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理论影响下的同性影视创作

    罗南卿

    酷儿理论是一个具有强大革命性的理论，它从性权利的角度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倾向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解构与建构，同性恋群体将酷儿理论作为争取自己权利斗争的理论武器。[1]

    在社会发展和文化机制不断被定义发展的过程中，文化机制和环境制约了许多性表达和性欲望。酷儿理论的出现正是打破这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情感，挑战了社会道德环境，突破人类情感新格局。在酷儿运动的影响下，许多电影创作者投身解密性別的创作中，其中，篇幅最多的就是同性恋电影，但是女同性恋电影篇幅比男同性恋电影数量却少得多。长久以来，女性角色被忽视其作为个体的意志和自由，被物化为生育机器的客体。相比较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承受了异性恋霸权和父权社会的双重压力。[2]所以当同性恋运动开始得到正视时，女同性恋电影依然不是主流创作题材。近年来，在女性主义运动影响下，女性成为越来越多人讨论的话题，女同性恋电影和女性成长的电影也渐渐走入大众视野。

    由于同性恋电影长久以来都偏向于文艺风格，表达情感比较晦涩，加上女性情感较为细腻等原因，在女同性恋电影中，对于情感的表述是优美而细腻的。在电影《卡罗尔》中，女主卡罗尔是一位美丽优雅的贵妇，在商场邂逅了售货员特瑞斯，两人开始逐渐交流并爱上对方，但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同性恋是不被大众所接受的。卡罗尔的丈夫找到私家侦探窃取了卡罗尔和特瑞斯在一起的证据，将她告上了法庭，卡罗尔在经过内心的挣扎后终于勇敢出柜，挣脱父权压制，正视自己，并且和爱人生活在一起。这部电影获得第73届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五项提名，成为大热影片。饰演卡罗尔的凯特·布兰切特更在采访时表示自己曾有同性恋行为，这一热点话题使得电影更具话题性，因《卡罗尔》的大火，由电影引申出的酷儿话题也再次冲击大众视野，酷儿理论也更多地进入主流媒体的关注范围。

    女同性恋电影中大部分展现的还是女性角色透过爱情对于女性身份认知的故事，她们绝大部分都不是绝对的同性恋者，相反的，在电影中，绝大部分的女性都有过异性恋经历，甚至有的还有了孩子。在电影里，她们虽受到父权和道德的压迫，在经历了种种困难后，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

    被公认的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是在战争年代相爱的两位同性恋人，历经半个世纪后重逢的《自梳》。影片采用倒叙穿插的蒙太奇手法，循序渐进地讲诉了两位爱人在时代的压迫下，从父权统治中解放独立出来的故事。《自梳》的原型来自于广东沿海一带的习俗“自梳”，原指女性把头发像已婚妇一样自行盘起，以示终生不嫁，是古代中国女性传统文化的一种。在影片中，为了摆脱父亲把自己卖去做小妾的命运，意欢进行了自梳仪式，之后对自己的初恋失望，看透了男人的自私懦弱，与全力救助自己的同性爱人玉环在一起，经历了半个世纪重新相遇。电影通过“自梳”这一极具反抗封建礼制的行为来讲诉女性爱情，是对封建宗法制的挑战，对男权至上的反抗。《自梳》中意欢和玉环的感情和反抗表达出了女性表明自我，诉求情欲，得到身份认同的诉求点。这不仅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影片，还通过这一行为反应出女性对于传统禁忌的不满，冲破束缚的勇气，可以说是一部成功的女性爱情电影。

    东方的女同性恋电影叙事风格文艺婉转，在电影中表达爱情的基础上更多地反映女性在封建父权统治下的反抗。相较于西方同性电影，似乎更加贯彻酷儿理论观点，用激烈、暴力的叙事讲诉父权社会对女性和女同性恋的抗争。如在电影《女魔头》中的沃诺思是一位社会地位极低的妓女，几乎没有享受过爱的她在准备结束自己生命时遇到了恋人西尔比，为了维持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她在经历找工作的困难之后不得不重操旧业，在一次意外杀人后走向了杀人狂魔的道路。电影以更加直观暴力的镜头语言表达了边缘群体的生活状态，直观反映了社会现实。在另一部电影《惊世狂花》中讲诉了两位同性恋人如何在一场生命的博弈中逃出来，摆脱被控制的命运的故事。在西方的同性电影中，探讨了更加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并从西方社会角度出发思考生命和人性的话题。

    在后现代女权主义与酷儿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注意到人类原始客观情感，解放自我，是对社会的崇高感、使命感和疏离感的拆解。在此命题的创作下，影视化的表达呈现一种强烈的实现性质和前卫立场，不少人依旧用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开始并且接受人性本身的自我，冲破传统理论束缚，在这个观念影响下的影视创作者们开始关注这一点，用影像风格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刘凤丽.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别与性：后现代女权主义与酷儿理论[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10，22.

    [2]徐谦.父权社会下的同性恋电影研究[J].艺术科技，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