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史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意义
马 霞
历史文献学是一门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作为历史学的基础学科，历史文献主要包括史书（史学家撰写的历史著作和经过整理编辑的历史资料）、历史档案和诸如哲学、天文、历法、水利、地理、文学、艺术、建筑等等有关历史的记载。因此，它主要是历史学科研究的一种方法，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但是，古代文学这一学科也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它是侧重于文学研究的，它所研究的范畴主要是对于古代典籍中的文学价值与文学意义。可是它的研究对象又具备相当意义的历史意味，而且古人在进行这些典籍创作的时候，往往是侧重于他的历史价值而非文学价值，这种情况在先秦时期犹为明显。
但是，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可以允许文本适当的虚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进行天马行空般的捏造。而且，在研究的时候往往会遇到由于资料的匮乏而导致研究的中断或只能停留在表面，作泛泛之谈。那么，历史文献学恰恰在这方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历史文献学到目前为止，仍然被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一门内容极为丰富而庞杂的综合性学科，主要包括：（1）有关历史文献本身的知识体系。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2）有关阅读历史文献的知识体系。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年代学、避讳学、历史地理学等。（3）有关搜集、保存历史文献的知识体系。如鉴定、购求、收藏、流通等。因此，本文也是主要从这三个方面谈谈历史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意义。
首先，从有关历史文献本身的知识体系来讲。一般的把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皇家藏书，编写政府藏书目录，开创目录校雠学看作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产生的开端。而汉唐时的目录学发展较快。目录学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多重影响。
在辑佚方面，文献学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是有极大帮助的，它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最大可能地提供了研究对象。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是功不可没。在古书辨伪方面。首先谈谈作伪的几种动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有意作伪，又可下分几项，有托古作伪的，或借寓言发表，或借神话发表，或借古人之名。如《庄子?外篇》中的许多文章就是他人附会的。《西京杂记》则是葛洪假托刘歆而作的。其他又有邀赏如西汉成帝时候的张霸造出一部《尚书》，获得了博士的头衔。
如何去辨伪，一般可以从以下方法着手。一是从历代著录和引用的情况来辨伪，以前在古书目中未有的，到后面忽然又有了。如前文提到的《庄子》中的《庚桑子》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都不著录，而到了《崇文总目》中就有了，就值得怀疑了。还有对同一篇目的引用情况，把它们汇集在一起，进行校对，查看其间的出入，也可证伪。二是从文义、内容上来辨别。可以从人的称谓上辨别。因为在古代人名大多有在不同场合有特定的称呼。对上如长辈，对下如儿孙，同辈之间，主客之间等等都有不同的称呼。如果书中出现了与当时的情况相违的，就可能是伪书。三是引用后代的事实或礼仪制度的，这个也可以认作伪书。四是看书中的语言文字时代特色，因为有些语言的句式、语法只在某个时代才有，之前或之后都没有的，如果书不是那个时代的，就很有可能是伪造的。
同时，随着把地下出土的金石文字也纳入文献的范围，用以补史书记载之缺逸，以及与史书相印证，由此产生了金石学。这在南宋赵明诚撰写的《金石录》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和论述，发我国考古学理论之先声。例如上个世纪初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发现的殷墟甲骨就证明了《史记》书中关于商朝的记载是有史可证的，不仅证明了司马迁不是凭主观臆想来创作的 ，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了线索与印证。
其次，有关阅读历史文献的知识体系。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部分。这主要是对文本的解读。因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的典籍，由于年代的久远，文字的流变，音韵的变化，加之时空的转换，古籍在不断地流传过程当中就产生了理解的困难，正如韩愈说《尚书》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这是由于上古渺邈，它的语言如《尚书》中经常出现的“曰若”、“惟时”、“乃惟”等语气词，“丕显”等形容词，不仅异于现代汉语，与一般习见的秦汉时代的古汉语也不同了，到唐代这种解读问题的出现是很正常的。这就需要进行注释了。这其中由于历代注家的侧重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注释学以及注释流派。
一般传统的注释主要就是对字、词的训诂，对音义的讲解。如我国现存最早的字典《尔雅》就是对山川鸟兽的解释。至于音韵学，早在南北朝时的齐、梁之际沈约等人就提出“四声八病”说，主要是对于诗歌创作的音韵提出要求。到唐代，出现了专门的音韵书籍《切韵》、《广韵》等。还有是对全文进行大意串讲，可称为章句派，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再有由于有些史实或典故在流传过程中或是失传或讹误，于是就有学者进行专门的解释，注明典故的出处、源流，如李善注《文选》就是一例。
在我国由于儒家传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样所有的古籍此后都不可避免地带上儒家的色彩。因此，在古书中发觉儒家义理便形成一种流派——义理派，早期如《公羊传》、《谷梁传》，特别是到了清代的“乾嘉学派”，考据、义理风靡一时。这种注释方法一方面使后人对当时的儒家思想有较大的了解，但由于过于追求与儒家经典思想相一致，以致呆板、附会，为一大弊端。
其实在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压力与严酷，“避席畏闻文字狱，读书都为稻粮谋”（龚自珍语），大部分学者都转向对古籍的整理与训诂方面。这对于思想的发展当然是极为有害的，但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高峰，不仅出现了一批学有素养的大家，与之相应地就是产生了一批带有集成性质的著作，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集成派，既将历代关于同一部书的所有注疏、分析、评价尽可能地搜集，并集中在同一本书。如先秦方面有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清初钱澄之的《田间诗学》，博采《注疏》、《集传》以及宋以降二十余家之说，对诗经学进行了一个总结。王先谦的《荀子集注》，其他如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这种做法不仅保存了历代的研究成果，而且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则省却了许多资料搜集的工夫，二则使得后人能对以前的注释、分析、评价一目了然，进行比较，最后得出较为贴近原著的思想、意义。
最后谈谈有关搜集、保存历史文献的知识体系。这主要是对书目的编纂，如宋代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周之亮、李之鼎编修的《书目举要》，这是书目的书目。张之洞的《书目问答》，顾修的《汇刻书目》以及罗振玉的《续汇刻书目》。这些书目书籍不仅在资料查询上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是对古籍的有序的整理。还有是索引的编纂，如《尚书索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记人物大词典》等等。再有就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即资料汇编方面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今人马蹄疾编的《水浒资料汇编》，吴企明编《李贺资料汇编 》等等，这些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有力的帮助。特别是到了现代，更多地吸收和借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有关方法和手段，如运用电子计算机整理、贮存文献资料，提供了强大的资料检索功能。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而电子检索功能的完备可以省却了许多人工查找的气力。现在电子书籍的出现提供了全新的阅读方式和运输方式。
总之，从上述分析来看，历史文献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在资料的搜集整理、辨伪、检索等方面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是故，对于如何更好地在古代文学研究当中运用历史文献法还需更多的专家、学者进行探究与实践，为后来研究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与途径。
参考书目：
1、《史学理论大辞典》蒋大椿、陈启能主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2、《梁启超国学讲录》陈引驰编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马霞，女，（1980——）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