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种政治亚文化在党的执政体制建设中的作用

    赵书昭

    摘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是我国的两大政治亚文化，各自在党的执政体制建设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表现在：一是特有的心理结构影响着国人政治行为选择；二是特有的行为习惯影响着党的执政体制的运行；三是传统制度模式影响着执政体制建设的具体设计和选择。此外，西方政治文化树立了全球文化霸权，对党的执政体制建设影响颇深。对此，我国应采取如下应对策略：一方面，大胆吸收其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正确应对其威胁和挑战，包括抵制“普世价值”思潮和反对全盘西化，坚持文化对话，正视文化交锋与融合。

    关键词：政治亚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执政体制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以下简称“西方政治文化”）是当前存在于我国的两大主要政治亚文化。两种政治亚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均产生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党的执政体制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是党领导国家政权、介入国家政权以及执掌国家政权的具体实现形式的制度体系，它确定和规约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组织、民主党派和公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活动规则。[1]（P.16）可见，党的执政体制建设涉及到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极具复杂和艰巨的工程，作为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发展必然会受到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梳理两种政治亚文化在党的执政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和影响，探究其在党的执政体制建设中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发挥其积极作用并抑制其消极作用，对于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构建的进程，推进党的执政体制建设顺利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党的执政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党的执政体制建设的作用发挥在于其强大的历史惯性作用。即几千年政治文化的积淀已经形成了中国人特殊的心理结构和行为习惯，传统的政治制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延续，具体表现在：

    （一） 特有的政治心理结构制约和影响着国人的政治行为与选择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造就了国人特有的政治心理结构，并以文化基因的形式代代传承，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行为，使国人在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性格以及政治信仰等方面打上深深的中国烙印。一是政治情感伦理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君父”、“臣子”、“忠孝”和“家国一体”等观念，经过长期渗透和强化，表现出了丰富的政治伦理化特征。这种政治心理作为文化基因强烈影响着党员干部和基本群众，比如一些官员以“父母官”自居，普通公众对官员存有敬畏之心，下级对上级的阿谀屈从，唯唯诺诺等等均是其行为表现。二是政治态度冷漠化。由于普通民众基本被长期排斥在政治决策和执行之外，作为被动接受者很少关心政治。而读书为仕的知识分子，也基本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判断力，因为只有权力才是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长此以往，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官僚群体已经习惯于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于是逐渐形成了政治态度的冷漠化。这一方面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政治惰性，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疏离于政治活动也造成了国人参政议政水平的低下。三是依附型的政治性格。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造成了人们对于土地、家族和家乡的强烈依赖心理，进而产生了对家长、族长的依赖，国人崇长崇老的心态和奴性心理由此而生。随着封建皇权的不断强化，剥夺了人们独立的判断力和对最高决策的质疑能力。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法理基础，决定了官僚和百姓之生死荣辱均决定与皇权之手，这一切最终铸就了中国人依附型的政治性格。这样的政治性格压抑了中国人政治意识的自觉，使其看不到自身力量的存在并放弃了对自身力量的发掘，而是把所有的希望均寄托于明君清官的身上，形成了普遍的臣民心理。

    （二）特有的政治行为习惯深刻地影响着政治体制机制的运行和发展

    政治行为是政治心理的外在表现，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巨大的历史惯性，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同样造就了国人特有的政治行为习惯，并且在政治实践中反复强化和延续。

    一是人治的传统习惯。人治是以政治情感为支点，以政治权力泛化为杠杆，强调自律而忽略他律的一种治国理念和行为。[2]（P.64）人治政治在运行上依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依附型的人际关系，依托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这或许在传统社会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目前，人治政治已然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并已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革除的对象。因为人治传统存在诸多弊端：一切以权力为中心，以权代法，以言代政，权力高度人格化、个性化。当权者多依靠“自律”来约束自己，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等等。如今，人治传统已经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大障碍。加强党的执政体制建设，必须要加快清除各政治系统中的人治传统，促进党内和党际之间的民主化关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消除长期以来人治传统带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不良影响。

    二是官场陋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传统造就了各政治系统中只有一个权力核心，即“一把手”，他们掌握着绝对的政治资源和话语权，因此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围绕这个权力核心展开，于是逐渐形成了欺上瞒下，媚上欺下，对上不对下等官场陋习。其弊端表现在：造成各级干部政治人格的扭曲，一切以“一把手”的好恶作为价值尺度，丧失了党性、独立人格和判断力。在政治系统内部，权力本位现象严重，形成了“要想有作为，先要有地位”，“只要有地位，才会有作为”的畸形政治生态。同时，官场陋习及其相伴生的潜规则向全社会广泛渗透，恶化了社会风气，使全社会弥漫在利益至上、虚饰欺骗的恶劣氛围。总之，官场陋习依然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生活，关键是它经常以一种温和的面貌出现，游走于法律、道德和党性之间，具有巨大的弹性和张力，因此整治工作需多管齐下，多措并举，长期坚持，方能获得成效。

    （三）传统政治制度模式影响着与党的执政体制建设的具体设计与选择

    一是关于集权制度模式的论争。中央集权制度自秦始皇以来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党的第一代建政者们继承了集权制度模式，以“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和地方服从中央”的政治理念诠释了新中国的集权制度模式。除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惯性使然外，集权模式也是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政之初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所决定的。集权可以做到上下一心，凝聚力量，以使政令畅通，保证施政效率。但集权制度模式需要决策层具备较高的决策能力和水平，能够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如果决策者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就必然会导致决策失误并造成重大损失。当前，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依然需要集中权力以便总揽全局，协调四方，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的执政体制建设就是要以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和民主执政为标准和要求重新衡量集权和分权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适当的分权势在必行。十八大之后，国务院开始下放审批权限就是典型例证。然而，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需要弄清一个基本问题，即二者均是手段而非目的，其根本目的是优化党的执政体制，使党的领导更加有效、有力并且以较低成本运行。执政党要做到“揽权而不滥权，惜权而不恋权”，不为集权而集权，也不为分权而分权，不能将党的执政体制建设看成一个简单的由集权到分权的过程。集哪些权，在何时何处集权；分哪些权，在何时何处分权，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将集权和分权简单地同于专制和民主，进而等同于先进或是落后的价值推论则是一种幼稚思维，是需要澄清和纠正的。

    二是关于权力监督制度的完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早已存在权力监督和制衡制度，但其根本目的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然而，君权虽至高无上但并非无所制约，君主同样要接受皇家祖制，仁君贤主式的道德约束，但由于这些约束均为“软约束”，君主“自律”的效果也主要看其个人修为和具体环境，因而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同样，在任何一个政治系统中，“一把手”都能够本能地绕过监督和制约，形成监督和制约的真空地带。这种状况也依然存在于当前我国的政治生活当中，这便造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力监督制度的先天缺陷。党的执政体制建设，尤其在党内体制、党际体制和党群体制中，加强普通党员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加强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力度。关键是这些监督要从制度和法律上加以认定，使其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这样才能实现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的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

    二、西方政治文化在党的执政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西方政治文化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主义民主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制度为核心内容，在数百年的曲折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话语体系，凭借西方世界的强大实力在全球树立了话语霸权。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路程一直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的今天，西方政治文化依然对我国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事业产生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政治文化历经几百年发展，凝聚了人类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诸多重要成果，其中一部分是作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而存在的，是值得他国认真学习和借鉴的。特别针对我国，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一些有益成分恰恰可以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些“短板”形成互补。正确对待西方政治文化，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完全否定和排斥。

    （一） 积极大胆地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

    一是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具有普适意义的基本精神和理念。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生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为重要起点，以反对封建特权为直接目标，提出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等核心价值观。其最大特点就是使西方文化由神性走向了人性，实现了人的意识的觉醒，使人认识了自身，发掘了自身的力量，看清了自身的价值，摆脱了神对于人的奴役，实现人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政治文化倡导人的自觉意识，这与中国传统政治中人对权力的依附性是互补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积极引导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实现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自觉是执政党的重要任务。而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等核心价值观念虽然有其产生和成长的特殊语境，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普适性和通约性，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国情和现实要求给予新的注解和诠释。另外，西方政治文化中一些超越国界，超越阶级的具备社会属性的内容同样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比如西方的反正统思想和批判性传统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独特视角和路径同样可以为我们认识今天的西方世界提供更广阔的视域。[3]（P.52）

    二是借鉴西方在法制和制度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经过几百年的曲折发展，在法制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先进经验，创造了诸多的经典模式，值得深处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国家认真研究和学习。首先，西方政治文化强调“他律”，重视法制建设。在英国，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先后确立了“王在法下”和“王在议会之下”的两大原则，使封建王权受到决定性的限制。经过几百年的法制建设，在西方国家几乎普遍树立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遑论平民百姓，即便国家元首、政要一旦涉及贪腐或其它丑闻同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或议会的弹劾。其次，在权力监督和反腐倡廉制度上较有建树。在权力监督方面，西方讲究多重监督，议会机构、司法机构、专门反腐机构以至于新闻媒体和大众，尤其以德国最为典型。西方政治文化中不相信“自律”的作用和功能，更加看重“他律”，在法律和反腐败面前坚持“无赖原则”，即假设任何人都有可能触犯法律，都有可能成为无赖，因此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接受法律和制度的制裁和监督。这对于我党的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都具有参考的价值。

    （二）正确应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威胁和挑战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凭借西方国家雄厚的实力确立了在全球的话语权，非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上西方化的浪潮已经发生过三次。放眼全球，在政治制度上非西方化并保持自身特色的国家越来越少。西方政治文化借力全球化浪潮不断向非西方化国家进行渗透和冲击。中国作为苏东剧变之后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成为西方“和平演变”的重要对象，而“欲亡一国，必先亡其史”的文化入侵策略也自然成为某些西方国家的首选。目前，西方政治文化对我国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就在于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上，两种改革观的出现和“全盘西化”声音的持续足以说明西方政治文化对我国的影响正在发生，如何正确应对西方政治文化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是关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因此，必须采取必要而有效的措施。

    一是坚决抵制所谓的“普世价值”，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指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终极形态，也是全球各国应该效仿的标准模式。“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向全球各国兜售其民主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制度的舆论宣传利器，在全球颇有市场和影响力。而我国一直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多元化，赞同各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尤其适逢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我们更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图谋，排除杂音清除障碍，搞好党的建设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是坚持文化对话，正视文化交锋与融合。要坚持改革开放就不能关闭国门，因此西方政治文化的进入是不能硬性阻止的。因此，关键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树立自身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与西方政治文化展开对话和交锋，确立文化话语权上的相对优势。同时，正确看待文化交锋之外的文化融合现象，汲取异质文化的有益成分，为自身建设服务。

    总之，若要两种政治亚文化在党的执政体制建设过程中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要坚持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坚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改造。二是坚持西方政治文化的中国化改造。三是进行上述两种改造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只有如此，党的执政体制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才能顺利进行并不断取得胜利。

    参考文献：

    [1]李军.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建设的历史经验[J].理论 观察，2007，（3）.

    [2]马庆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逻辑[J].政治学研 究，1998，（2）.

    [3]徐长安，张德湘.正确对待西方政治文化[J].南京政 治学院学报，2001，（1）.

    [责任编辑：胡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