安全的同时，也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影响，2020年3月26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既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又建议二十国集团依托世界卫生组织加强疫情防控信息共享，发挥二十国集团的沟通协调作用。[24]应该看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机制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随着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与持续难解，二十国集团正进一步制度化，并逐步实现其功能由经济领域向政治安全领域的拓展，而这其中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日渐突显。改革完善现有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深化与完善，已成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二）地区与双边层面：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在过程中注重凝聚同沿线国家、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共识
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和命运的高度，紧密结合时代特征的全球治理目标模式，那么“一带一路”则更多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试验田与可行的地区实施路径。在“一带一路”沿线，如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多数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长期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忽视，资金短缺、基础设施落后、互联互通水平低在作为一种普遍地区性现象的同时，也是深刻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推进过程中主要以发展为导向，中国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并打造与之相应的投融资平台摆在突出的位置，具有较高的公共产品属性。“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进近7年来，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仅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各方达成的合作、投融资等项目就达283项，成为中国推动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生动实践。[25]在此基础上，中国积极携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如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项目选择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启动共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对沿线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植被覆盖度等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深化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荒漠化防治、水资源保护等治理领域的合作。
在此基础上，中国也注重从双边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和推动全球治理。一方面，同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互联互通项目建设过程中注重挖掘双边治理共识。针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国家采取“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双重取利战略，中国更多地换位思考，从沿线国家的视角审视“一带一路”倡议，注重塑造共同发展共识，着力解决全球发展领域的治理失灵问题。[26]目前“一带一路”在推进以基础设施为重心的项目共建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同沿线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对接。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与中泰在东部经济走廊围绕推动数字中心建设和电子商务发展所进行的投资建设，为泰国首部《国家20年发展战略规划》（2018—2037）所突出的加快泰国产业转型升级，破解环境破坏、贫富分化等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带来新的机遇。另一方面，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作为全球治理的主导力量，中国积极寻求同其进行全球治理战略复合对接，共同提升针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能力。以欧盟为例，欧盟的国际地位与其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优势和规则引领能力密不可分。但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盟各类危机持续发生，加之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理念冲击下欧美关系持续动荡，因此，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频频出现倒退，欧盟于2016年推出《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显现出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治理主要伙伴的政策动向。中国对此积极回应，近年来无论是中欧协调立场，主张通过多边主义机制方法解决全球治理领域的诸多问题，还是通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互动对接，中欧都着眼绿色制造、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新兴领域的实质性项目推进，围绕全球治理的合作已然成为中欧关系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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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N].人 民日报，2019-04-28（5）.
[26] 刘建飞，罗建波，孙东方，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与战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刘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