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视角下分享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研究
刘少阳
[摘要]分享经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经济形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分享经济，连续出台相应政策支持其发展。分享经济是指公众将闲置资源通过社会化平台与他人分享，进而获得收入的经济现象。供给侧视角下的分享经济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化解產能剩余，扩大有效供给、刺激消费需求，增加就业机会、推动绿色发展，分享经济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抓手。产业结构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分享经济本质上就是创新经济，有效促进了创新创业，加快了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了现代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是推动产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选择。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享经济；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 F04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8）10-0031-05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了盘活过剩资源，打破市场供需结构失衡，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分享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分享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继续强调，“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于人民群众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充分肯定了分享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刺激作用，要加大培育和创新力度，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分享经济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抓手，能够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为产业增长提供了新动能，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分享经济本质上就是创新经济，有效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业，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
一、分享经济的概念和理论渊源
分享经济（Share Economy），也称为“共享经济”或“协同经济”。分享经济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滞涨”现象，以美国为例，其通货膨胀率平均达10.46%（1969-1982），失业率攀升至10.8%（1979），工业生产年降幅高达15.3%（1973）[1]106-114，马丁威茨曼（Martin Lawrence Weitzman）从经济“滞胀”的现象入手，在他的著作《分享经济：克服滞涨》（The Share Economy：Conquering Stagflation）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认为问题的根源是固定工资制与企业经营状况脱离，从而企业盈利能力降低时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反应，最终导致失业和通货膨胀“双高”的问题，为此他提出用“利润分享制”来代替原有的工资制，让员工和资本家进行利润分享[2]，即不规定具体工资数额，而是确定企业收益的“分享比率”，以此激发员工积极性，此即分享经济的好处[1]106-114。该书跳出西方传统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角度观察问题，从微观企业行为和劳动者报酬制度人手来解释和分析滞胀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3]。我国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1981）和《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内容》（1982）两篇文章中基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成本问题，提出“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生产者个人严格遵循按劳分配原则。李炳炎教授和威茨曼教授都主要关注微观的企业行为，认为工资制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源，是与企业经营状况无关的制度，倡导建立一种建立新的利益分享制度和财税政策，核心是研究工人与资本家如何分享企业收益问题[4]。
当前兴起的“分享经济”是一种“资源分享”的经济形态，是一种结合了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化商业范式。分享经济的基本理念是“使用所有权”，其商业模式是“个人对个人交易”[5]。分享经济是伴随开放源代码、云计算等互联网开放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以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源的使用而非拥有为产权基础，通过以租代买等模式创新，实现互通有无、人人参与、协同消费，充分利用知识资产与闲置资源的新型经济形态[6]。腾讯研究院出版的《分享经济》一书提出了一种更直观的定义：分享经济是指公众将闲置资源通过社会化平台与他人分享，进而获得收入的经济现象，主要基于四大要素提出的定义：个人（以p2p为主）、闲置（过剩）资源、互联网平台及收益[7]10。分享经济就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形态，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大量闲置性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通过“使用权”的让渡，以期获取收益为目的，实现资源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进行分享的高效率、新经济形态。
二、分享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抓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把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思想，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明了方向。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8]44。2016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8]62。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推进分享经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抓手，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分享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密切联系。分享经济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视角，分享经济能够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高存量资源的利用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产生新的供给来源，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就业机会，推动绿色发展，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分享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和关键环节，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向。
（一）分享经济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分享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拉动经济增长。分享经济主要是通过将商品、服务、资源、人才、技能等闲置资源的使用权让渡给有需要的人，最大化利用过剩产品和服务。分享经济对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其實质就是重构链接——让原本闲置的供给和潜在的需求相匹配，让资源充分利用并产生经济效应，形成一种生态的产业环[9]。分享经济的鼻祖罗宾·蔡斯认为，利用过剩产能的成本总是比购买新的原材料要低，并且花费更少的时间和精力。分享经济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节约资源，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去产能，去成本的要求。
分享经济的形成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存在闲置资源，包括汽车、房屋、技能、服务、时间、人才等。不管是国外的Uber和Airbnb，还是国内的滴滴打车和途家等，都是因为有足够的汽车和房屋等闲置资源可以分享，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还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效益。二是供给和需求能够有效匹配，形成长尾局面。分享经济的基础是互联网技术，大大降低了微观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直接匹配、生产要素社会化流通，进而提高存量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资源配置成本，并为需求侧创造价值，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0]。三是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以及良好的信用和监督机制是分享经济形成的必要“硬件设施”环境。分享经济模式下凡是“下单”的都是有需求的，可以有效、准确的把握消费者需求，减少产能过剩和库存高压，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分享经济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刺激需求增加
分享经济产生新的供给来源，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分享经济中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由政府、企业为主体扩大到社会的每一个，随着个人和企业把闲置的资源拿出来分享，即使没有工厂生产新的汽车、衣服等商品，开发商没有建造新的楼房，社会总供给也得以增加[7]170。分享经济实现了供给侧结构改革从需求侧管理向供给侧管理的转变。随着过去需求侧管理的改革，生产可能性边界已达到临界点，需求侧管理政策失效。为了减缓经济下行压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扩大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大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产业升级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新的产业、新的供给，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11]。分享经济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拥有而不占有”、“不求拥有，但求使用”、“以租代买”，供需双方精准匹配，缓解了过去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产能过剩矛盾，扩大了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激活了社会发展新动能。
分享经济有利于扩大需求。从需求层面来讲，分享经济提高了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能力，形成了新的消费增长点。一方面，实际购买力的提升通过降低成本和收入提高来实现。分享经济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供需直接匹配，减少了复杂的中间环节和中介费用，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分享经济扩宽了增加收入的渠道，消费者通过“分享”可以获取额外收益，整体收入提高。据滴滴出行调研数据显示，96.5%的司机在从事专车服务后，每月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78.1%的司机收入提高10%以上，39.5的司机有30%以上的收入提高。另一方面，分享经济形成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分享经济对传统消费模式产生了革命性、颠覆性的影响，给消费者带来了差异化的创新性服务，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好的价格、更高的服务质量[12]。与传统的依靠出口、消费和投资三架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不同，分享经济主要通过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和优化配置，无需新的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有利于消耗过剩产能，降低交易成本。比如闲置物品交易平台“转转”打出“每日解救价值560万元的闲置宝贝”年成交额达20亿，相比2015年上半年销售额约20.49亿元的西单大悦城购物中心，二手交易市场潜力巨大，有利于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扩大需求。
（三）分享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推动绿色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化解过剩产能，“下大力气”处置僵尸企业，进行国有企业优化重组，这势必会对就业产生很大影响。分享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有公众参与的“人人共享”模式（也称为P2P模式）[13]。即分享经济的发展能够提供灵活、多样性的就业渠道和机会，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技能灵活选择工作机会，能够以自雇型或者产销型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催生了新型的社会分工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自雇型经济（Self-employed Economy）主要从乡村或者城市底层分化出来，技术水平不高，无法通过进去企事业单位获取收入，往往通过经营个体生意或者家庭作坊获取收入的底层工作人员。产消者主要指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者（Consumer）的结合。分享经济下，自由职业者或者个人可以通过各类分享经济平台进行兼职或者服务外包，利用空闲时间的“非正式工作”赚取额外收入。“互联网+自雇”缓解了就业压力，激活了传统行业的创新活力，同时也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做了有力诠释。
分享经济通过对存量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再利用，可以减少对未开发资源的消耗。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表明，拼车服务UberPool能够减少55%的交通阻塞和40%的出租车数量。分享经济模式中的二手交易市场可以将大量的闲置物品重新利用，延长了物品的使用时间和使用价值。据统计2017年全年全国二手车累积交易1240.09万辆，累计同比增长19.33%，交易额8092.72亿元，同比增长34%，这大大减少了汽车新增产量，减少了交通阻塞。分享经济通过分享生产力，促进企业仓储空间、闲置机器厂房、生产资料的分享使用和重复利用，降低生产成本，疏解多余产能，减少企业库存，帮助企业实现轻资产化和转型升级[14]。国家高度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分享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其被运用于电力行业，通过家庭光伏或者风力发电，每一个家庭都变成小型发电站，剩余的电力可以放到电网上分享；出租新能源汽车和共享单车等都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激起人们的环保意识，树立绿色生活新风尚。
三、分享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转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分享经济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抓手。分享经济本质上就是创新经济，有效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业，有利于激活创新创业活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能够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拓展了新空间，加快了智能制造的发展；加快了现代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产业增长提供了新动能，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鼓励创新、创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理论”之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经济领域的创新是“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居于首要位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创新创业激发经济活力，转换发展动力，将经济发展由“刺激政策”转变为创新驱动[15]。分享经济契合创新发展理念，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又促进了“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多种新经济形式的发展，有利于激活创新创业活力，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杰里米·里夫金将分享经济描述为颠覆性的创新，这种新兴的协同分享，伴随而来的创新和创造力的民主化会催生一种新的激励机制，这种机制很少基于经济回报，而是更多地基于推动人类的社会福祉。与此同时，分享经济具有“致命的破坏性”，因为它能够在许多经济领域削弱本就已经严重不足的利润空间，这将导致某些行业必须转型，否则就会被淘汰[16]。大力发展分享经济，鼓励创新创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努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加大对分享经济创新的支持力度，形成有利于其发展的良好环境。首先政府积极建立与“分享型公司”的沟通交流机制，找到需求“痛点”、“对症下药”，此外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可以成立由政府支持、私人投资的创新实验室。其次建立政府、企业、高校创新创业资源多方分享共赢生态，政府出台相关监管措施，从国家层面制定分享经济发展战略。最后创新政府管理，加强市场调研，提高政策的灵活性，谋求政府与企业的创新性合作。
（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着力发展实体经济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又是互联网和人口大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分享经济有利于形成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有力推动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去库存，去产能，去成本，补短板。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分享经济依赖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第三方支付平台、定位（LBS）技术以及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技术重新激活了传統制造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生产要素成本、人力成本、环境成本等不断提高的问题，且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传统行业存有大量生产过剩，新兴产业中的光伏行业，因受到美国双反影响，同样面临严重过剩。必须加快技术革新，实现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大力发展分享经济，消耗过剩产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制造业结构升级。分享经济开始从分享领域向制造业领域渗透，传统产业与新业态加速融合，政府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及时调整不符合分享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分享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制度和硬件设施保障。
（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为持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分享经济借助互联网平台，能够与各行业深度融合，培育经济新动能，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农业现代化是供给侧结的突出短板，如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借助“互联网+”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是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出现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农业O2O等农业新模式都是分享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互联网+农业电商平台，重新定义传统农业，利用物联网、云计算技术重新整合农业资源，包括农业器具、农业闲置土地、农村闲置劳动力等资源，实现农业产业链去中间化，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生产流通效率[17]。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农民开展多样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发展生产，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业结构转型升级。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分享经济下的服务业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服务质量，满足个性化的服务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对于改善人民生活、稳定就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均有重大影响，政府应该大幅度降低服务业的准入限制，尤其是放松对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业的准入门槛，增加公共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发展。如分享经济孕育了“春雨医生”“阿姨来了”“回家吃饭”等新兴的服务业态和服务经济，有利于满足多样性、定制型的服务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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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玮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