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均衡与重叠：《一个勺子》的影像文本解读

    杨华

    从家喻户晓的一线演员到大银幕的初次执导，毫无疑问陈建斌交出的试卷是令人满意的。纵然其本身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与良好的专业背景，然而，能够做到初次尝试就在编、导、演都获得良好的口碑，并最终斩获多项大奖，这在新世纪华语电影界也较为少见。《一个勺子》所显现出的内涵和容量，及陈建斌对电影艺术本身所倾注的野心与激情，注定会使其成为华语电影不可忽视的存在。

    陈建斌曾直言自己表达的就是现实，然而透过典型的西北乡镇场景中所展现的现实表达，影片所表现的荒诞主题显而易见。影片中的拉条子不停追问，他竭力追寻的，也不过是内心的均衡——尽管影片更多的是以失衡的状态表现出来，这恰巧也成为这部影片的有趣之处。电影的结尾红色破烂遮阳帽的出场，完成了拉条子/勺子的最终的身份叠合，看似跳脱的处理，却早已在影片中处处设伏，重叠和循环在结尾处完成对荒诞主题最后的艺术处理。

    一、 荒诞与追寻

    “荒诞是缺乏目的……切断了他的宗教的、形而上的、超验的根基，人迷失了，他的一切行为都变得无意义、荒诞、没有用处。”[1]尤涅斯库在论及卡夫卡的文章时作了如上阐释。《一个勺子》中，拉条子努力要达成的愿景似乎总是事与愿违，现实一次次冲击着这个朴实汉子的既有观念。如果说拉条子对勺子的首次容留，夹杂着胆小怕事的小农心理——“万一冻死咋办呢？”那么，其后对勺子的处理，则更多是善良淳朴的展现。然而正如电影开始约18分左右开炒货店的胖女人所说：“屋里有个勺子，想扔都扔不掉，谁还往回领呢么，说不定你早就问对了，人家就是假装不认识。”由此开启了对传统伦理观和个体价值观的挑战。

    炒货店胖女人的短暂出现，一方面承载了城乡典型市民形象的符号意义，另一方面指涉了现代人的现实功利性价值观。人们避之不及的勺子，成为拉条子的心头病，尽管处于被动，仍然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为勺子寻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这样的想法是自然而合乎人性的，但卑微如蝼蚁，尚不能为自己艰难的生存寻一个体面，又如何保全一个勺子的周全？个人的努力以现实的荒诞予以回报，在被欺骗、勒索和恐吓之后，村长口中的拉条子成了拐卖人口谋取暴利的人贩子。面对来自现实冰冷壁垒，拉条子陷入了自我怀疑，也走向了孤独。“勺子到底有啥用，为啥都抢？”这个看似具体的疑问无人可解，也没有人关心。

    至于勺子的下落，以及谁才是勺子真正的家人，已经不是影片要关注的内容。金枝子口中关于人被卖黑砖窑、卖器官等道听途说，沦为表现主人公的个体良知和群体冷漠的背景台词。导演并未以刻意的姿态来凸显普世的道德标准，而将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与追寻，以片段式的现实主义表达粘合成荒诞和虚无。在“一种类似的生活没有意义、理想，纯洁的目标无可挽回的贬值的感觉”[2]中，拉条子陷入自我的孤独。野外荒原的一幕电影分别使用了远景、近景和全景来展现拉条子的沉默思索。宰羊的背影，光线和环境的选择使我们无法判断拉条子的的表情语言，但在凄冷的环境中，杀羊的举动和后来梦中变羊、被杀的相互呼应，显得耐人寻味。

    坐在马路牙子上的拉条子曾向勺子连问三个无解的问题：“你从哪儿来的，你叫啥，你们房子在哪儿？”而这3个问题，恰巧暗合存在主义的重要命题，即我从哪来？我是谁？我将要去往何方？以此将影片的荒诞主题直接推向观众。

    二、 均衡与失衡

    影像中，摄影机使得观众身处一种境地：似乎对傻子的奇怪同情迫使观众从拉条子遭遇的反射影像中，看见丢失的人伦和传统文明。如同其他国产黑色幽默电影一样，《一个勺子》间接表达了处于急遽转型期的中国乡村文化，且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反映，它将普世价值以不同人对立的态度加以论说，在双方博弈的表象下，是主人公内心深处天枰的崩塌。片名《一个勺子》，看似单线的捡勺子—丢勺子—找勺子，另一重要线索，就是向大头哥的索账。无论是勺子事件还是与大头哥的恩怨，主人公追寻的都是个人经验的均衡性。拉条子对待勺子的态度，表层指征是求得内心深处的平衡——来自人性的善良和悲悯，随着情节的推动，由此引发的是对人生质疑的追问和求解。而拉條子与大头哥亦是如此，在拉条子看来，你收了我的钱，就应当帮我办事，事情没办成，归还是天经地义。这种看似简单的公平中却正是拉条子不能理解的一套现实人情法则。“你以为像买白菜一样的嘛！”——正是不能熟谙俗世的现世人生哲学，所以拉条子才无法接受“人生就是这样的”的生活答案，也就成为了他人眼中的勺子。

    从构图上来看，多次采用了偶数单位的结构方式，仅以二分构图为例，就一共出现了9组对称画面，其中拉条子与金枝子共分画面出现6次（多出现在家中）；与杨警官共分画面两次（派出所），第3拨“摩托亲戚”在金枝子两侧疾驰离开。在现代电影的构图中，一般多使用三角构图原理，而对古典主义的常用的对称构图往往采取主动规避的做法。现代艺术的构图研究不仅以艺术史和艺术理论进行实践操作指导，也将心理学融入其中。一般来说，“二、四、六单位的构图较为平稳、安定、均衡。”[3]但《一个勺子》，却用了多达9组以上的对称构图，或是共同谋划解决问题的两全之策，或是对某种不同观念的讨论和争辩，以上两种情况主要集中在拉条子/金枝子，拉条子/杨警官的共分画面中。“任何双人镜头几乎都表示双方分享空间”[4]，这种分享追求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和谐与平等，也从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影片中人物对平衡、和谐的期望。

    然而表象之下，影片处处折射出失衡的内质。首先是话语权的失衡。拉条子在所处环境中居于弱势地位，面对所有人拉条子始终缺乏话语权。他的喋喋不休，在他人看来毫无价值，语言的意义和沟通的目的最终指向虚无。第二，个人境遇的失衡。拉条子终其一生不过希望能达到小富即安、安稳度日的目标，如果说儿子入狱带来的阵痛还停留在较为浅层的精神层面，那么勺子事件则使拉条子本不轻松的生活更加崎岖，带来对自我人生观的巨大质疑。在“人生就是这样”的答案面前，他并未随波逐流退至安全地带，反而因与众不同显得格外孤独，最终沦落为他人眼中的“勺子”。第三，身份的失衡。“所有的身份都可以改变，特别是当身份是集体性的时候，特别是当身份是由类别和群体来界定的时候。”[5]《一个勺子》看似是由金士佳扮演的傻子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但是究竟谁才是勺子？勺子这个群体性概念在影片中又是如何被界定的？村长说：“谁把别人当勺子，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勺子！”炒货店女人和大头哥背地当面骂拉条子是“勺子”。影片结尾，当戴上勺子的太阳帽时，拉条子在孩子的叫骂声中，人物身份出现了巨大的位移效果。正如陈建斌所说的，影片要表达的是“人人都是勺子”。人物身份在这个带有侮辱性色彩的称谓下，意图躲避又避之不及。

    三、 重叠与循环

    在影片中，人物从外形到内涵有一个巧妙的重叠、循环设置，其具体发生则主要通过人物身份的叠合来完成。在现代性的视野之中，“身体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本源”[6]，在电影这样一个以视觉影像为主的艺术表现中，《一个勺子》身份的转移和叠合，恰巧是从身体开始的。具体来说，影片中对于人物身份、命运的重叠与循环有四组呈现：

    第1组：视觉影像的的错觉表达。影片中桥洞是一个重要的场景，出现两次且情节相似，都是拉条子试图对勺子进行摆脱甚至恐吓。不同在于一是以拉条子为视点观察勺子，二是以勺子为视点。在这个光线条件极差的桥洞中，两次都以长镜头肩拍的形式进行呈现，同时运用闪回的方式在拉条子/勺子身上进行切换，尤其第一次，快速的闪回在视觉效果上给观众带来一种错觉，一瞬间两人的身体似乎发生了叠合和置换。而影片中唯一的梦境中，穿着皮袄蜷缩在羊圈中人物形象抬起头对着拉条子发出了羊叫声时，视觉会在瞬间产生偏差，究竟谁才是拉条子，又是谁才是勺子？

    第2组：父子原型的镜像解读。勺子和拉条子在影片中表现了一种极为奇妙的的人际连接，看似命运的巧合，却存在一种镜像互逐关系。首先，任拉条子如何摆脱，勺子总会找回家，这是对“家”的追逐和寻找，以及父亲/儿子关系的相互投射；其次，勺子冲入拉条子家中对金枝子叫“妈”。勺子在剧中的台词只有一个字“妈”，与“妈”相对应的自然是父亲，却通过母亲进行镜像连接；第三，勺子洗澡、理发后与拉条子的对视。此时勺子与拉条子发型一致，穿拉条子（或儿子）的衣服，与儿子年龄相仿，相似性的投射完成了修辞隐喻的过程。当勺子被接走后，忘记穿走的羊皮袄再次被拉条子穿上身，直至影片的结尾，荒野中的拉条子从皮袄中掏出破烂的遮阳帽戴在头上，此时二人从外形到内在都发生了一次完全的位移，从一个重复到另一个重复。

    第3组：言语的重复与指涉。影片中“人生就是这样”一共出现了5次。从语法上看这是一个判断句，同时也是名词性的反复陈述，“人生”与“这样”存在语法上的等量关系，即“这样”是对“人生”某一特征的反复重复。根据不同的情境，“这样”也表现了“人生”特征的不同倾向。如前两次凸显了“好人有好报”的道德色彩；第3次包含了“好人没好报”的世俗哲理；第4次是对无奈生活的感叹；第5次显示了人生的无解和荒诞。5次重复，一方面对深层含义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同时，也以此作为纽带，连缀起情节的发展。

    影片另一重要的言語重复发生村长家。村长发表了有悖人情伦理却符合俗世哲理的言论并捡出一根净骨递给拉条子。这一递一接特写镜头之后，镜头切到拉条子用骨头暴打勺子，边打边喊“你骂谁呢！”共重复12次。与其说是拉条子转嫁屈辱，不如说是对自身的愤懑的发泄。“羞辱具有许多不同类型，包括‘对身体的厌恶，它们都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即人的‘虚拟的的社会身份和‘实际的的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着关键的分离。这一分离要么事先被当事人‘了解，要么只有当个体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时才渐渐显露出来。”[7]这一系列的言语重复在影片中看似随意，却加强了人物身份叠合性和影片主题荒诞性。

    第4组：表演崩溃的重复。在戈夫曼那里，日常生活中常会发生表演崩溃的情况，具体表现在无意动作的出现、不合时宜的闯入、失礼以及闹剧4个方面。当表演者被夺去舞台，往往就会出现表演崩溃。《一个勺子》中典型的表演崩溃发生在“亲戚”到访的几幕。除去第一拨亲戚，后面两拨3次到访，都极具表演性，出现了“戏中戏”的场景。“亲戚”坐在炕上，颐指气使地质问不知所措的拉条子，而拉条子和金枝子则战战兢兢，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表演舞台。甚至有家不能回，有门不敢进，以此来躲避入侵者给自己造成的困境。从观众的角度来看，骗子并不高明，面对极具表演性的骗局，拉条子却被骗得近乎可笑，此时的拉条子，也成为了观众眼中的“勺子”。

    影片以一种看似幽默的方式造成人物身份的叠合，并以多角度呈现了命运的循环。

    结语

    福柯曾在《话语的秩序》中说到，尽管（疯人）“他的言语会被视为无效，不具备任何可信性和重要性，不能作为法律证据……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却又把常人所不具备的奇特功能赋予疯人的言语：能够说出隐藏的真理；预示未来；能够在幼稚中见到其他人的智慧所不能感受的东西。”[8]“疯人”（勺子）作为一种“非正常”的存在，在现代语境中本就具有极大的衍生性内涵。导演陈建斌正是试图通过一个城镇农民在偶遇“勺子”后的经历和对话，来展现现代中国在转型期所要面对的道德拷问和伦理质疑——亦或是对于人性的追问。

    参考文献：

    [1][2]（英）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导论[M].华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8.

    [3][4][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插图第11版）[M].焦雄屏，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62，36.

    [5]（法）阿尔都塞·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0.

    [6]（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M].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3.

    [7]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利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414.

    [8]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