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暑》的叙事风格和象征解读
潘琳
电影《中暑》是一部故事片，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根据伊万·布宁的短篇小说小说《中暑》（1925）和1918-1920年的日记《被诅咒的日子》改编拍摄而成。这部影片2015年摘得了俄罗斯电影金鹰奖（仅次于尼卡奖的俄罗斯影坛第二大奖），并在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中获得了“金爵奖最佳摄影”和“最佳影片”提名。
一、 电影《中暑》的创作背景
导演很早就有了根据布宁散文作品拍摄电影的想法了。但直到2010年，导演才开始实施自己的想法。在首映后的采访中，尼·米哈尔科夫说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家的词的合成法，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在30年的时间里我无论如何都要重新拾起拍摄《中暑》的想法。《中暑》不仅仅是普通的爱情故事。《中暑》是天意，是魅力，是极微小和难以察觉的，是只有两个人才能理解的。我曾11次手抄小说……然后在某个时刻我明白了，我想在电影中展示各式各样的布宁，截然不同的、容易认出的和绝对陌生的布宁。这样就有了把《中暑》和《被诅咒的日子》结合起来的想法，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以红线的方式穿进沙俄时期、革命时期的生命和死亡中。
改编过程中，米哈尔科夫尽力遵循布宁成熟作品的风格，熔铸进其作品的主题，遵循其作品风格进行再创造。就这样，在布宁《中暑》和《被诅咒的日子》两部作品改编的基础上，电影《中暑》应运而生。
仅有5页内容的短篇小说《中暑》描写了一段短暂而悲伤的爱情故事。布宁的日记《被诅咒的日子》写于1918-1920年，记录了在莫斯科和敖德萨的革命活动以及自己的想法。如果仔细对照原著和电影，就会发现电影中布宁出场的时间只有30分钟左右，剩余的150分钟则完全是导演米哈尔科夫所创作，也许这是对布宁作品的延续。电影《中暑》开头比原著长数倍，原著的情节、人物性格也都被大量改动，而《被诅咒的日子》在影片中几乎没有什么直接体现。电影中所谓改编自它的部分在某種意义上是布宁的小说新编的续集，讲述了以小说主人公为代表的白军军官在内战中的命运。续集（内战）和“正传”（爱情）这两条线在影片中交叉并行，还混杂了许多支线，一系列闪回镜头将两部分联系了起来。
电影讲述了1920年沙俄帝国最后的日子：共产主义革命正在酝酿。忠于沙皇的最后一批官兵被集中到一个战俘营地等候莫斯科关于他们命运的最后审判……一名陆军上尉在这满目疮痍的环境中，回忆起多年前自己还是中尉时与一位美丽神秘的无名女郎的浪漫邂逅。他们的命运在一趟船旅中不期而遇。该女郎已婚，中尉自己也已订婚，尽管阻碍重重，却彼此难以抗拒。正如所谓的“中暑”，他们共度了激情一夜。那个唯一的夜晚上尉依然记忆犹新，直到如今他还沉浸于那个富丽堂皇的沙俄与美好生活的追忆中……同时他向自己提出问题：“谁该为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负责？”直到上尉和整个集中营白军俘虏上了运送至奥加科夫的船才停止了这种折磨。昔日的白军上了驳船，船开向海洋深处，沉没了……
二、 电影《中暑》的叙事风格
导演在电影中的技法精湛，双线叙事娴熟。他擅于把控戏剧张力，精准拿捏微小细节。对铺垫伏笔的耐心，对意象的独具匠心，导演都表现出了上乘水准。
（一）双线叙事结构交叉并行
电影《中暑》采用双线并行叙事，主线讲的是十月革命后白军被俘，等待苏俄处置的故事，辅线讲的则是男主——白军上尉，多年前乘船时的一次激情邂逅。影片没有刻意营造对过往时代的沉湎，它做到的只用镜头呈现，却不代替观众思考。苏维埃初期阴沉灰暗的现实中充满了沙俄阳光灿烂的过去。影片主线冷峻沉重，辅线奔放浪漫，导演将两种风格来回切换，主线思考战争、思考生命，辅线体会爱情、体会本真，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体会两种不同的氛围。
两线所代表的时空并没有太大的有机关联，如果一定要说有，只能是那个陪过中尉一段时间的小男孩，他后来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并亲手结束了已经成为上尉的男主人公及其他白军俘虏的生命。1907年追着马车要将怀表还给中尉的男孩，与1920年操持生杀大权的红军战士，产生了最直接、最根本的身份关联，但这时已经是电影结局了。另一个关联就是上尉那块失而复得的怀表。怀表封存了上尉那段美好的时光，而驳船的沉没也将白军的生命封存。
（二）对俄罗斯经典文学艺术的互文
互文性这一术语是由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在刊登于《如是》（Tel Quel）杂志的两篇文本中运用的。戏拟是互文手法中一种重要的手法之一。出身文学艺术世家的尼·米哈尔科夫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根基和底蕴，在影片中，导演对经典作家作品进行了戏拟。
电影中男女主人公所在的轮船上，两个女学生一直在争论一名乘客是不是契诃夫（契诃夫逝世于1904年，而这段戏可推断发生于1907年），甚至找他签名。而这位“契诃夫”其实名叫特里果林（和契诃夫戏剧《海鸥》中的老作家名字一样）。这不仅戏谑了契诃夫，本身也是对果戈理《钦差大臣》中鲍布钦斯基/陀布钦斯基和赫列斯塔科夫一线的戏拟，暗示了俄国历史中的冒名顶替传统。集中营里的一名上校因担心骑兵大尉的保守思想会危及自己，便向布尔什维克告密。事后他非但没有任何负罪感，反而十分理性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种“理性杀人”的举动将他接入了俄国文学传统中的格尔曼——拉斯科尔尼科夫一线。军官集体赌博行乐时他唱的《我们的人生是什么？赌博》正是歌剧《黑桃皇后》中格尔曼的咏叹调。而泽姆良奇卡在宣布其死亡的消息时，特别强调他是工兵上校（在普希金的《黑桃皇后》中“工兵”正是格尔曼的区别特征），这都强化了其形象中的格尔曼象征。
此外，格里鲍耶陀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布洛克等都是隐藏在这部电影中的文学彩蛋。在片尾，灰黑天空与大海融为一体，一艘满载的铁驳船，缓慢下沉，海水涌进，拥挤在船舱中惊愕的人——贵族，本应战死沙场、追逐爱情，如今却无声无息地葬身大海，不是作为战士，是作为一群被撕掉肩章、上缴了枪支的俘虏而被杀死。至死，他们都在等待幻想的和平。至死，他们都不相信，一个拥有契诃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怎么可能出现残暴杀人犯？他们以为接近了理性主义太阳，结果却是中暑了，被烤焦了。想要逃离时伊卡洛斯①的翅膀却融化了，他们掉了下来……
在演员的选择和表演上，也能看到导演引人往传统深处思考的意图：当女主角“无名女郎”轻佻地微笑着，唱着歌时，米哈尔科夫无疑是想让观众联想到克拉姆斯柯依的《无名女郎》。油画《无名女郎》中的这位典型的19世纪俄国知识女性，她侧身端坐，转首俯视着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显得高傲而又自尊。影片中的无名女郎眼神中却多情满目，充满灵动气息。无名女郎的歌唱展现了男女主人翁的心神悸动，此刻音乐就是他们动情时刻的一部分。这样的音乐氛围更深刻了他们彼此一眼便是万年，再难相忘。
（三）写实性的影像风格描述俄罗斯旖旎风光
俄罗斯独有的风俗和独特的风光，场面浩大，气势恢弘。俄罗斯的自然景观本身也是一个“角色”，无处不在。影片中展示了俄罗斯伏尔加河及两岸风光、修长的白桦树、远方青翠的田野和有蓝色圆顶的寂寞乡村教堂的形象，就像列維坦的风景画一样。这些表现自然景观的镜头一方面展现故事发生的环境，反映人物心绪的变化：在中尉追逐无名女郎的蓝纱巾时，浅粉色的“飞行器号”游轮从容地行驶在伏尔加河上，天空蔚蓝，远处河岸青翠悠远，就连游轮上空飞翔的海鸥都像是在舞蹈。而一夜之后，中尉在找寻无名女郎的过程中，与小男孩在山上俯瞰河岸美丽的风光。这个时候纵使再美的风景在中尉眼中也是爱而不得。他纵身跃入河里，也许只是想和无名女郎或者说自己的爱情融入同一条河流中吧。另一方面这些自然景观充满抒情色彩，是人化的诗意空间，寄寓了米哈尔科夫对俄罗斯、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四）绝妙的铺垫
影片的铺垫也充满着各种精妙，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片头出现的孔雀之死及片尾已成为红军战士的男孩。
影片一开头出现一座伏尔加河畔的小城，刚刚经历过战斗，一片狼藉，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却突兀地站着一尾孔雀，优雅、艳丽，却格格不入。一群苏俄士兵在战斗胜利后开着卡车在城里欢庆，车辆驶过，一声枪响，孔雀倒在血污中……而中尉和陌生女郎就是在小镇帕夫里诺（Павлино）度过了激情的一夜，павлино这个词在俄语中含有“孔雀”的意思。男女主人翁的爱情发生在这个小镇，又结束在这个小镇，孔雀的死亡也就预示着两人爱情的悲剧，同时还含有强烈的暗示，让你不可能不直视导演所要说的——改朝换代，摧枯拉朽，焚琴煮鹤。
在电影后半部分，中尉在小镇认识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就对于人类是猴子后代，上帝是骗人的谎言反复唠叨，中尉却无心倾听。影片结尾，旧时小男孩却化身为苏俄的执刑人，从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变成无情的红军委员，即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只猴子。他托人给上尉带去当年遗失的怀表，一副与旧时代撇清关系的姿态，看着满船同胞的死去，做了一个疑似脱帽致敬结果只是扶正帽檐的动作。至此，一派肃杀之气中，新旧时代彻底割裂——无名女郎、轮船在虚幻的迷雾中渐渐消褪，旧时代完全终结，新时代以冷酷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影片也在此画上句号。对往昔的怀念和对现实的迷惘交织在一起，意识流一般的镜头推送，无不引发观众对历史的反思。
三、 电影《中暑》的隐喻象征
米哈尔科夫的电影叙事中充满了象征和隐喻，以此深化影片思想内涵，含蓄地点明影片题旨，同时留给观众思考回味的空间，写意传神，意境悠远。
电影名“中暑”就带有明显的隐喻象征意味。从语义学角度讲，“中暑”和“阳光”紧密相联。一方面，阳光带给万物生命不可或缺的光明和温暖，万物藉它而生长；另一方面，阳光过强，让人中暑，给人带来疾病，造成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又具有鲜明的否定意义。导演通过布宁赋予日常生活词语“中暑”多重能指意义，巧妙暗示出一种矛盾的情感，又借女主人公的话语与之相呼应（“我们俩似乎都是中了暑，热昏了头”）传达出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矛盾的不可言传的深层意识感受。同时“中暑”还巧妙地暗示了正在革命的俄国也处于“中暑”状态。
蓝纱巾成为男主人公寻找年轻时代的主要标志。片头男主人公在回忆过往时，他站在码头上，映入眼帘的就是美丽无名女郎头上那飘渺的蓝纱巾。上船之后，中尉听到女郎与孩子们嬉戏玩闹的欢笑声，追过去，却只见那条纱巾静静地躺在躺椅上。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拿起来深深地嗅着，宛如嗅着即将来临的爱情。在纱巾飞走之后，中尉不顾一切地想要拿到它，想借机和女郎搭讪，却最终还是先被小男孩拿到。最终中尉和女郎度过了难忘的一夜。然而女郎的道德伦理不允许自己再做出更出格的事情。她拿走了中尉的十字项链和古龙香水，留下了自己那条蓝纱巾。此时重现了中尉拿着纱巾深深地嗅着的镜头，他终于明白，这次的相遇是一次真正的爱情，而非一时的冲动激情。可一切已无法挽回，无名女郎永远不会再回来，自己的爱情也不会再回来。那条蓝纱巾，是他爱情的见证，就像一只青鸟。他追不到这只青鸟，在他寻找的地方，并没有他想要的幸福。
中尉的怀表贯穿电影始终。中尉把自己的怀表贡献给蹩脚的魔术师，从而引起女郎的注意，可事实证明他这一举动显得愚蠢无比。房间里，在怀表传出的音乐声中，他越过怀表看到了桌子上摆放的未婚妻的照片，这时他看到的却是未婚妻变成了陌生女郎。他的这种激情冲动就像怀表上的指针永远在转动，任谁也无法阻挡。后来怀表遗落在了那个反复念叨沙皇是否是从猴子变来的小男孩那里。怀表的作用，也许是意指中尉将美好时光封存在男孩身上，成为回不去的旧时光。而怀表复得之日，已是新兴政权一份子的长大后的男孩，将时间还给了军官，但他已无福消受。
结语
对于在电影中反复提出的问题，即这一切（革命、动荡）是如何开始的？那一切（过去的美好生活）又去了哪里？根据导演的设想，需要观众自己寻找答案，而答案都在电影中人物对白中。正是这些问题让主人公的回忆从内战穿越到爱情。而这些问题并没有在爱情部分得到正面回答。确切地说，米哈尔科夫试图不通过情节，而是通过某种氛围来给出答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宁的小说原著中，重要的并非故事本身，而是对回不去的故国和旧生活的思念。在这一意义上，米哈尔科夫试图给出的正是一个布宁式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