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戏》中的主客心态分析

    冯明涛

    《社戏》是鲁迅小说中的特例。在深沉深刻、冷峻蕴藉的鲁迅小说群中，《社戏》独树一帜，以质朴欢快的内容、缱绻清新的语言、自然明朗的风格谱写了一曲田园牧歌。《社戏》写于一九二二年，是时鲁迅人已中年，记忆过滤掉陈杂，召唤出美好，诗化了童年记忆。久浸城市的冗杂疲惫，鲁迅将遥远的平桥村视作梨花一梦的精神家园，以孩童视角，展望乡村世界，感受纯真的人情美。这种人情美表现在“我”和母亲的客人心态上，即享受意识和边界意识，也表现在平桥村人的主人心态上，呈现意识和服务意识。

    一、客人心态

    客人心态即走亲访友做客时的心理状态，往往包含两种矛盾的意识——享受意识和边界意识。享受意识是为客时的轻快感觉，无须付出也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主人的盛情和款待;边界意识则是为客时的小心谨慎，既有对主家接待的感激之情，又有怕打扰到人家的担心，从而划定自己的言行范围。在《社戏》中，“我”身上主要体现享受意识，母亲身上主要体现边界意识。

    “我”是个孩童，尚不懂人情世故，又是追随母亲，有大人仰仗，便不自觉具有享受意识。去外祖母家做客，“我”可以抛掉课务，免念费解的“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到了平桥村，“我”是全村公共的远客，享受各种优待。哪怕“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可以与小伙伴们一起掘蚯蚓钓虾，“这虾照例是归我吃的”;没船看戏便“急得要哭”，使小性儿“这一天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行船时可以坐在舱中，还以为船慢;看戏时可以托人去买豆浆而不是自己动手;明知戏让伙伴们很扫興，依然“忍耐的等着”有好戏;做豆吃时，年长的有摇船的有生火的，“我”只是跟年幼的剥豆;偷了六一公公的豆仍能自然大方地跟他交流。当然，“我”也有心存边界意识的时候，如在航船回去时，“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又如第二天“我”关心有没有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

    与少不更事的“我”相比，母亲虽是平桥村的女儿，毕竟已是“泼出去的水”，哪怕归省，也紧守边界意识。从做客时间上说，她只是住几天，在“我”看来是因为她已分担了些家务，实际上恐怕跟她做客不宜久的边界意识有关;“我”没有船去看戏，外祖母生气，“母亲便宽慰伊，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看几回，今天就算了”，见“我”急得要哭，她怕外祖母生气，却“竭力的嘱咐我，说万不能装模装样”，怕外祖母担心，“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小伙伴借了船带“我”去看戏，她怕麻烦别人，“又说若是叫大人一同，他们白天全有工作，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我”去看戏后，她深夜等在桥脚，对“我”则是“有些生气，说是过了三更了”，对其他人则是“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这一嗔一笑可见她的边界意识下的区别对待。当然母亲也有心存享受意识的时候，如双喜写了包票后，她任由孩子们夜航，又如收下六一公公送的豆。

    同是回乡，《故乡》和《社戏》中的“我”，心态迥异。《故乡》的“我”“本没有什么好心绪”，回故乡“专为了别他而来的”，《社戏》的“我”是为了“消夏”或者随母归省“住在外祖母的家里”，且回乡村只是“抽空去住几天”;《故乡》的“我”以主人的身份接待辛苦麻木的闰土们和辛苦恣睢的杨二嫂们，《社戏》的“我”以客人的身份被机灵活泼的双喜们和热情好客的六一公公们接待;《故乡》的“我”以主人的心态对故乡爱之深，责之切，“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社戏》的“我”以客人的心态看待平桥村这个世外桃源，虽然极偏僻，“但在我是乐土”。

    同是看戏，《社戏》中写的前两次看戏和第三次看戏，感受迥异。前两次“我”作客他乡，感受的是拥挤嘈杂的戏场、刑具一般的坐板、蛮横傲慢随意“胖开”身体的观众、拖沓纷乱的表演;第三次“我”做客外祖母家，感受的是田园的自然风光、乡村的自由野趣、村人的种种优待、民俗的新鲜活泼。

    二、主人心态

    主人心态与客人心态是相对的，即接待客人来访时的心理状态。主人心态产生于自己较熟悉或者占据主导地位的场合，往往包含着呈现意识和服务意识。呈现意识是主人张扬长处、回避短处，希望呈现自己美好一面的心理;服务意识则是尽地主之谊，希望给客人留下美好印象的心理。在《社戏》中，在北京建议“我”去看戏的朋友、外祖母、小伙伴们、六一公公等人身上都体现出了主人意识。

    第一次去看戏，“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本着谁发动谁主导的原则，这位朋友无形中有了主人心态，“我”毛骨悚然地走出戏院时，“走了许多路，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过脸去，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这位朋友想向“我”呈现北京戏的有味，失败后又有没服务好的愧疚感，才会一直跟着“我”出来。

    “我”想去赵庄看戏却没有合适的船，“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絮叨起来”，“我”的失望形诸于外，“到晚饭时候，外祖母也终于察觉了，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没有的”。可见，“我”虽是个孩童，又是外孙，外祖母依然视“我”为客，想向我呈现“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社戏，并因家里人没有服务好“我”而生气，直到确定小伙伴们可以服务好“我”才“不再驳回，都微笑了”。

    在平桥村，“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所以“我”的到来，可以让小伙伴的父母们给予他们“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小伙伴们也尽显主人的引领姿态，带“我”玩耍并给予优待;看过戏后，他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的来讲戏”，见“我”不开口，“他们都叹息而且表示同情”，但他们并非止于同情，还想法设法解决问题，尽管他们已经看过戏了，仍然找船，撺掇，陪航，写包票;成行后，他们大的拔篙划船，小的陪“我”坐在舱中，一路说笑喧嚷;晚间的戏不甚精彩，双喜说“晚上看客少，铁套老生也懈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呢”，他这种解释其实是主人心态的结果——怕客人觉得无聊，从而看轻了他引以为趣的社戏;桂生还帮“我”去买豆浆，没有买到还解释说白天是有的，并补充说自己还喝了两碗，同时又周到地想到舀一瓢水来给“我”喝;尽管白天看过戏，晚上的戏又很扫兴，尽管“全船里几个人不住的吁气，其余的也打起呵欠来”，他们依旧陪熬，直到双喜提议回去，他们才“立刻都赞成，和开船时候一样踊跃”;回航中，吃豆即为充饥，也是乐趣，在孩童质朴的世界观中，未经大人应允的都是偷，但阿发为了让“我”吃上大的豆，依然建议偷他家的;送“我”回来后，双喜在船头忽而大声地说“都回来了！那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则是他尽了地主之谊后的骄傲。

    六一公公得知自家豆被偷了，对于双喜们是嗔怪“你们这班小鬼”，对“我”则是笑问“豆可中吃呢”。从偷豆时双喜担忧“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可知，平桥村的豆并不像《故乡》中的瓜“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偷了这里的豆是会被骂的，但因为有“我”这个客的存在，六一公公才主人意识膨胀，不仅不不计较，还主动送豆给母亲和“我”吃，他要矜夸的是“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

    《故乡》中，闰土身上散发着浓重的奴仆意识，一声“老爷”将“我”推到障壁的另一側，主人心态尽失。“我”与他“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后，也因“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功夫”，母亲也不视他为客，知他“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较之《故乡》中“我”的主人心态的尽失和母亲主人心态的尽无，《社戏》中平桥村人浓郁的主人心态，给“我”带来难忘的美感享受。

    作为一个城镇人，“我”有充分的优越感，因为平桥村人“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而“我”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但面对水牛的欺生，“我”的怯懦让“小朋友们便不在原谅我会读‘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来了”，可见主客的协和平等。“我”的客人身份也给了双喜们放肆的勇气，借了八公公的船，他们可以有恃无恐地用上面的盐柴，如果被骂就翻旧账并叫他“八癞子”;面对六一公公质问是否偷了豆，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们请客”，还可以贫嘴说“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甚至责怪“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最终八公公没责怪，六一公公因“我”满足了他的呈现意识“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又送豆，又送恭维。

    主客相处，协和才能有美感享受。主人满足客人的享受意识，客人紧守边界意识，拿捏享受的分寸;客人满足主人的呈现和服务意识，成就主人的成就感。《社戏》中主客相互成全才展现如此和谐的人情美。鲁迅曾在《朝花夕拾·小序》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记忆上的“旧来的意味”展示出诱人的魅力——永远无法重现却时时摄人心魄。那夜似的好豆“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戏“也不再看到”，鲁迅对于豆和戏不再得的失落，大概也是对于主客谐和的美感享受不再得的失落。

    [作者通联：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