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民族文化符号表达刍议

    李朝阳+周园

    一、 中国电影的文化迷失

    2016年，《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以20.41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位列全球票房第一位，而排名前10名的电影均为美国电影。在2016年中国内地票房排名前10名的电影中，美国电影占了5部，其中的《功夫熊猫3》，与早年的《花木兰》《功夫熊猫1》《功夫熊猫2》一样，属于对中国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美国好莱坞早已建立起全球文化资源的开发规模，而世界各国对此皆呈现出束手无策的局面，中国亦不例外。这不得不引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

    电影领域的“国际竞争”包含两个范畴，一是经济范畴，体现为包括票房在内的电影产品的总收入；二是文化范畴，即电影对于观众的文化影响力，比如美国电影的天赋使命观、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宗教观和物质主义利益观等。最理想的成功模式是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同时获得成功，其次是在经济上或者文化上获得成功，最次是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失败。在这三种模式的划分中，最值得探讨的就是第二种模式：在经济上或者文化上获得成功。原因在于，电影人对于这两者考虑的优先次序以及精力分配的比例，往往决定着一部电影可能会在票房上还是在获得国际奖项或者口碑上取得成功。虽然，高票房可以拉动文化的影响力，而高文化水准也可能带来高票房，但是，这种貌似唇齿相依的关系并不必然成立。这一点，已经无数次为国内“票房高口碑差”或者“口碑好票房低”的电影所证明，因此，对于经济和文化这两大元素优先考虑的选择，不仅是电影人心中一直以来的困扰，也是决定着中国电影市场和中国电影艺术的大问题。

    从第一代电影导演张石川、郑正秋开始，到“发扬民族形式之风”的政治口号，直到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对于民族文化符号的发掘与刻意的使用就一直存在。然而中国电影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由政治文化介入的民族文化，往往带着急功近利的心态；精英文化又因为曲高和寡，逐渐被大众文化驱赶至文化场域的角落；本土大众文化又受到来自外来文化的挤压。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迷失，并表现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人的精神消费领域逐渐被以下文化所充斥：港台的流行音乐和影视剧、日韩青春文学和音乐MV、日剧、韩剧、美剧、美国大片、韩国综艺节目……与此同时，再加上商业逻辑对于文化资源的粗暴运作、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民族文化中可供记忆和联想的元素在现代都市的崛起中迅速消失。文化心理层面上的落差导致了失去根基的漂泊感、迷茫感，以及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解读能力的降低。因此，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来自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巨大压力，不仅仅源于美国电影单方面的经济和文化压力，更主要地来自中国文化场自身所呈现出的“真空”状态，这种状态本质上是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因知识系统换血和文化基因改造所必然产生的内在语境压力。

    在跨文化传播理论中，单维度模型理论认为“跨文化适应始终发生在从最初的文化转变为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主体文化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其结果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1]；双维度模型理论则认为“跨文化适应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因为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对原有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保护，构成了一个维度，而与现有文化交流时可能采取的趋向策略，又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与之同时存在的另一维度”。[2]显然，双维度模型理论进一步指出了遭遇外来文化的地方文化自身的主动文化反应和应对策略，这为地方文化有目的、有步骤、有选择地进行文化吸收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学者John·W·Berry从文化适应者和异文化场域两维的视角出发，总结出“整合、分离、同化和边缘化”四种文化适应策略。他认为如果文化适应者既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同时又想和异文化群体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便属于是整合（ integration）的策略。[3]应该说，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在拥有保持传统身份的同时与其他文化群体交流，这才是中国电影在面对电影国际竞争中必须选择的姿态，也是最佳的适应性策略。

    二、 电影国际竞争的两极：形式与内容

    由于电影是文化产品和艺术品的结合，所以，对于电影的经济和文化这两大范畴的探讨，从接受者的角度看，实际上可以具体转化为形式和内容这两個范畴。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影国际竞争的实质就体现为内容与形式的竞争，内容包括原创资源、原创内容，而形式则指制作手段、演员阵容，以及包装、推广、营销。在文化资源全球共享的当下，中国电影所拥有的优势不体现在形式层面，甚至在内容层面，也仅体现在对于内容的丰厚度和高认知度的可能占有。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电影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相当明显。与美国好莱坞的竞争，就是在内容与形式之中博弈，彼此借鉴吸收对方的长处，从而达到加强自我战胜对手的目的，任何一方若同时拥有这两方面的优势，则绝对胜出。中国电影在积极向西方学习形式优势的同时，必须注重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即对自身文化进行有效加工并传播的能力，否则，一旦自身所具备的微弱优势再被赶上甚至超越，中国电影就会有被釜底抽薪之虞。美国作为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却是世界第一的全球文化资源开发强国。这无疑证明：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并不取决于其历史和文化的丰厚，而是取决于对于历史和文化进行加工的能力。“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4]关于这种变化的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就是，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每个国家都不可能垄断自己的文化资源，每个国家都不得不与他国共享。

    近年来，有一种关于全球化的乐观认知较为流行。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认为，互联网等新的信息科技，产生了全球化的新的趋平化时代，他用“地方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the local）一词来说明这种现象，并认为这种趋平化阶段，并不意味会有更多的美国化，而是多元的地方（民族）文化会越来越全球化。[5]实际上，“全球化的地方化”和“地方化的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双向文化流动过程。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前者是强势文化输入地方文化的主动过程，后者却未必是地方文化的主动行为，而往往是强势文化在对地方文化施加更深层影响的一种呈现。比如，美国电影对于其他地方文化的开发，虽然客观上使那些文化得以全球化的传播，但是这种文化传播的直接推动者却是美国，而且，那种已经经由他者改造从而更加适应全球化传播的地方文化，对于地方文化而言也未必是好事。萨义德早已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对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6]因此，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乐观言论，对于通常情况下只是作为自身文化被他者开发的看客的地方文化而言，仍然应该保持足够清醒、深刻的认知——全球化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地方文化的传播，但绝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地方文化的强大。只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国家利益的区分，就始终存在“我们”与“他者”的竞争；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就不可能出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的理想文化格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并不缺乏关于民族文化传统书写的“文人电影”，譬如孙周的《心香》、张扬的《洗澡》、霍建起的《暖》、郑晓龙《刮痧》等，也不缺少像王小帅和贾樟柯那种关注社会底层人生活命运，反映时代变迁带来的心理创伤的精英电影。但是，这些电影的表达方式却与大众的文化想象存在着天然的距离感，不仅民族文化符号为年轻人所陌生，而且也无法实现中国电影产业内在的经济诉求。反观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进程，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票房纪录逐年刷新，2016年的总票房虽然相较于2015年48.7%的增速而言大幅跳水，但也达到了457.12亿元，同比增长3.73%。然而，中国电影票房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也暴露了多年以来存在的问题：电影思想内涵、人文价值、哲学思想匮乏，大多是对于物质生活表层的夸张书写，甚至是纯粹为了迎合感官趣味的扭捏作态。

    精英电影的曲高和寡的小众化和大众电影唯利是图的肤浅化，是中国电影多年以来一直难以克服的顽疾，也使中国电影长期陷入结构失调的状态。在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本土文化的内容和国际传播的形式关系中，中国电影似乎一直难以找到驾驭的平衡点。“将民族文化符号编织到电影叙事中来，并且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判断倾向，再进而上升为一种叙事主題，这应该说是一种精英的电影编码方式……对于当下的大众来说，搁置这样的价值判断而把文化符号视作普遍情感的能指，这或许是更加明智的选择，也可能是大众的文化电影的真正开始。”[7]与此同时，大众电影则不惜一切以票房为中心，不把精力放在对剧本的打磨和文化内涵的植入上，而是在电影的宣传包装、明星阵容、全程炒作、水军造势上极尽能事，甚至在电影评分和票房数据上弄虚作假。

    未来电影发展的基本趋势可以概括为：第一，地方文化将实现无国界的共享；第二，美国将全球文化资源纳入本土电影工业开发序列，而其他各国则纷纷尝试、效仿这一生产方式；第三，在这场“内容”与“形式”的电影文化开发博弈中，率先同时拥有这两种优势者将是最终的赢家。中国民族电影工业需要学习美国的“形式”层面优势，但更为重要、迫切而又根本的是，中国需要确立对自身文化内容绝对的优势开发地位。这对于当前，以及对于未来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自我救赎之道。

    参考文献：

    [1]Flannery W P，Reise S P，Yu J.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Acculturation Models[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01（27）：1035-1045.

    [2]Berry J W，Poortinga Y P，Segall MH，et al.Cross-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2nd ed.）[M].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345-383.

    [3]陈晓伟.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适应问题研究[J].现代传播，2013（10）：69.

    [4]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73.

    [5]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M].何帆，郝正非，肖莹莹，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6]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426-427.

    [7]陈阳.全球化时代电影民族文化符号的审美转换[J].人文杂志，2006（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