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春晚：电视观众在央视春晚中的审美享受
孙杨
【摘 要】从1983年到201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简称“春晚”）已经走过了36年历程，每年除夕夜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春晚已成为大众在辞旧迎新之际共有的一种审美享受。本文从审美享受与人的本质力量、电视观众通过审美享受获得的幸福感，以及春晚呈现与电视观众鉴赏中的形式感敏悟三个方面研究电视观众在央视春晚中的审美享受。
【关键词】央视春晚;审美享受;幸福感;仪式
中图分类号：J905 ?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9-0076-02
人们在谈论某种审美活动、审美体验的时候，经常会涉及到“审美享受”这个概念，审美主体在大自然的美景或欣赏佳作的审美体验中，总会感叹自己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审美享受。在众多美学理论的著作中，很少对审美活动的概念进行理学上建构。我们对审美活动最直观的理解就是它的表现方式——审美享受。补足美学体系中审美享受的链条，可以增加美学体系的内在分量，尤其是在当代美学文化背景下，更需要理性剖析和批判审美享受，使人们获得审美享受带来的价值与乐趣。
一、审美享受与人的本质力量
审美享受指：“审美主体在面对审美对象时进行主体观照，所获得的美好的、类似高峰体验式的感受。”[1]审美享受归属审美心理学的范畴，具有较强的体验性与直观性，且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体色彩。同时它也归属审美价值论的范畴，人们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一定可以满足某种需求。电视观众作为审美主体，在对春晚的观照中获得审美享受，是因为晚会的情感与价值引导满足了电视观众自身的审美需要。相反，电视观众自身的审美需要是对春晚内容、形式以及晚会带来的仪式感与情感归属的追求。电视观众对春晚的审美需求和审美享受共同构成其审美价值中的动力系统。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审美享受的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由创造和享受二者共同构成，并形成社会性质。创造与享受，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两者构成人之为人最关键的活动。恩格斯关于“享受”的观点与马克思较为接近，他认为享受是人与动物的最本质区别，也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需求和目标。
（二）审美享受的受动与能动。从表现形式看，人们通常会认为享受是受动的，从本质看，享受是能动与受动的互动。人同世界的属人的关系，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愿望、活动、爱等，这些都体现了审美的特质，同时享受正是对这些主体的感官与思维的全面发展。[2]从这个意义上讲，“享受”绝非单纯的受动，而是人的能动与受动的辨证运动。从电视观众在晚会中的审美体验看，歌舞节目、语言类节目带给观众的是音乐感、视觉感、主流价值的引导。在感受的过程中，音乐给耳朵带来的美韵，形式美给眼睛带来的视觉享受，春晚的家国情怀以及主流价值带给观众精神上的享受，这些审美享受不仅通过五官感受，还有精神的感受。
二、电视观众通过审美享受获得幸福感
享受作为一种价值形态，与快乐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享受的过程包含着快乐的体验，无论是物质享受还是精神享受，都与主体所感受到的快乐有关。正如电视观众在收看春晚的过程，其精神上的体验是极其丰富且沁人心脾的。这种在审美体验中精神层面的享受，更具有审美的意味。
（一）春晚构建电视观众的集体文化记忆。按审美体验的内容分，审美享受大致可分为艺术创作的、艺术鉴赏的、自然审美等。我们可以将审美中的快乐成份理解为“娱乐性”，但它绝非是审美享受的体验或感受的全部。电视观众在收看春晚的过程中是身体与精神、主题内涵与节目形式、理性认知与感性体验等多种维度的审美享受。在中国人普遍的思想观念中，“家”有着很高的位置，鬼神信仰与祖先信仰共同构成中国人的信仰崇拜，其中对祖先的信仰与“家”文化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众多传统节日中都蕴含着“团圆“的文化内涵，春节更是全国普庆“合家团圆”最集中的体现。而春晚正是将中国民间的节庆活动与国家民族话语连接在一起，通过具体的节目把晚会的主题与内涵渗透到电视观众的意识形态中。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春晚留下了无数经典的歌舞作品，让电视观众难以忘怀。如1983年的《乡恋》，1984年的《我的中国心》、1987年的《冬天里的一把火》、1989年的《爱的奉献》、1992年的《说句心里话》、1997年的《春天的故事》、1998年的《相约一九九八》、1999年的《常回家看看》、2005年的《千手观音》、2017年的《國家》等，在歌曲中唱出了中国人心中的渴求与热情，表达了全球华人的思乡与爱国之情，体现了中国人难以割舍的亲情。在舞蹈中传达了中华儿女坚韧、乐观的美好品德。
（二）春晚带给电视观众的幸福感。幸福包含“娱乐”和“快乐”，但又无法完全用“娱乐”和“快乐”表述。1998年的春晚，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它依旧是电视观众心中的经典，晚会中的节目依然记忆犹新。1998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中国迎来了香港回归，中华儿女共盼团员的愿望也迈进了一大步。那一年最为经典的当属王菲和那英演唱的《相约一九九八》，首次登上春晚舞台的香港歌手王菲，哪吒发型，红红的两颊，一袭粉色长裙，宛如孩童般赤诚;内地歌手那英，则一袭白裙，干净利落。一个如高山般气势沉稳，一个似流水般温柔清澈，两相交织，成就了这个值得被细细品味的经典演绎，最终让《相约一九九八》不只是停留在一九九八。歌曲《大中国》则表达了港澳台三地的骨肉同胞情，三位歌手代表着三地同胞，唱出了亿万国人对祖国深沉的爱。台湾歌手范宇文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的祖国眷念之情。为迎接香港回归创作的歌曲《走进新时代》，电视观众可以从歌曲中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大地欣欣向荣的景象。春晚就像一位称职的记录者，用一幕幕经典描绘出了老百姓的“好日子”，这些给人以审美享受的歌舞节目，使电视观众在很多年以后又产生回味，抒写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德国现象学哲学家莫里茨·盖格尔指出了艺术的“表层效果”与“深层效果”，“表层效果”是指给在审美体验中给人带来了暂时性、局部的快乐感或娱乐效果，“深层效果”是指审美主体所获得的总体的幸福感。1998年的春晚带给电视观众的正是这种幸福感，它使整个国人的生命力与人格都运动了起来，这也是审美享受的特征。
三、春晚呈现与电视观众鉴赏中的形式感敏悟
英国美学家H·奥斯本提出：“鉴赏即敏悟”的命题，这里的“鉴赏”可以理解为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中的审美享受，它的唤起和生成必定有一个触发点和归结点。就春晚和电视观众而言，这个触发点在于电视观众通过审美知觉所把握到的春晚的形式特征。这个归结点在于，电视观众对春晚形式特征意义的领悟。从这个认识看，克莱·芙贝尔的著名美学论题“有意味的形式”可以借此说明审美享受所把握的真正内容。
（一）春晚仪式感中的时间点构建集体认同与情感共鸣。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的首要形式便是仪式，仪式的展演在时间和空间上保证了群里的聚合性。”[3]电视观众在观看春晚的同时，春晚的仪式感所带来了集体认同并形成情感共鸣。我们通常所说的“形式”绝非单纯的结构样式，而是特定审美对象的感性呈现方式。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百节之首”，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而春晚正是以一种“仪式”的形式，打破时空的界限，将身处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汇聚在一起，唤起祖国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民族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春晚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詹姆士·凯瑞的传播仪式观认为，人们对“仪式”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时间意义上的。春晚每一年在播出时间上都会选择同样的时间点，它代表着仪式的开始，除夕晚上八时整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向国人及世界展示一场精彩绝伦的文化盛宴，让电视观众形成除夕看春晚的固定收视习惯。“零点”也被主创团队作为节目元素设置在晚会的尾声，随着零点钟声的敲响，春晚带着亿万观众一起跨入崭新的一年。
（二）春晚的演播模式建立电视观众的多维审美享受。电视观众的审美享受，其归结点在于对春晚独特的形式中升华出的情感。绝大部分观众在收看春晚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审美的角度感受它的独特，而不是从分析的角度思考它的创作过程，也不会评估其价值所在，更多的是从审美的方式关注它，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用特殊的方式去感悟春晚。电视观众在观看春晚的审美享受中体验到的幸福感和愉悦感，正是观众个体运用其意识能力从晚会中获得的。春晚演播模式的变革与突破也给电视观众带来不同的审美体验与享受。从1983年的“茶座式”开始，这种演播模式不断被推进和强化，“茶座式”的联欢模式拉近了电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使得晚会的气氛更加热烈。1985年春晚节目组为了扩大场地，演播空间从演播厅搬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创了“广场式”的演播模式。1989年，春晚将分会场设置在中国剧院，开启“信号传输式”的演播模式。20世纪90年代，卫星技术不断进步，1993年春晚首次实现了三地的信号互传，有效地扩展华人群体的收视范围。1996年实现北京、上海、西安三地主分会场的异地共播。春晚为了统一“空间”不断策划与设置 “分会场”，并让身在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在神圣的时间点将关注度及民族情感从不同的分会场统一到主会场，实现主空间在神圣时间里对分空间的形式聚合与精神牵引，[4]让电视观众在同一时间和场域内共同感受家国情怀与民族信仰。
電视观众在春晚中的审美享受一定包含着晚会的形式、晚会的模式以及晚会传达的情感因素，因为春晚本身就是表达情感的一种形式，电视观众的审美情感被赋予了这种形式，将这种情感呈现出来，电视观众所看到的春晚，正是由这种情感转换成可听或者可见的形式，其中所蕴含和呈现出的情感，已经不再是个人的情感，而是中华儿女最本质的情感。春晚，这个凝聚了十几亿中国人乡愁与亲情的民族符号，已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追忆与文化记忆。春晚寄托着中国人共同家国情思，承载了无尽的期望，也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它的价值早已经超出了晚会本身。
参考文献：
[1]张晶.艺术美学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37.
[2]张晶.艺术美学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40.
[3][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陈寅.央视春晚演播空间探索与技术美学表达[J].文化艺术研究，2015，（4）：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