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跤吧！爸爸》女性抗争主题的多重表述
杨会
《摔跤吧！爸爸》是尼特什·提瓦瑞执导、阿米尔·汗领衔主演的印度电影。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在印度农村偏僻的山村里，摔跤冠军马哈维亚·辛格·珀尕将自己的4个女儿以及叔叔家的2个女儿均培养成了摔跤冠军。影片以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为故事的叙事背景，讲述怀揣世界冠军梦想的父亲在面对骁勇善战的女儿时，打破了世俗的禁忌，在未能够获得国家级体育官方资金支持的现实困境中，刻意训练女儿成为世界冠军的励志故事。影片的抗争主题和情感表述感人至深，并在个人的价值追求中植入民族主义，内容意蕴既宏大磅礴又细微精妙。
影片中洋溢着欢乐与激情，叙事线索简单明了，围绕逐渐升级的摔跤项目展开叙事；叙事情节跌宕起伏，与人物的思维状态以及个体行为直接关联；笑点疏密有致，在博得观众会心一笑的同时不乏脉脉温情；影片让角色在生活中面对女性的现实困境激发出内在的斗志，并在父亲魔鬼式的训练与充满智慧的指导下逐渐成长为依靠自身力量而具有话语权的女性代表。这作品是印度对于女性形象的直面与反思，在女性地位极为低下的印度无疑是吹响了女性掌控自我命运的号角。
一、 意识形态的抗争
马克思曾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这意味着意识形态以潜藏于社会生活内的暗流引导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状态，它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显而易见的思想约束力和行动支配力。本片必然是基于印度本土语境以及民族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进行的叙事。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数量位列第二的国度，更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国度，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语境下，印度的“高额嫁妆”以及支持堕胎的政策导致女性的出生率不断降低，即便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很多女性依旧会因为嫁妆问题而不断丧命。在这种现实语境下，女性的地位极其低下，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恶性事件在这个国度也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影片中14岁便嫁人的童婚女孩便是印度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自嫁人之时起，女性便围绕陌生的男人而终了一身，没有自我，更没有远方的世界。
影片基于印度现存的意识形态视角，讲述了父亲引领女儿冲破世俗藩篱，面对流言的压力，圆满自我的金牌梦。影片中女儿初始对于摔跤抱有某种程度的抵制，直至她们在面对同龄女孩在传统意识形态统治的现实世界中的表述，才明白父亲是以实际行动引领着她们对现实进行抗争。女性在以个体实力与意识形态抗争的过程中，才有可能重新把握自己的人生航向，而不是被传统意识形态所牢牢控制。自出生便被安放于嫁人、结婚、生子这样的队列中，但影片中的爸爸让女儿以摔跤为特长而扭转了个体的命运，并在局部范围内影响了潜藏于人们内心的自我意识，相信不远的未来，这样的抗争会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印度这个古老的国度蔓延开来。人的意识源自所目睹的、所聆听的，当这样一种行为被越来越多的群体所切实接受时，意识形态便以微妙的状态发生了改变，因而以源自现实情境的个体与意识形态抗争而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才是这部影片的核心价值所在。
影片依托体育竞技题材，以父亲的宏大愿景为主旋律展开意识形态的抗争论述，影片中的女主角自我抗争意识的觉醒，显然与她们参加同龄女孩的婚礼后所受到的震动有关，继而明白了在父亲近乎残暴的训练中包纳着深沉的父爱，而以个体之能力抗争传统意识形态对于个体是必经之路。自吉塔在面对第一次失败的辗转反侧以及追问下一次比赛的时间节点伊始，她的主体意识彻底觉醒，走上了自我塑造的现实主义抗争之旅。在印度内陆的穷乡僻壤之间，强权父亲以近乎粗暴的方式点燃了女性孩童的成长引路灯，现实情境下充斥着否定与嘲笑的训练过程与成长旅途艰辛且漫长，在从未被打破的铁板式意识形态控制的国情与舆论中能有勇气举起反抗大旗的人少之又少，而父亲却坚定而决绝地领着女儿们另辟蹊径，突破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禁锢。
二、 社会体制的抗争
每个国家社会体制的形成都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体制更多指向约定俗成的规范，如群体的生活方式、群体的管理模式以及社会的分配制度等，从社会管理机制层面而言，是国家管理机构与民间非政府机制之间分工与合作的关系架构，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息息相关，社会体制往往围绕主流群体的社会权益运用多种策略手段而实现其诉求，保证其利益的制度体系。印度有史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度，男性劳动力决定着家庭及国家的产出，因而很多社会制度以及管理规范均由男性制定，因而男性的决定性权实质上决定着这个国度的社会体制，并导致了很多男女不平等社会制度的产生。
社会体制决定了个体的生活，更大层面上也形成了个体生活其间的社会语境，因而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体制下，女性其实难以有自己的选择权和话语权，影片中也是基于父权的荫蔽而创造了女性对抗社会体制的生存空间。当然，深爱女儿的父亲是基于女儿有摔跤基因和夺金的能力才加以训练的，甚至在初始参赛时，女性摔跤手也是被视作与社会规则对抗的娱乐工具才获得了参赛资格，但也正是在这样模棱两可的参赛实训中，吉塔逐渐获得了认可，也以丰富的战斗经验迈入了世界性舞台，从而以十年的隐忍与坚持，为国争得荣光的同时撕开了传统社会体制的遮羞布，以女性也能与男性比肩的强有力的姿态，展现了不困顿于家庭的女性其实力亦不容小觑。
在一个14岁就要被迫结婚生子当生育机器的社会体制下，女孩们遇见一个真正为女儿未来构想的爸爸特别幸运，父亲很清楚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女儿可以预见的未来，基于女儿们的天赋以及自己梦想的延續，父亲开创了女子摔跤的先例，也以摘取世界冠军的桂冠为权杖为女儿们在印度的社会体制中挣得了主动权，让女儿成为千千万万被奴役的女性的榜样的同时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未来生活，以异乎寻常的个体发展路径赢得了新生，并因此与印度其他女性的生活有了天壤之别。
三、 女权主义的抗争
女权主义是针对因性别差异而遭遇的差异性对待和限制而提出的争取合理权益的社会性抗争运动，“它极大地改变了妇女的期望和生活，也影响了男性对生活的看法和对待妇女的方式。”[2]在印度的历史文化土壤上，提倡女权主义是近乎奢侈的想法，因为印度的性别歧视严重，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女孩自出生就不得不面对早婚、巨额嫁妆以及虐待等残酷的现实问题，在现实的惨烈语境下，很多女性对于自身的状况毫无选择的余地，更遑论具备改变不利于自身处境的意识。
影片依托强权的父权意志而激发出女孩的女权主义抗争意识，以父权之权威引领女孩唤醒源于本我的自强意识，初始女孩很是抵触父亲逼迫他们以高强度且另类的方式在乡土之间训练，直至她们参加同龄女孩婚礼后因童婚新娘的一番话而幡然醒悟，父亲以强大的意志对抗整个世界的冷嘲热讽，是为了帮助女孩们寻找到全新的对抗父权社会的出路。直至这一时期，女孩们自觉地踏上了女权主义的征途，以提升自我实力的方式与强权的父权社会对抗，以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掌握人生的话语权，这些都是实现女性合理权益诉求的必经阶段。
影片在父亲残酷而艰辛的训练中注入温馨的亲情和争夺金牌的强烈意志，将父亲的个人意愿与为国争光的宏大信念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也以这样的一种奋斗路径，提供了赢得女性能力被认可的可能空间。吉塔从进入体育学院参加国际性赛事连续失利开始面临了自我能力的质疑，面对这些压力，父亲坚持女儿可以拿金牌。在一次次面对曾经力挫自己的世界冠军时，吉塔在父亲的现场指导下运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了一次次的比赛。在最后一场几乎没有胜算的对抗中，父亲告知吉塔应该为千千万万的印度女孩的自由而战，比赛现场，父亲被教练用计锁到屋子里，处于父亲缺席下的吉塔完全靠着信念和坚强的意志赢得了比赛，也正是最后一次赛事，这个女孩以自己的独立处理对手的方式体现了女权意识，开启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新旅程。
影片并未囿于父权的藩篱，父亲以挑战世俗的方式逼迫女儿圆自己的金牌梦，但更多的是圆梦历程中女孩们挣脱了偏见和世俗的藩篱，踏入了更广阔的世界。强权的父权在男尊女卑的印度保障了女孩们通向自由世界的权利。另外结尾父亲的隐喻式缺席，也暗示了女性从依托父权到独立自主赢得战争胜利的女权意识的全面复苏，父亲是女孩们梦想的护驾保航者，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勇敢地面对嘲笑，坚持不懈地带领着女孩们厮杀于摔跤赛场。父亲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引领女儿们追求梦想，反抗命运。当父亲在被锁的房间听到印度国歌响起时，眼含热泪，强权意志下的父权主义最终是为了引领女孩们以自己的能力去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严，这在印度是一次先锋主义式的女权主义运动，努力奋斗的女性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金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继而成为激励印度千千万万女性的榜样。
四、 个体命运的抗争
命运显而易见属于哲学的研究范畴，与个体生存于世的生命状态、生平经历直接关联，人生存在现实世界中，会受到个体所处社会环境、家庭甚至性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命运既不是預先设定的，也不存在注定的必然，在现实的社会语境中，个体命运往往随着社会的现实情境不断沉浮，且被周围的人和事物等来自现实世界的力量安放于某种动态变化的秩序之中。在话语权完全被男性掌控的印度，女性与生俱来的命运便与家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穷无尽的嫁妆压力，层出不穷的家务，甚至是终身生儿育女的重任，因而印度女性在幼小的年纪便在现实生活中沉沦且没有出路，且很多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因此关于人生与命运对于普通女性来讲无异于乌托邦式理想。可以说，在印度，女性极难以摆脱既定的命运，但影片中强权父亲的梦想设定，实质上是改写个体命运的关键，父亲了解印度的文化与改写命运的可能路径，因而以高强度的训练方式、严厉而温情的陪伴，充当了女儿命运抗争之路的庇护伞，父亲始终以坚强的姿态面对现实世界的质疑，并以一己之力为改变女儿的命运播种下新生的种子，父亲希望她们将来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独立地面对困难，运用智慧解决问题，不断超越世俗的禁锢，踏上世界的舞台。
文学家斯威夫特提出：“命运之神的力量仅得到不幸者的承认。”[3]因而正确地认识到命运问题并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与之对抗是存在改变个体命运的可能性的。影片中父亲基于印度的现实语境，坚持让女儿以摔跤而与必然性的个体命运抗争，这一远见卓识对于个体命运的书写是必要性的，更是超越的。在最后一场看似几乎没有胜算的决赛前夕，父亲告知女儿：“你如果赢了这场比赛，就能成为上百万女孩的榜样，告诉她们其实女性还有别的出路，打破所有对女性固有的偏见。”影片以赢得国际性金牌的事实告知于天下，巾帼其实不让须眉。正因为父女三人理想主义式的坚持，成功地实现了人生的逆袭，改写了个体的命运，余生她们不再会围绕丈夫的需求而庸庸碌碌，而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断挑战难以逾越的困境，超越自我，树立女性命运救赎的典范，谱写了印度女性命运的新篇章。
结语
影片的核心主题是抗争，影片中贯穿着父女三人与意识形态及传统观念的抗争，与社会体制及世俗眼光的抗争，也与父权主义及社会偏见的抗议，更与自我必然命运及设定未来的抗争。影片对于抗争主题的诠释完全基于印度的现实状况，在男尊女卑的印度，这部影片无疑是惊雷之作，以振聋发聩的声音表述了女性以全新的方式争夺话语权和生存空间。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5.
[2]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85.
[3]（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1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