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国外档案学研究进展与热点评析

    周耀林+许诗竹+赵跃

    摘? 要：通过综合考察国外档案学期刊的地区分布、语种和发行状态，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8种期刊2010年～2014年刊文为对象，统计期刊概况和文献特征。并通过关键词抽取，分析研究热点，探索研究趋势，以期增强国内对国外档案学学科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了解。

    关键词：国外档案学;档案学期刊;研究热点;定量研究

    Abstract：Through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language and issuing state of foreign archival science journals， this article takes published articles in 8 typical journals from 2010 to 2014 as objects， surveys periodicals and documents features， analyzed research focus and research trends by extracting keyword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and trend of foreign archival science.

    Keywords：Foreign Archival Science; Archival Journals; Hot Spots; Quantitative Study

    统计分析国外档案学研究对国内档案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截至目前成果不多，最早介绍国外档案学情况的文章发表于1979年[[1]]。2010年～2012年南京大学颜祥林的团队相继发表了5篇文献系统介绍国外档案学研究进程，但现有的成果不能完全反映国外档案学研究进展。因此，跟进最新进展，是推进国内档案学发展的重要渠道。

    1期刊选取的依据

    结合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2010年公布的档案学期刊排名，以及LISA（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数据库中所包含的档案学期刊，国外档案学类有效期刊共30种。其中Janus、Comma、Archives & Museurn Informatics、Archives：archives journal of the British records association都已停刊，考虑到语言、停刊、刊文学术性以及文献全文获取难度等诸多因素，笔者选取The American Archivist、Restaurator、Archives & Records[[2]]和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Archives and Manuscripts、Archivaria、Archival science、Archifacts这八种代表性期刊，统计分析其近五年刊文情况。

    2? 代表性档案学期刊概况

    2.1? 刊文量。统计期刊文献并进行二次筛选，排除编辑社论、前言等不相关的文献，共得928篇有效文献，期刊刊文量年度分布见表1。近5年发文量最多的为148篇，最少的为82篇，年均刊期均为2～3期，年均载文量仅15～30篇，相当于国内核心期刊1期的刊文量。与国内的档案学期刊相比，刊文数量明显偏少，以《档案学研究》为例，在2010年～2014年便刊文724篇，是国外刊文量最多的Archivaria的4倍多。

    

    2.2? 刊文种类。国外文献分类种类基本按照研究性质将学术文章具体划分为一般性学术文章、案例研究、辅助性文章、概念性文章和综述等。学术文章共546篇占58.8%。另包含书评展评、讣告、传记170篇，占18.3%。见图1。相比之下，国内偏向于按照主题区分，以《档案学通讯》为例，分为公文研究、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档案管理现代化、档案保护技术和理论纵横等，但国内期刊鲜有书评、展评或讣告等文章。

    

    2.3? 期刊影响力。上述928篇文章有771篇文章有明确的地域信息，分别来自37个不同的国家。排除期刊所属国家文章，统计各期刊国际文章含量，分析期刊影响力，见表2。Restaurator、Archival Science和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的国际影响力较强，国际来文比重超过50%，Archival Science甚至达96%;Restaurator和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的来文国家涵盖五大洲20多个国家。但Archivaria、Archifacts和The American Archivist，国际来文量相对较低，不足20篇，各国平均来文量不超过3篇。

    

    3代表性国外档案学期刊文献特征

    3.1? 地域特征。对来文国家进行区域划分可知：大洋洲和美洲各3个，非洲有5个，欧洲有20个，亚洲有6个，其中欧洲和美洲的文献量分别达到36.6%和38.8%。笔者列出发文量前7的国家，详见表3。美国、英国是主体，分别占21.1%、22.7%，其次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该4国文献比重达75.8%，并在档案事业发展史上占突出地位。结合表2可得知，国际档案事业的发展围绕美国、英国等档案事业成熟的国家向四周发散，世界各国对档案事业的研究愈加重视。

    

    3.2? 作者特征。以文献第一作者为对象，发文1篇以上有108人，文章达283篇，其中发文2篇的61人，3～4篇的30人，4篇以上的17人，57.4%在高校工作，18.5%就职于档案机构，24.1%来自其他机构，其中2位在博物馆和图书馆工作、6位担任独立的档案管理顾问。统计发文4篇以上的作者及其机构信息，见表4。

    

    17名高产作者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新西兰。4名档案机构工作者中Amy Cooper Cary、James Lowry、Stuart Strachan分别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莫伊大学、伦敦大学学院，Kate Cumming是悉尼文件和信息管理团队的领导者，都具有深厚的档案学研究基础;13名就职高校，其中教授5名，副教授3名，项目主任2名，高级研究员、高级档案员、研究生主任各1名。Terry Cook（2014年5月12日去世）、Maryanne Dever、Fiorella Foscarini等作为档案学界老前辈在近5年仍维持高研究水平;后起之秀的Geoffrey Yeo、Jean Dryden、Sue Childs、Stuart Strachan等亦保持较高的发文量，且研究方向集中于电子文件和档案信息化管理，凸显出时下档案信息化的重要性。

    3.3? 合作度特征。各文献的作者数在1～7之间，多人合作完成的文章共210篇，占总文章数量的22.6%。合作者数越多，文献数越少，7人合作完成的文献仅占0.5%。各期刊文章的作者合作情况见表5。《The American Archivist》、《Restaurator》的合作文章数量和比重高，《Archifacts》的合作度偏低，其他期刊的合作度在20%左右。

    

    结合图1、表3和表5分析，文献的合作度与文献的主题、类型密切相关。The American Archivist46篇合作完成的文章具体可分为案例分析研究、调查分析研究、工程实验、技术研究及综述，都需要高合作力度，如以美国和加拿大的州、省、市、县为调查对象，了解经济发展与档案管理的关系的调查分析研究便是Elizabeth Yakel等四人合作完成。同理，《Restaurator》因涉及大量技术修复的实验研究，其合作程度亦明显高于其他期刊。

    4? 国外档案学研究热点探析

    依据The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官网、Emerald、Taylors&Francis、Springer和LISA数据库所提供的关键词或主题词以及对部分没有关键词的文章根据文章内容手工提取，得到近5年各期刊文献的关键词，进行二次删选，合并相同含义关键词（如“information management” 和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综合得出1563个不同关键词，其中反映时间信息（如19th Century）的关键词有19个，反映地理位置（如USA）的有85个，反映组织机构（如University of Galgary）的有65个，人名有62个，剩余的反映文章内容的关键词，占85.2%。

    4.1? 研究热点。根据各关键词词频，综合近5年排名前40和各年度排名前15的高频关键词，按照总词频高低顺序排列，得到热点关键词统计表。详见表6。

    

    上表表明，热点主题十分广泛。包含数字档案、文件、个人档案、照片档案、国家档案、高校档案、电子文件、历史档案、口述档案以及古文物材料、科研档案和古籍等多种档案类型;按照管理方法划分，囊括文件管理、信息管理、档案保存、鉴定、著录、利用、获取、数字化和灾难恢复、应变管理工作;对涉及的相关知识划分，涉及的历史和图书馆学相关学科，指南、标准、法律等制度保障，元数据、web2.0和社交媒体等信息化产物，伦理、信任和问责制等相关机制以及信息化人才和档案协会等的研究。

    热点的变化趋势亦十分明显。档案、文件管理、历史和档案工作者作为基础研究，在近5年的词频居高不下;数字档案、信息管理、文件以及信息专业人才词频稳定;档案保存和照片档案、高校档案、历史档案的研究呈“V”形增长，但词频偏低;元数据、档案鉴定、获取、数字化和电子文件的词频稳定上升;记忆、标准、问责制、口述档案词频下降;个人档案、指南、法律、伦理和图书馆学的波动性较大;信任机制、灾难恢复、应变管理以及档案修复工作社交媒体研究存在断续性。

    除基础性研究，数字档案和信息管理在近5年保持高关注度，元数据的热度在提升后，近3年亦维持较高水平。

    4.1.1? 数字档案。由于实体档案易受自然、人为灾害的威胁，数字档案在保证档案安全，方便利用服务方面起重要作用。首先数字档案是保证未来社区记忆安全的重要因素[[3]]，其次数字档案为管理、恢复、循环利用稀有档案资源及再生新的文化遗产提供可能[[4]]。在近5年的研究中学者分析数字档案管理现状，指出因为信息数量和多样性增加，档案工作面临两项挑战，一是在档案鉴定方面，另一个是需将档案保存范围适当拓宽[[5]];而版权问题是数字档案开放的重要阻碍，尤其商业版权持有人比其他类型的版权所有人更可能拒绝开放;数字档案的保存格式、大小等都是当前面临的挑战。社交媒体和系统构建是当前主要对策，web2.0作为个人生产和用户生成平台，可以集合群众力量和参与架构等有效途径实现数字档案数据管理和开放利用;Morgan Daniels和Elizabeth Yakel为档案机构的在线辅助查询系统的利用效果提出改善意见，并在监管机制和人才培养上各学者也都提出相应的方案。

    4.1.2? 信息管理。信息管理可以定义为：“为提高组织的绩效，经济、高效、有效地协调生产，控制、存储、检索和传播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信息。”[[6]]信息管理具有平衡组织利益、培养信息管理文化的作用，重视对信息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不是技术的管理是取得企业成功的关键[[7]]。信息管理受信息保存的组织、地域环境、信息能力、人员以及组织偏好行为等的影响，其中人员因素是关键[[8]]。文件档案信息学是应对数字网络信息时代中多元化组织和社区环境给档案保存所带来挑战的重要措施，即建立信息保存框架，做到及时保存以适应变化要求[[9]]。2013年手机的全球数量已超过个人笔记本[[10]]，手机成为获取信息的常用方法，因此要关注移动设备的信息管理，保证数据安全，实现移动战略和安全策略同时进行。并且社交媒体和web2.0技术的发展导致国际文件管理标准ISO15489已不适应时代要求，需要对技术、用户期望和信息透明度的规定进行改革，基于此，“提供一个建立、实施、运行、监控、审查、维护和改进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模型”[[11]]为目标的ISO27001标准更适应信息管理，尤其是信息风险管理的要求。

    4.1.3? 元数据。关于元数据，首先要将其和档案著录区分，档案著录是对档案环境特征（archival context）的描述，元数据是对数字内容（digital content）的描述[[12]]。多柏林核心集、基于XML的MODS（元数据对象描述架构）和VRA核心类目（视觉资料核心类目）是目前3种常用元数据规范[[13]]。元数据是决定数字档案历史环境的基础，能评估信息再传播过程中的可信性和有效性，缺乏高质量的元数据是大规模数字化项目的关键难题。在元数据的管理策略上代表性的PREMIS[[14]]（保存元数据实施战略）的提出，但是由于元数据关乎档案的真实、可靠、准确、可用性，因此如何保证元数据的质量和保证元数据标准的适用性仍是目前的难题。

    4.2? 趋势探析。结合表6，基于热点的变化状态，探析呈上升趋势的热点：数字保存、档案鉴定以及社交媒体词频迅速增长，可能为未来几年的研究热点。

    

    4.2.1? 数字保存。社交媒体、通信、贸易、娱乐等平台都向服务方或云平台转移，数字保存依靠单个主管很难完成，软硬件的过时、保存标准的不完善以及将档案服务和责任向第三方转移都会增加数字档案迁移、仿真的难度，影响其长期保存。管理方法上Nancy Y McGoven和Andrew Waugh代表性地提出改善开放档案信息系统和开放技术的策略，实现用户参与讨论以及技术的重复利用，但由于尚处于初步阶段，学者认为此方案仍存在风险;Proscovia Sv?rd 以瑞典政府为案例研究对象，提出构建企业内容管理框架和文件连续性模型[[15]]是减轻数字档案长期保存的挑战一个策略，但仍缺少实施指南。OAIS参考模型构建分层模型贯穿整个文件生命周期，但云计算技术尚在发展，研究仍处于构想阶段。

    4.2.2? 档案鉴定。对档案鉴定新的理解源于档案信息化导致公共记忆的碎片化和脆弱化。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对电子文件的挖掘、分析都受到阻碍，传统的档案鉴定技术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学者因此改变档案鉴定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与其将大量经历和资金投入在减少电子文件的数量上，不如寻找方案以电子文件种类为单位提取有用的文件[[16]];Marcus Robyns和Jason Woolman指出对文件信息和文化记忆的保存价值的判断是档案鉴定工作者的首要任务，问责制应作为档案鉴定的原则[[17]]，即要求档案鉴定工作者要具有职业道德和法律观念。鉴定方法上Daniel J. Caron提出对公共档案扩大鉴定范围，Terry Cook提出档案鉴定的最新发展模式“参与式鉴定”[[18]]即让不同的群体参与鉴定，可促使一些长期被埋没的档案被重新发现利用。因此档案鉴定方法的选择仍是继续关注的问题。

    4.2.3? 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可实现让所有者刊登消息宣传活动，与用户互动，由此档案机构普遍利用其来实现数字推广。Katy Lalonde等提出利用Twitter建立公众基于日常需求访问历史档案的机制，加拿大安大略省档案馆在纪念1812年战争之际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了为期1年的相关历史档案的宣传，证实了其宣传作用的有效性。社交媒体亦是个人档案产生和收藏的重要平台，Facebook凭借超过9.5亿[[19]]的用户成为个人档案的重要存储库。但当前社交媒体信息收集和保存没有统一格式及借鉴经验，所以档案机构只是最低限度地使用社交媒体来吸引用户。Adam Crymble通过调查Twitter和Facebook发现组织机构和档案工作者对不同社交媒体各有偏好，并且发现过多地发布档案信息并不能吸引更多的用户，因此使用适合机构需求的社交平台是提高档案服务工作的基础。

    总而言之，通过对所选取的8种代表性期刊文献的分析可得出近5年国外档案学发展的基本态势：第一，档案学与图书馆学、历史学、人类学、企业管理学等诸多学科联系密切，尤其是电子文件发展所引起的跨学科研究特征日益明显;第二，研究主题保持平衡，既能把握基础理论研究，又对新的热点有高度敏感性;第三，档案信息化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其词频热度不断提升。由此，国内应科学地认识到档案学科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战略时期的变化和转型，准确把握档案资源、信息技术以及社会群体的关系，以基础理论研究为前提，破解信息化时代档案管理实践所面临的各种难题。

    参考文献：

    [[1]]作者不详.国外档案情况——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科技档案[J].档案通讯，1979（2）：25～26.

    [2]2012年前刊名为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3]]Sugimoto S. Digital archives and metadata a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o keep community memory safe for the future -lessons from Japanese activities[J]. Archives & Manuscripts， 2014， 42（1）：61～72.

    [[4]]Christen K .Opening archives： respectful repatriation[J]. The American Archivist， 2011，74（1）： 185～210.

    [5]Caron D J， Kellerhals A. Archiving for self-ascertainment， identity-building and permanent self-questioning： archives between scepticism and certitude[J]. Archival Science， 2012， 13（2-3）：207～216.

    [6]Cronin B.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from strategies to action[M]. Aslib， 1985.

    [7]Hagmann J. Information governance-beyond the buzz[J]. 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23（3）：228～240.

    [8]Lomas E.Record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culture[J]. 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 2014，24（3）： 251～252.

    [9]Upward F， Reed B， Oliver G. Recordkeeping informatics： Re-figuring a discipline in crisis with a single minded approach[J]. 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23（1）： 37～50.

    [10]Silic M， Back A. Factors impacting information governance in the mobile device dual-use context[J]. 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23（2）：73～89.

    [11]Lomas E. Information governance：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access within a UK context[J]. 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20（2）：182～198.

    [12]Zhang J， Mauney D.When archival description meets digital object metadata： A typological study of digital archival representation[J].The American Archivist， 2013， 76（1）： 174～195.

    [[13]]Kate C.Metadata for digital collections： A how-to-do-it manual[J].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2011，30（2）：135～138.

    [14]Donaldson D R， Yakel E. Secondary adoption of technology standards： The case of PREMIS[J]. Archival Science， 2013，13（1）：55～83.

    [[15]]Sv?rd P. Enterprise content management and the records continuum model as strategies for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J]. 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23（3）：159～176.

    [16]Anne J. Reconceptualizing records，the archive and archival roles and requirements in a networked society[J]. Knygotyra，2014（63）：17～33.

    [17]Cook M. Appraisal and access： we should expect changes driven by the media and by public awareness[J]. Records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8（1）：72～77.

    [18] Cook T.‘We are what we keep; we keep what we are： Archival appraisal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2011， 32（2）：173～189.

    [19]Sinn D， Syn S Y. Personal documentation on a social network site： Facebook， a collection of moments from your life？[J]. Archival Science， 2014，14（2）：95～124.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5-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