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封建主义的贻害

    谢文晶

    摘要：中国的现代化在比较宽泛的层面上理解就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现代化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努力的促成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历经挫折，原因就是在于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两支主要力量十分强大，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封建主义比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阻碍更大，影响也更加深远。即使是到了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完全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封建主义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现代化的羁绊也从未停止过。

    关键词：封建主义；中国现代化；羁绊

    一、封建主义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夭折

    在辛亥革命之前农民阶级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之士发起的“洋务运动”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戊戌维新”运动都曾试图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但最终不是惨败就是流产，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步履维艰。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这些变革的主持者们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封建思维的束缚而没有认识到推翻封建制度的必要性，这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新的变革因素与旧有制度之间的矛盾。然而，声势浩大的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维系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却最终也无法开辟中国现代化的新局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作为革命运动发起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从思想意识的深处拔除封建主义的毒草，也没有从思想上唤醒广大下层民众，封建的思想观念仍然充斥在绝大多数下层群众的脑海里，这显然无法调动他们参与革命行动。

    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与封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从封建阶级中直接脱胎而来并且兼具双重身份，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忽视了唤醒民众这一长期且艰巨的工作，没有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下多少功夫。因此，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已下定决心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封建意识仍然在他们头脑中隐隐作怪。在敌我双方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他们无法从根本上克服那种对旧权威默认的封建正统思想。这是导致革命政权迅速落入旧势力手中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也是辛亥革命最终夭折的重要原因。很多革命党人错误的认为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政权应该吸收旧官僚、乡绅，因为某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旧日官僚、政客、进士、举人都富有经验学问，而自觉能力薄弱，资望不够”。[1]（P.327）比如，武昌起义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湖北军政府，硬逼着一向仇视革命、镇压过革命的黎元洪出任督军。因为黎元洪在武昌新军中军阶最高，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按照封建正统思想也就认为唯有他最孚众望了。还有，安徽都督、同盟会员孙毓筠竟然公开宣布不允许随意撤换清朝旧官员。就这样，大批旧势力乘机混入了革命阵营，“地方官吏如府县各缺，皆满清之旧人”。[1]（P.328）这直接导致了革命派把握不住革命后的局面，当这些投机者见势倒向袁世凯的时候，也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同时，由于广大的下层群众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且大多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他们很难理解“革命”、“民主”“共和”等词汇，所以指望他们支持革命就是空想。就连孙中山也承认“今日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能谓多”。[2]（P.374）下层民众的思想愚昧和素质低下使得他们不仅不能充当革命的主力军反而给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土壤，滋生出了北洋旧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对此，毛泽东曾就谈到过“当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实在历史上曾经有过。”[3]（P.1131）因此，从思想深处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便成为辛亥革命之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大任务。

    二、封建主义造成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二十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并且在成立之初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这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就连当时的外国学者也说“在中国，没有哪个政府能享受南京政府的殊荣，在一片赞扬声中开始自己的工作，……人民热望他们成功”。[4]（P.11）不过，人们很快又陷入了巨大的失望之中，因为他们的生活依然困顿，政治权力无法得到保障，民主自由依然是空想，内战的硝烟又起，生命财产安全仍然受到威胁。事实摆在眼前，国民党政权不能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中国的现代化。

    原因在于，一方面国民党政权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阶级属性本身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因而它不可能以损害大多数成员的切身利益来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脑海里仍然充斥着封建愚昧思想，他们素质低下的状况没有得到丝毫改变，这就无从谈起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了。“所谓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民心，它是只深入少数民心。”[5]加之，国民党在建立统治之后实现了一整套严格的社会监控措施（如保甲制度、特务制度）以稳固政权，这种专制统治实际上严重阻碍了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干预。国民党当局还利用所掌握的舆论机器大肆宣扬旧思想、旧道德，鼓吹封建的“效忠精神”“四维八德”，企图通过愚民政策来削弱人民的反抗意志以达到维系专制统治的目的。国民政府表面上是民主共和政权，但在实际上却依然承袭着封建政治的统治模式，国民党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是如当时美国著名学者易劳逸所言的那种“权威——依附”垂直关系，而“处于这种垂直关系结构之中的下级们，倾向于采取一种依靠权势人物的态度。”“于是他们通常便不是去争求人格的自立，而是更多地认为安全与满足是依靠他人而获得。”[4]（P.356-357）就这样，国民政府内部官僚之间相互倾扎，为了各自利益彼此斗争。这种政治统治模式的封建性是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固有的隐疾，它造成了国民党政权的外强中干。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隐疾逐渐发作并且迅速恶化，军队纲纪败坏，官员贪污成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盘踞中国大陆二十多年的国民党政权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被人民所推翻就不足为奇了。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在总结失败的原因时也说的很清楚，“内部自相斗争，官员腐败，军队从精神到行动上都染上北洋军阀之毛病，堕落腐化”是“戡乱建国”失败的重要原因。[6]

    三、封建主义造成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挫折

    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逐渐找到了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且坚决执行之。然而，以彻底反封建的姿态出现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最进步文化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当中的一部人的思想深处，仍然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这是因为很多党员干部来自农村，文化素质低下，封建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即使是党的高级干部，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接受的早期教育都具有比较浓重的封建色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难不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

    封建残余思想，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过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党内长期存在并且一直难以彻底克服的一些错误思想，其重要的根源之一，就是封建思想意识，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机会主义等等，无一不和封建思想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王明所犯的“左”教条主义，他对共产国际无原则的言听计从、对苏联领导人的竭力吹捧和“效忠”，就是一种封建愚昧的盲从心理的表现，同时也表现出一种以下对上的绝对服从作为进身之阶的封建政治心理。他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追随自己的人，不管有没有才干一味加以提拔、重用，在组织关系上采取拉帮结派的宗派主义以主导党中央，更是一种封建政治行为的表现。而这种错误思想、措施没有受到广泛抵制跟广大下层干部群众的封建落后意识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官僚主义、盲动主义、享乐主义在基层干群中一定程度的存在着。所有这一切都曾给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革命事业带来过严重危害，也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羁绊。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之后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就摆在了党和人民面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作为现代化运动的主体——人的现代化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然要由中国人的现代化来实现。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是统一的。”[7]（P.453）但是，国人思想意识中封建主义的幽灵或明或暗的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作祟。这是因为人的思想观念在一个文化系统中属于最内层次的元素，很难触及并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它不会因为物质世界的变化而立即改变，并且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直忙于应付战争，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长期的、持续的反封建工作。所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拉帮结派、“一言堂”“家长制”、官僚主义作风等不正常现象仍然比较盛行。还有那种尊奉帝王式的狂热的个人崇拜，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就酿成了“文革”的悲剧，而“文化大革命”又给封建思想意识提供了温床，封建主义严重的泛滥开来。这一切都给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严重阻滞。

    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各个阶级逐次登台试图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但是他们的努力不是昙花一现、最终夭折就是磕磕碰碰、挫折不断。其中的一个共同原因就是封建主义的长线或明或暗的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运动。这是由于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和思想意识本身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联合作用造成的。所以，尽管我国社会在器物和制度层面上已逐步的向现代化迈进，但国人的思想意识仍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在很多方面仍停留在过去，仍保有比较浓厚的封建色彩。因此，在中国反封建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完不成这个任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继续受到羁绊。

    参考文献：

    [1]史远芹.中国近代化的历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1999.

    [2]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著.孙中山全集（三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毛泽东选集（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美]易劳逸，陈谦平，陈红民译.流产的革命[M].中 国青年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