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微电影传播实践及审美路径
袁小轩
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如此恢宏的主旋律是否适宜于灌输至大众的日常生活审美之中，上升至国家文化层次的主旋律与大众文化是否能找到燃点？在官方话语权和电影资本市场的驱动之外，会否存在一个公共的电影民间话语领域，如果存在，会是一种怎样的审美路径？在高速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如何抵抗个体意识的碎片化和伦理道德的危机，数千年沉淀的民族集体无意识能否召唤一种文化自觉和自信的精神？
一、 官退与民进
如果说，主旋律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类话语源头，那后者更多地体现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解读。对于“读图时代”的网民而言，价值观的塑造更多是伴随着影像的传递而发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价值观塑造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主旋律向来是政治符号和国家资本的合奏，也一直是中国电影市场中的重要场域，它一向体现了国家意志与权力对于文化的决制力，而同时存在的短板就是民间话语权的缺失。长期以来，以主旋律为要求的“国家文化”与民众欢迎的“大众文化”交集甚少，在人物形象塑造政治符号化的同时是对娱乐性诉求的漠视，大众审美喜好被政治话语移置，尽管对主旋律的定义一直以来也处于变化之中，但主旋律影片与官方意识形态高度同质同构的特点一直没有变过，从而使其与以生活、消遣、娱乐为特征的市民文化呈现了明显的断裂与隔阂。虽然近年来，有着众多明星齐聚的电影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等提升了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影片的可看性和观赏性，但在传人记事的题材类型中，主旋律一直将市民的观影趣味和接受心理置于“主题”之后，正面角色通常背负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恢宏使命，“小我”的现实价值被“大我”的抽象意义所掩盖，与典型的市民生活趣味距离较远，受众对影片角色的心理反馈往往是可敬而不可近。微电影在这点上似乎尤为因时顺势，走出了传统主旋律的宏大叙事，聚焦百姓伦常日用，创作者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隐藏在现代消费美学的视觉传达中，其春风化雨的移情作用远胜于被动的政治规训。
与广告资本结合的影视精英在这股力量中是最为显性的存在。2011年，卡迪拉克凭借《一触即发》开启了微电影营销的新模式后，之后众多品牌对微电影青睐有加，不过后者摈弃了前者类似西方大片似的叙事路子，而纷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故事文本。譬如，以诚信与责任为影片主题的《郑棒棒的故事》《钥匙阿姨》《保洁叔的真实故事》《守望》；以仁爱孝悌为主题的《这一年 只为这一刻》《弹指间 心无间》《致父亲》《遗笑而过》《爱不停炖》；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把乐对回家2013》《赢家》；再如以自强不息为主题的《田埂上的梦》《感动生命》系列、《阳光总在风雨后》等等。上述微电影的一个共同点是都有品牌资金介入微电影的制作，这种“不差钱”的模式往往带来“好导演 + 好演员”的组合而输出上乘作品。此外，一些行业领军人物的积极助推也能带来正能量聚集的磁石效应，一个代表性的实例便是由白羽总策划的“大雨”系列微电影。2012年夏天，北京因大雨而陷入全城水涝危机，“大雨”系列微电影便是10个普通的北京居民演绎的10个真实故事，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担当便是一个民族面对天灾时的精神缩影。上述两类微电影作者如果归类为精英群体，那么还有一类具有“草根”标签的民间制作群体，同样作为主旋律的创作和传播者，这一群体水平良莠不齐，能有好作品流传的虽然暂不出名，但却多是影视专业出身，比如已经成功闯出名头的筷子兄弟，也有一些正走在迈向成功的路上，比如微电影《交易》《来信》《51把钥匙》的导演王岽鉴等。但不论上述哪一类，都因远离体制的驱动和去官方的话语形式而架构了微电影的民间话语体系，也在实践上体现了主旋律的官退与民进。
二、 审美与伦理
就微电影的实践来说，主旋律的官退与民进主要表现在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宏大命题的隐退，而同时在故事内容中普遍突出日用伦常的德性审美——即个体的伦理道德意识。伦理关乎社会公共理性和行为规则，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定，其对个体的要求是“自觉自己支配自己，是绝对的自律”[1]，它由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积累而来，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具有人类的共通性的同时也存在民族的差异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反映了中国人的伦理观。当下在网络上能收获口碑与点击量的，多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审美与伦理合一，并以其照亮生活，这是体现在当下中国微电影中最显性的审美特点。
“在儒家的社会生活中，家庭是初始的、基础的伦理共同体，社会伦理关系就是以此为中心构建起来的。”[2]所以，中国社会的秩序起点是“亲亲”，这也是儒家首倡亲亲之道的原因，而且也反映在众多国产微电影当中。在以团圆为主题的春节、中秋节或者感恩为主题的父亲节、母亲节这样的日子里，往往是这类微电影井喷的时间段。九阳品牌的微电影《最好的回味》于2014年春节期间推出，该片主题指向“色难”，从而将孝道推向了一个伦理道德要求的高点。因为“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于父母的孝敬，不能说养好了就行，如果不能做到恭敬，那与在家圈养动物有何区别？①同样在2014年春节，尼康品牌推出的微电影《这一年 用心拍张全家福》不仅聚焦了当下空巢老人的亲情空白，片中反映的两代人之间观念差别更具现实反思性，SKⅡ化妆品牌推出的另一部微电影《她最后去了相亲角》亦是对准了这一代际难题，在当下的社会现状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对长辈的尽孝及对晚辈的宽容，是这两部微电影给出的答案。小熊电器推出的《爱不停炖》则是将镜头对准了职场伦理与家庭伦理无法兼顾的困境，我们看到，这种现代版的忠孝两难最终化解依旧是依赖于一种民族德性的养成与实施。②所以，微电影的表达看似远离意识形态，实则却又接近意识形态的核心——直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道德意识。
随着中国近年来加速融入现代化进程，“人”不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体在这个进程中显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困境和困惑，其中一个明显缺陷就是人越来越难以为人。因为现代社会强调的不是德性，而是科技与理性，现代化是科技主義主宰历史并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最为明显的缺陷就是过于重视科技的工具理性而轻视了道德价值，所以，现代化进程中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排斥道德与精神的冲突比比皆是，也因此有了发展商的强拆、疯狂的街头碰瓷、扶与不扶的舆论激辩、无人救助的“小悦悦”事件等等。这些社会怪相隐含着一个诘问：如果都成了金钱与物欲的精神奴隶，那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底进步在哪里？而在中国微电影的实践中，那些来自民间的影像陈述毫不避讳这个时代的精神缺陷，因此，中国微电影的最大审美就在于此：以优秀的传统文化蕴含的伦理精神来平衡现代化进程中的功利心理，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缺陷中寻求道德的良药。
康德早就认可了审美对伦理生活的介入作用，所以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观看微电影所贯穿的审美过程隐含了自我的塑造、个人行为的价值取向等内容的统一，这也就是微电影的审美意义所在。如果艺术作品无法促发适当的道德反馈，那就是审美的缺陷[3]，所以，作为艺术作品的微电影，是先以审美的方式挖掘人的真情实感，再行建立伦理规范与道德要求，这样就用打动情感的方式给抽象的道德伦理规范予以了真实的基础。以“微”为前缀的微电影并非拘囿于“微时长、微投资、微周期”，而是指“微”方式，这一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分享，且尤其倚重微博进行“网络立体”的人际传播，因为微博“胜过任何旧媒介、新媒介、或新型媒介……它可以送给特定的群体，也可以只送给一个人……是有史以来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最好的结合”。[4]梳理一下微电影对于社会道德的影响或建设路径：个人通过网络搜索、视频网站排名或社交媒体推荐观看影片，观影后或收获于内心、或在视频网站跟帖抒发观后感、或在社交媒体进行评论或转发，影响他人收看并继续反馈和推广，以此形成“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对于被传播者而言，这种分享的结果则无疑是将道德观念的塑造统一于审美过程之中。
三、 集体无意识与精神乌托邦
微电影善于将“小人物”的命运置于“大时代”的背景观照之下，虽然，来自于民间的影像陈述毫不避讳这个时代的精神缺陷显示了其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取向，但其积极乐观的落笔态度却又显示了这个民族自信的精神世界，不可否认，在一个价值观参差混杂、多维易变的社会转型年代，存在于民族无意识中的优秀文化或许才更能体现出一种更为清晰与自信的指向。在艺术作品中，“文以载道”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形式体现，而其中的“道”就是集体无意识下的精神取向。
不论是精英出品还是草根书写，文以载道几乎成了民间微电影话语中的共同旨归，而“道”又不约而同指向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传统文化构成了集体无意识的表象。集体无意识虽然作为一种人类意识中的“先验”存在有着高度的抽象性，但民族文化却可视为能“提纯”为先验的形而下之物或经由先验演绎的具象①，所以，集体无意识既是一种生物意义上的精神及经验遗存，也是由文明的积淀所导致。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论断：“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所以，当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微电影创作主体面对各种可以激活集体无意识的社会情景时，便会不由自主地向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寻求情与理的论辩，从而也有了将观众引入意识形态领域的可能。比如在“郑棒棒”的经历中圈出诚信与责任；在《赢家》的故事文本中批判见利忘义；在《爱不停炖》的父女互动中思考工作和生活中“忠”与“孝”的两难。
巴赞与克拉考尔都极为重视电影对现实的关切，前者曾发问：“请告诉我，当你看完一部意大利影片步出影院时，你是否感到自己高尚些？你是否强烈希望改变事物的秩序？”[5]；后者认为：“一部影片是否发挥了电影手段的可能性，应以他深入我们眼前世界的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6]如果面对现实的良心是电影人不可或缺的素质，那么，来自民间话语立场的微电影人更多了一份自信的态度。所以，我们在《把乐带回家》中看到嗜血的地产资本在和谐互助的正义前奔溃；在《爱不停炖》中看到职场冷酷在亲情伦理中融化；在《致父亲》中看到功利迷失中的孝心回归；在《这一年 用心拍张全家福》中看到了用爱去跨越一切障碍。所以，在很多微电影中，与其说看到的是社会问题，毋宁说是体味到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境界、智慧、与德行，这既是问题与答案的在民间影像中的统一，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他艺术表现手段更直接的反应那个国家的精神面貌”。[7]如果说，这个电影诞生没多久的理论已经离被商业驱动下的电影相去甚远，但我们却在微电影诞生不久又再次体会到了这个理论的深厚根基。
代表着民间话语的微电影虽然远离了官方的话语体系，但是有一部分却与品牌资本存在着较为紧密的结合，所以微电影自从出身就一直依赖“广告”进而标签化且遭到学术性歧视，这里需要厘清的是，难道内含广告的微电影就无法塑造人文价值或精神、亦或对伦理道德层面的主张？事实并非如此。“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并非只见于商业营销路径之外的各种文学、艺术、或各种百家理论之中，微电影之所以为品牌所青睐，而使得众多企业在视觉营销中逐步放弃商业广告而取道微电影，就是因为微电影的故事文本提供了为品牌演绎品格、载道释道的更多可能，而不是一味仅用诸如“恒源祥、羊羊羊”、“送礼只送脑白金”等简单刺激大脑皮层的强制记忆方式。在微电影实践中，有企业资金为后盾的微电影往往更有能力借助明星、名导的号召力，雕琢更有影响力的作品。比如百事品牌自2012年起每年春节推出的《把乐带回家》系列，其主题或是涵盖当下城市化的过程职场伦理与亲情伦理难以兼顾的冲突、或是弘扬了中国人和为贵的主题，该系列微电影的2014年版的更是将房地产高速扩张年代的资本嗜血性纳入视野，虽然影片中嗜血成性的地产资本在善良的人性中显得不堪一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影视文本对于善良的向往、是渴望善良的人性自觉对社会阴暗面有着神性决断力量的期许，这虽然是现实批判与精神的乌托邦的杂糅，但“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无论是对个体或对社会来说，没有乌托邦理想就像旅行中没有指南针”。[8]所以不可否认的是，精神乌托邦本来就是驱使一个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前行的不竭动力。
综上所言，我们在微电影的表达中看到了一种民族的文化自觉。微电影作为代表民间话语的一种形式，其在社会公共领域以去官方而相对自由的文化介入形式，在集体无意识的合力中形成一种以影像画面为代表的精神共同体，它能实实在在以转发、分享、评论的参与形式实现意识形态的共享与共建，对于社会人文精神的正面影响，可能将超出我们预料。尤其对于网络终端多为青年群体这一现实，通过对微电影的分享而在这个群体中不断移情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认知，这对于发轫于新媒体平台的微电影开创一个中华文化可资依靠的话语空间尤其显出了积极的一面。
结语
微电影活跃于网络公共文化空间，其关键之处就是将价值的衡量、意识形态的取舍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和电影资本的无形之手进行了割离，而强烈突出了民间个体的创作及审美价值，它不仅促进了文化的共享，而且从源头上实现了影视文化的共建。而在此基础上，微电影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极采纳态度，更是折射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一种集体无意识指向的民族精神的乌托邦。这种精神亦可观照到这样一个现实——在高速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趋势就是自我认识的日益碎片化，那么，如何在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道德认知的同一性、民族意识的同一性？可能在自身现代化且认识碎片化的同时，更需要从一种本民族德性认同的同一性中找寻自我，并以修葺自身与社会的关系。而将优秀文化传统注入微电影的审美，将审美感动置于日用伦常的范畴，就是让那些以文字表述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灵动丰富的生命感，从而以传统的伦理精神来平衡现代畸形的功利追求。中国和中国人正走在现代文明高速前行的路上，面对文明的歧路乃至冲突，微电影的审美实践或许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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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保羅·莱文森.新新媒介[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35-136.
[5]（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243.
[6]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M].//（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自序）.2006：319.
[7]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M].//（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人们深层倾向的反应.2006：311.
[8]（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M].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