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化呈现中“于成龙”形象的真实性塑造
杨巍
2017年，央视一套的开年大戏电视剧《于成龙》，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央纪委等单位联合出品、吴子牛执导，其以大制作、大格局、大情怀一扫电视荧屏的浮躁之风，赢得了观众的叫好热议。电视剧《于成龙》以于成龙一生为官经历为主线，将其为民作主、为民请命、为民除害、为民造福的全过程展现出来，于历史的呈现中，塑造了一个真实、感人的廉吏形象。
一、 人物形象的“双线塑造”
在诸多人物传记电视剧中，导演和编剧重在表现观众思维定式中的人物形象。如《神探狄仁杰》重在刻画狄仁杰的推理断案能力。而电视剧《于成龙》的成功，不仅在于塑造出于成龙的“清廉”，更重要的是脱离其“清廉”的藩篱，注重表现其生活化的一面。也就是说，在塑造主人公厚德爱民的家国情怀过程中，创作者通过对于成龙的感情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皴染，将一个温情的“于成龙”形象挖掘出来。“廉吏”于成龙不再是脸谱化的“神”，不再是政治意味浓厚的“符号”，而成为是一个有血有肉、公私纠结的“人”。而这也正是《于成龙》不同于以往人物传记电视剧的根本原因。
（一）亲情线
于成龙远赴广西罗城为官，儿子于廷翼因为挂念父亲，离别家乡千里探父。当得知父亲安然无恙时，于廷翼含泪告别父亲。在官道上，于成龙反复叮嘱儿子一路小心。看着儿子离开的背影，于成龙叫住远去的儿子，却又眼含热泪，欲言又止……在于廷翼眼中，于成龙是一位心怀天下苍生的读书人，更是一个温情脉脉、身不由己的父亲。
春晓是于成龙的侄女，从小到大一直陪伴在于成龙身边。在外人眼里，于成龙是勤俭自律、铁面无私的“于青菜”，可在春晓眼中，于成龙则是一个慈祥宽容的长者。当于成龙对身边的人大声呵斥严加要求时，春晓三言两语间就将他哄得没了脾气。于成龍对家人规定，非过时过节家里不许开荤。春晓生日当天的一桌子荤菜引得不明就里的于成龙勃然大怒。当得知真相后，于成龙更是愧疚不已，连声向春晓道歉，向家人道歉。
透过亲情，观众看到了于成龙的无奈，读懂了于成龙的委屈。在“天下第一廉吏”光环背后，观众看到了一个可爱的、真实的、不易的于成龙。这样的于成龙有血有肉，令观众动容。
（二）友情线
于成龙与柳晋阳、章吉仁是师出同门的同乡好友，三人从小一起长大，感情至深：在来堡村，为救被困永宁书院的于成龙，柳晋阳与章吉仁带领全村百姓围困永宁书院，要求永宁守备喀尔齐放人；于成龙因大闹恩科考场而将被捉拿问罪，为救于成龙，章吉仁向山西巡抚告状，柳晋阳带众考生罢考；在福建，章吉仁降级调任，于成龙冒雨送行；在两江，伤心至极的于成龙为冤死的柳晋阳写下悼词。
在剧中，创作者将于成龙的“友情”置于其厚德爱民的家国情怀之中。在福建，于成龙为救无辜海民，不顾与好友章吉仁的私交，毅然决然地重审“通海案”，在百姓与兄弟面前，选择了责任，背叛了友情，最终章吉仁受到牵连，降级调用。章吉仁登船离闽，于成龙冒雨送行，千万种思绪涌上心头。面对好友，观众看到的是于成龙的愧疚与自责，但在于成龙的纠结中，观众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一个为国为民且有情感血肉的“人”。康亲王命身为福建布政使的于成龙筹备三万莝夫以备军需，于成龙不愿加重百姓负担，却也暂无办法。急躁的于成龙却将心中怒火不由分辩地一股脑儿撒在好友柳晋阳身上。百姓心中的于成龙是敢于为民请愿的好官，柳晋阳眼中的于成龙却也是一个暴躁而不可理喻的“倔驴”。
透过友情，观众看到了于成龙的纠结，明白了于成龙的寂寞。“于成龙”不仅是一位为民不惧生死的铁血汉子，更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山西汉子。
总的来说，电视剧《于成龙》透过亲情线和友情线的呈现，向观众展现出家国情怀与儿女情感之间的平衡点，并试图在家国情怀的渲染下赋予儿女情感更深层次的情感内涵，使得观众看到一个既有父亲温情又有官吏正直的“于成龙”形象。
二、 人物形象的“精神定位”
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兼收并蓄，渐渐形成了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的民族内核——“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徐锡麟《出塞》）……“儒”中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思想源头与奋斗目标，也成为电视剧《于成龙》中主人公的精神定位，成为他做人的原则和为官的底气。
电视剧的开篇，导演以山西永宁书院里朗朗的读书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为引子，在镜头的移动中，于成龙“出场”。导演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拍摄方式，将主人公置于浓厚的儒家文化中。于成龙赴省城参加科考，临行前在书院认真拜圣人——净手、跪地、磕头。于成龙赴广西罗城当县令，邢济堂（于成龙的老师兼岳父）将自己毕生所学《论语别叙》交给于成龙，并叮嘱于成龙：在外为官要谨遵儒道，做人做事要对得起天理良心……电视剧开篇通过反复讲述儒家文化对于成龙的影响，为于成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思想与家国情怀作了注脚。正如电视剧片尾曲《爱壮美落日染大江》所唱“读书许身天下，大道一心向往”，儒家文化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于成龙的“精神定位”。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作为读书人中的一分子，于成龙用他的一言一行践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儒”道，践行着他对“天理良心”的承诺。
在山西，准备赴京掣签的于成龙与好友月下抒怀：“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莫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我百姓之饭，穿我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在广西，山匪横行、政府真空，背井离乡初出茅庐的罗城县令于成龙并未退缩，毅然在罗城县衙的大堂上写下“头上有青天做事要存天理，眼前是瘠地存心与民共治”的为官志向，终为百姓除匪，替百姓分田。在湖北，面对气焰嚣张的三藩叛军，因“河工失败”被免职的于成龙以国事为重，以“宣抚使”的虚职主动承担起收抚土匪刘君孚的重担，平息内乱，使当地百姓免受战祸。在福建，初来乍到的按察使于成龙不顾上级官员的反对，冒死请求康亲王复查“通海案”，为受屈百姓雪洗冤情；身为福建布政使，于成龙不顾朝廷“卓异”称号的荣誉，自负绑绳向康亲王请求罢免莝夫，为百姓减免繁重徭役。在直隶，面对“饿死殍夫”的灾民百姓，直隶巡抚于成龙不顾钦差威严、不顾自身荣辱，私开皇家粮仓，救灾民燃眉。在两江，面对严重的“火耗”，两江总督于成龙不顾“两江将军”赫里皇亲国戚的身份，“越级”将其枭首，为百姓除害。
儒家思想是于成龙的思想源头，也是于成龙的精神定位。正因为儒家思想与人物行为的深刻融合，电视剧《于成龙》才有了深度，有了灵魂，而于成龙的所作所为皆可以找到精神向导。这也让从小深受儒家经典文化熏陶的每一个中国观众看过电视剧后，能更理解主人公，更认同主人公，更为主人公的家国情怀所感动。
三、 人物形象的“重影設定”
“重影设定”在电视剧中的运用，一般来说是为了与主人公形成某种精神上的连接与情感上的互动。在电视剧《于成龙》中，陈廷敬是于成龙的同乡，也是邢济堂的得意门生。电视剧创作者通过用大量笔墨对陈廷敬与于成龙的关系进行搭建，向观众传递出“陈廷敬即为于成龙”的概念，进而完成陈廷敬对于成龙的“重影设定”，从而以艺术的角度强化于成龙的形象。
电视剧第1集，永宁守备喀尔齐侵占永宁书院，书院举贡题名碑上写着“明成化甲辰进士——于成龙；明嘉靖乙丑进士——陈廷敬”。导演通过对碑文内容十几秒的特写，开篇便将“陈廷敬”与“于成龙”放在同一重要位置。尽管在整部电视剧中，陈廷敬无论是出场时间还是出场次数都难与于成龙相比，但陈廷敬仍是剧中“主角”。山西永宁“圈地案”中，陈廷敬因受刑济堂之托向康熙皇帝揭露喀尔齐“恶行”，解于成龙之困；山西科考“贪腐案”后，陈廷敬向康熙皇帝推荐揭露贪腐案的“功臣”于成龙；当康熙皇帝赞誉陈廷敬学识渊博时，陈廷敬又借机向皇上推举同门于成龙；于成龙第二次被评为“卓异”之后，陈廷敬保举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在直隶，于成龙因私放皇粮而遭到百官弹劾，陈廷敬据理陈情，求康熙皇帝饶恕……正是陈廷敬的帮忙，才使于成龙一次次脱离危难。看得出，陈廷敬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成为故事的转机，也成为于成龙的贵人。在电视剧中，陈廷敬是于成龙政见得以实施的坚实后盾，是康熙皇帝了解于成龙的重要途径。
作为帝师，陈廷敬以儒家经典《论语》为授课核心，向康熙皇帝传授儒家思想。在学习的过程中，康熙皇帝接受并认同儒家思想，并为陈廷敬学识钦佩。陈廷敬向康熙皇帝说明自己的学识俱来自于邢济堂《论语别叙》，并告诉皇上《论语别叙》在于成龙手中。多年之后，直隶总督于成龙赴京首次面圣，并将《论语别叙》送给皇上。电视剧以《论语别叙》为引子，将陈廷敬、于成龙、康熙皇帝三个任务紧密联系起来。作为刑济堂的高徒，同为山西人陈廷敬的为官轨迹虽与“四处奔波”的于成龙不同，但却可以看作是另外一个“居庙堂之高”的于成龙。正是受到陈廷敬的影响，康熙皇帝开明贤德深明大义，将为官时刻践行儒道的于成龙引为知己，在面对明珠等权贵斥责弹劾于成龙“劣行”的时候，仍能够理解、认同于成龙的初衷与做法，甚至是在得知于成龙“越级”杀掉自己外甥赫里后，也能够对百官称赞于成龙“勇气可嘉”！
如果说电视剧中于成龙是中华民族儒家文化的践行者，那么陈廷敬则更像是儒家文化的传播者——陈廷敬用“儒”为皇帝讲授，于成龙用“儒”为民办事，二者的“重影设定”，反映出“儒”对文人、官吏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这种设定使得儒家文化中读书人的集体形象具化为剧中的于成龙与陈廷敬。
结语
电视剧《于成龙》中，对于成龙的“双线塑造”使角色更加真实立体，更富感染力。而对于成龙的“精神定位”则让更多的观众明白于成龙身上的责任与担当，于成龙的为官之道展现了新时期的价值取向。电视剧通过对于成龙身上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深层挖掘，让更多观众找到了自我定位，找到民族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