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纹身的女孩》：多层意义结构下的悬疑制造
裴沁
美国电影《龙纹身的女孩》发行于2011年，改编自瑞典记者斯蒂格·拉尔松同名小说“千禧年”三部曲的第一部。作为小说，《龙纹身的女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3年内畅销全欧800万本。而导演大卫·芬奇也在此之前通过《七宗罪》（1995）、《搏击俱乐部》（1999）、《返老还童》（2008）等一系列作品而享有盛誉。关于大卫·芬奇，也许有人会质疑其作品中的宗教和犯罪元素噱头重于隐喻意义，但无可非议的是，他的镜头下没有平庸之作。这也注定了这部本身就足够别具一格的电影将会以一种剑走偏锋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电影讲述为了在一起诽谤诉讼案败诉后赢得翻盘的机会，杂志撰稿人布隆克维斯特接受了瑞典家族企业范耶尔工业集团的创始人亨利·范耶尔的邀请，来到他的庄园居住一年以调查40年前亨利哥哥的孙女哈莉的失踪案。在调查进行中，布隆克维斯特雇佣了一个打扮奇特，沉默寡言的女孩莉丝贝丝作为他的调查员，协助进行资料的梳理，而当最后谜团被两人揭开，他们发现了这个庞大显赫的家族下最肮脏的秘密，但这个秘密也将让两人深陷险境……
一、 多层意义结构的生成
（一）社会批判意义的保留
电影《龙纹身的女孩》在改编方面可圈可点，较之两年前先行推出的瑞典版，本片更多地保留了原著的细节，对篇幅进行了一定程度地削减以突出故事情节的主线的努力不可谓不成功。原著的犯罪题材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钟爱表现黑暗原罪的导演大卫·芬奇，所以在电影中，布隆克威斯特帮助亨利·范耶尔追踪40年前的哈莉失踪案的情节，被最大程度地保留，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中心事件。作者斯蒂格·拉尔松以一名记者的阅历积累在小说中大篇幅叙述了20世纪90年代温纳斯壮借AIA计划创办皮包公司骗取政府巨额补助的金融腐败案件，并安排布隆克威斯特对这个案件锲而不舍地追踪引出了诽谤案的失败。大卫·芬奇出于对于电影篇幅限制的考量，删去了原著里的诽谤案之前的情节——仅仅是交待清楚哈莉案的始终已经让这部电影长达两个半小时。这样的结果，是乍一看似乎原本尖锐的社会批判价值有所减弱，使电影内涵流于表面，但是实则不然。
正如J·希利斯·米勒曾指出：“故事的中心并不是讲述故事时围绕着的，可见的、固定的标志，它是自相矛盾的，作为事物的中心，它并不是处于事物的内部，不是一个点状的中心，相反，它外在于该事物，环绕着该事物。”[1]传统的叙事学往往在故事的情节中依据篇幅的多少判断创作者的着力点以确定故事中心，这往往导致一种维姆萨特所说的意图谬误，即将创作者的意图当作叙事的中心甚至是故事意义本身。而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遗赠之一，就是意义不再是掌握在创作者一人的手中，密钥可能在作品所折射的结构之中，也可能在接受者带着自己的先见与作品的对话之中。所以在若想更深入地解析《龙纹身的女孩》的意义构成，就要排除叙事中心单一论对我们的影响，看到外在于篇幅等一系列无关紧要的要素之外的决定性所在。
首先，哈莉案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影片最后，在布隆克威斯特和莉丝贝丝的努力下，哈莉的遭遇终于为人所知：哈莉是家族内强奸案的受害者，为了逃脱哥哥的控制，在40年前出走伦敦。原著中，作者更是直接点明了“瑞典有18%的女性曾遭男性威胁”[2]，而根据2012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瑞典高居人均强奸案发案率全球之首。对女性的性暴力不仅仅是最表层的案件故事推进的一部分，而是构成了更深维度的社会批判意义。现实中，瑞典警方在本国女性权益组织的推动下改善了性犯罪案件的调查过程，更加严格保护受害人的身份信息，所以对于同样遭受性侵犯后，瑞典女性更不畏于和恥于寻求帮助。影片中哈莉勇敢地反抗父兄逃离庄园，调查员莉丝贝丝在遭受监管人性侵犯后残忍果决地报复了监管人，摆脱了其控制，两个受害者均利用自己的力量独立自卫的表现无疑将对社会现实产生尤为深刻的影响力。
（二）宗教隐喻与个体道德
在布隆克威斯特为了查找事发当天的照片而去拜访亨利的哥哥哈罗德·范耶尔时，哈罗德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是唯一一个对瑞典忠诚的人。从之前亨利的话中得知，哈罗德是一个纳粹，而大卫·芬奇曾在阅读原著时叹道：“天啊，这里边怎么还涉及到纳粹？”整合如此复杂深刻的内容，是《龙纹身的女孩》电影改编中一个艰巨的使命。电影的做法是化繁为简，将两个层次并为一个。在展现性暴力的同时强调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作为犯罪动机的作用，即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犹太人，并且以在《圣经》中提到的手法被残杀，宗教在歌德菲尔德和马丁那里只是杀戮的遮羞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样是基督教徒的布隆克威斯特的女儿，是最先点醒布隆克威斯特哈莉笔记本上名字意义的人。布隆克威斯特的女儿尊重父亲不信宗教，也从不强行传播她的信仰。电影就是以这样简省有力的对比突现出了宗教隐喻。一层又一层地完善了一个远非犯罪案件的讲述所能涵盖的意义结构。
此外，个体道德的在场是这部电影意义结构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部分地消融了主题的阴郁残酷，表现出了个体生存的意义。布隆克威斯特的形象是一个很好的改编。在原著中他是被作者英雄主义情结歪曲了的人物，几乎智勇双全，无所不能。在原著中，布隆克威斯特是一个为了满足作者英雄主义情结的从典型着手创作的人物，作为叙事过程中的行动元作用远远大于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物的价值。而电影中莉丝贝丝的存在大大完善了这个缺陷。莉丝贝丝对于监管人的凶残报复的呈现以及不逊于甚至凌驾于布隆克威斯特之上的侦破能力，使得布隆克威斯特得以回归人间。布隆克威斯特喂养流浪猫、和女儿的交谈、自认加密的文件被莉丝贝丝轻易破取、笨手笨脚地滑倒被马丁发现……种种不完美的细节，反而烘托出了一个更圆满的艺术形象，使得这部电影对于观众来说更加可信。同样的，布隆克威斯特也渐渐改变着莉丝贝丝，起着烘托和柔化的效果，对社会适应不良的莉丝贝丝在与布隆克威斯特的交往中学会了爱和信任，当布隆克威斯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全部身家5万存款借给莉丝贝丝的时候，莉丝贝丝心底最深处的坚冰已经在渐渐消融。两个角色所占的戏份平分秋色，但是没有谁喧宾夺主，他们之间产生的良性反应是这部电影里珍贵的温情脉脉。到最后尘归尘、土归土，而当莉丝贝丝笑着告诉她上一任监管人，她有了一个朋友时，新的生活仍然在继续着。
二、 剪辑与叙事视角的实验
《龙纹身的女孩》在叙事手法的选择上别出心裁，在前10分钟，观众可能都是一头雾水，不懂布隆克威斯特和莉丝贝丝在做些什么。对于这一点，紧凑高速的电影剪辑功不可没。区分一部电影优秀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看导演如何运用电影本身具有的完美的视听呈现效果去置放内容，不能过多地卖弄悬疑否则会失去观众的兴趣，但也不能过于本分以至于令观众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大卫·芬奇把一条明确的故事情节摆在明面，却在每一帧的画面中都藏着线索，如果读不懂那些线索可能也能大致明白起因经过，但是这种信息不对称隔靴搔痒。只有掌握了和主人公一样多的信息，才能体会到这部电影斩获的奥斯卡最佳剪辑奖的含金量。
影片一开始和小说开始是一样的，亨利·范耶尔收到了每年生日礼物——鲜花标本，打电话给老探员，两人为此苦恼不已。而后就是布隆克威斯特拿着判决书走出法院，咖啡馆内的电视新闻播放着他败诉的消息。若没有读过原著，到这里观众会觉得，情节仍然没有完全交待清楚。而后莉丝贝丝出场，回到家打开电脑，搜索了刚刚会面的弗洛德，得知他是范耶尔集团法律部门的首席顾问，然后可以看到她同时黑进了布隆克威斯特的电脑，看到了布隆克威斯特的电子邮件里有记者发来请求采访的邮件。然后搜索了温纳斯壮，电脑页面文字显示他曾就职于范耶尔工业集团，为之后亨利·范耶尔以有温纳斯壮的把柄诱惑布隆克威斯特为其办案埋下伏笔。同时显示出的还有温纳斯壮后来通过AIA获得了政府巨额资助。布隆克威斯特和温纳斯壮的诉讼案没有在电影版的主线中展开，而是在這里被一笔带过。这些信息观众不能像在观看传统电影时一样可以通过人物对话或者具体事件那样轻而易举地取得，而是必须通过阅读屏幕上的网页文字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些高度浓缩的信息。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与生俱来的声画统一的特点在一段时间内被低估了。约翰·凯里曾说比起读书来说，电影和电视所传递的图像几乎是完美的，看起来和它们要表现的东西没什么两样。读书必须让读者劳心费神地破译而更充分地体现着智力的胜利，因而不完美的读书体验被当作是阅读的优越性而被大加褒扬。而大卫·芬奇实验和证明着一种可能性，电影也能用完美的图像编写密码给观众制造破译的挑战。
布隆克威斯特在调查范耶尔家族成员的过程中，影片只是通过亨利·范耶尔的话简单介绍了家族成员。而关于这些人物的细节都交待在了布隆克威斯特粘贴在墙上的家谱之中，如果观众想要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必须仔细读取纸片上的内容。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叙事视角采用的是法国结构主义者热奈特说的内聚焦视角。在内聚焦的叙事中，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叙事者尽量把自己蜷缩其中，不干涉故事的进展，不对其进行评判。在这部影片中，导演没有刻意突出关键证据，简化破案线索，而是让证物和资料顺着布隆克威斯特的思路自然而合理地出现。这种叙事视角相比起全知全能的外聚焦叙事来说是受限制的，然而却能更好地调动观众的参与，让观众在一步步揭开谜题的过程中得到珍贵的紧张刺激的观影体验。
结语
对于一部犯罪电影，没有什么比明知起因经过，还能谦虚而有同理心地营造悬念更重要的成功了。《龙纹身的女孩》不仅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还在更深的维度上不懈拓展，进行了社会批判、宗教隐喻与个体道德的讨论。从各个角度来说，这部电影都无疑是犯罪影片中一个难能可贵的范本。
参考文献：
[1]（美）希利斯·米勒.吉姆爷：作为颠覆有机形式的重复[M]//小说与重复：第二章.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87.
[2]（瑞典）Stieg Larsson.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M].MacLehose Press，201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