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一代人的青春史诗

    张璐

    经历了国庆撤档、舞蹈争议等各种波折之后，冯小刚导演的《芳华》终于登陆院线，上映单日票房破亿，引发了贺岁档的观影热潮，也引发了一场全社会的怀旧热潮。电影《芳华》改编自严歌苓小说《你触摸了我》。电影以文工团舞蹈演员萧穗子的视角，讲述了特殊年代象牙塔一般的某西南边陲文工团内部暗流涌动的成长故事与同时期战友各自不同的命运境遇。该片故事结构严整，叙事流畅，内涵丰富，通过第三视角的叙述塑造了特殊年代、特殊身份的青年群像，作者用影像回顾了自己的青春时代与私人历史，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剧故事来反思时代，具有人文思考与相应的社会价值。影片时代跨度长，出场人物多，剧情内容复杂，思想内涵深刻，利用丰富的叙事手法与高超的叙事技巧，既有对特殊历史时期的反思，也有对人性的追问，记录历史，拷问当下，是近几年内地市场难得的青春怀旧佳作。

    面对“时代”这一巨大议题，该片在缅怀与反思中实现平衡，在写实与表现中形成统一，用影像建构历史，让各年龄层的观众都能在影片中寻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超越不同的时代语境形成了情感上的共同体，进而关注到现实的生存困境。影片作为怀旧作品，既有对历史的选择性美化，以抚慰曾经的伤痛记忆，也表现着人类无论在任何时代对善良与美的高尚追求。

    一、 还原时代：符号与能指

    《芳华》全片的时代跨度超过40年，从“文革”中期开始，经历“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与毛泽东逝世，对越反击自卫战与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节点。超长的时间跨度使影片拥有了更加宏大的格局与视角，这样一部青春史诗承载的是一代人逝去的韶华。该片斥资千万元全景搭建了电影中的主要场景——文工团大院，导演力图还原时代细节，将观影者重新带回那个激昂的光辉岁月。

    能指与所指是来自索绪尔理论中的一对语言学概念。如果把电影镜头作为一种预言，那么镜头的能指与所指更像是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电影镜头的深刻与隐喻大多来自于镜头内涵，然而影片巨大的情感共鸣则来自于特定意象带来的外延联想。影片在刻画文艺兵日常生活时选用了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生活物品作为道具，充满时代气息。如战士们朴素的军装、色彩单调的常服、钢笔、录音机、搪瓷缸与黑板报，完全还原了特殊年代的部队生活。林丁丁的手表、郝淑雯妈妈去广州军区出差带回来的牛仔裤和紧身衬衫，在不经意处展示着文工团乌托邦之外时代的悄然变化，也通过这样吃穿用度上的微小差别，展现出了看似平等的人与人背后潜藏着的巨大的差距。影片还选用了凝结着群体回忆的文化符号如学雷锋奖章、邓丽君的歌曲进行回忆感召。

    在处理重大历史节点时，导演选用特定的时代符号进行诗化描述，镜头张扬但是在表达上依然有所克制。如表现毛泽东逝世的段落，采用多机位、慢镜头拍摄巨幅黑布缓慢降落，继而将毛主席画像完全覆盖，前半程的高调镜头在这一段落发生转折。后来刘峰重新回到文工团大院时，院墙上的宣传语也变成了巨大的可口可乐商标，时代的变迁在这样的符号细节中得以巧妙展现，精简了叙事流程同时极大地丰富了镜头内涵，增添了影片的厚重感。

    这种情节化符号所展示出的细节上的真实同时完成了叙事与抒情的双重功能。如女主角何小萍来到部队之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军装拍一张照片寄给正在劳改的父亲，寝室中养尊处优的林丁丁将军装平整地挂在书桌上方，这些细节都真实地还原了军装在那个年代的重要意义，正是这种真实的还原引起了同龄观众的共鸣，同时使何小萍偷拿军装拍照的情节在情理与逻辑上都圆融通顺。另一个例子是号手陈灿，他是叙述人萧穗子的倾慕对象，在一次上前线慰问演出的行军过程中，因路况问题行军被叫停，号手陈灿爬上坦克吹号示意，整个段落以萧穗子的视角进行仰拍，号手在登上坦克之后，远处的坦克与军车渐次停下，喧闹的背景音乐之中只剩下悠远的小号声在宽阔的战场上不断回荡。这一简单的段落极具震撼力，而这种力量的来源绝不仅是清澈的小号声，更来源于镜头的象征意义，年轻人似乎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撼动时代，改变命运。

    二、 创造时代：色彩与技巧

    导演曾经作为文工团舞美队成员，对舞蹈演员一直保有仰慕与眺望，而原著作者则作为文艺兵舞蹈演员拥有第一手体验，导演与原著都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相对于原著中对文工团青春的伤痕控诉，改编后的电影虽然在具体情节上还是沿用了原著，但主旨重点却放在了对曾经青春年华的追忆与缅怀之上。两位创作者在博弈与统一中共同打造了两类人却是一代人的青春实录。

    但无论是导演还是作者，都是历史的转述者，真实客观天生就与艺术化表达背道而驰。这段历史时期是导演与中年观众群体的共同记忆，但同时也是导演的私人历史。面对成分复杂的观影群体，如何既能让同龄观众产生共鸣，又能对没有历史经验的年轻观众进行完整的背景铺垫，就需要创作者对叙事内容与方式进行取舍。很明显该片导演直接选择了自我私人概念中的青春回忆，基于史实进行大篇幅的艺术加工，该片利用大量篇幅拍摄了女兵们练功、洗澡、游泳等日常生活画面，女兵们青春美好的身体姿态，镜头单纯明亮，丝毫感受不到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电影在不同段落利用技术手法打造不同的影调，如在讲述文工团的段落中，照明全都采用了順光与散光，使得拍摄背景与人物亮度高且整体色调偏向暖黄。高调镜头营造的梦幻质感也表现了导演对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的青春时代的追忆与怀想。与压抑动荡的历史时期不同，这里的青春美好，是属于导演的私人记忆。

    影片还利用色彩作为视觉意象的表达形式，除了军营标志性的绿色，影片中还使用大量的红色意象形成对比鲜明的点缀，如文工团大院的红色外墙，女性们练功时穿着的浅红色练功服，在寝室偷听邓丽君磁带时，陈灿拉过来的一匹红布造景……影片中的红色象征了青春的浪漫与热情，也象征着集体主义下个人意识的觉醒。影片中有一处充满青春气息的互动，陈灿从炊事班给穗子顺出来两个西红柿，在黑夜中西红柿的红色极其鲜亮，简单甜蜜的小细节是专属于封闭集体生活的特殊回忆。

    在导演的镜头下，文工团就像一所艺术大学，每个人都在集体主义的缝隙里最大程度地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坚韧隐忍的何小萍、利落果敢的郝淑雯、甜美柔弱的林丁丁、正直清醒的萧穗子，性格迥异的年轻女兵在集体生活中成长与相爱的故事显得真实而自然。四个女主人公与两位男人公是青春片的典型标配，每个人展示出的不同侧面完成了对年轻文艺兵的群像塑造。但是，导演也回避了人物人性中的复杂因子，在努力将文工团中每一位成员的形象拍扁定型。在许多具体细节上模糊处理，如原著中假胸罩的主人就是何小萍，而在影片中并未明示，段落不了了之，削弱了人物形象的同时，也降低了情节的连贯性。过度美化使年轻的文工团舞蹈演员的个人形象看似清晰实则模糊，因为缺乏对配角人物更立体的塑造与更深入的挖掘，部分角色还是沦为每部青春片中都会出现的脸谱，娇贵的富家女、妖娆的交际花，受排挤的穷孩子，不同阶层来源的人物在集体生活中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但因为局限在文工团这一乌托邦之中稍显气力不足。同时，对于没有历史经验的年轻观众来说，电影所构造的历史是拟态的，导演在一些情节转折中的细节叙事相对模糊，导致情节碎片化，进而降低了观影体验。过度的煽情处理也使部分情节逻辑沦为单纯的情感释放，相比于电影，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音诗画。恰到好处的配乐、精致细腻的布景都使它更靠近一部电视作品，而不是一个有完整情节内容的叙事作品。

    三、 反思时代：叙事与对比

    《芳华》全片对特定年代进行了有选择的碎片化重构，寄托了导演对自我青春时代的深厚眷恋与追忆，但是，影片并没有停留在对私人历史的美化與对沉痛甚至残酷的历史记忆的过滤上，在深层文本中依旧包含着对极端集体主义和社会进程的反思。对于一个具有超长时间跨度的作品来说，导演必须利用类比与对比的叙事技巧与丰富的叙事经验以保证影片故事的完整性。该片选取了旁观者萧穗子的视角进行回忆，从而避免了全知视角必然带来的批判与审视，叙事者在故事中的参与感使影片拥有了更深刻的人文价值，展示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面前的无力与迷茫。

    影片中的文艺兵被周围人或者说那个特殊时代划分为不同阵营的人。本片中的刘峰与何小萍从一开始就是这个集体的“闯入者”——木匠的儿子与右派的女儿注定无法融入部队高官子弟的文艺王国，从何小萍的外套被塞到郝淑雯手里的那一刻开始，何小萍的命运就已经注定。酸馊的汗味似乎隐隐昭示着他们在那个年代被划分出来的低下出身。异己者在集体主义环境下被不断边缘，但在时代的要求下，他们必须融入集体，时代为集体赋予荣耀，刘峰选择以无底线的付出进行自救，而何小萍选择封闭自我进行自保。二人最后都离开了文工团，来到最残酷的前线，一个在战争中伤残，一个因人生的颠覆波折而发疯。男女主角命运故事的类比表现了历史进程中残酷的遗忘。该片使用了许多诗化镜头来讲述男女主人公与其他文工团战士不同的生活轨迹，最明显的就是两组长镜头的使用，整整6分钟一镜到底的战争场面具有极强的震撼效果与感染力，那种找不到敌人的恐惧以及刘峰与其他士兵的顽强突围，在穗子的解说下还原了最质朴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战争结束后文工团的解散演出献给了精神病院，何小萍穿着病号服在草地上的一场独舞也令人动容，残酷的时代与人性葬送了她心中对艺术最单纯的追求与热爱。两组长镜头技巧纯熟，情感丰沛，是技术与抒情的完美结合。

    健康优雅的舞姿与血肉模糊的战争场面，青绿色的军营与暗红色的血浆，泳池中女孩的大腿与战场上的断肢，岁月静好的文工团时光与战地医院的慌乱灰暗，文工团解散宴会上的歌哭与战场的哀嚎……过于鲜明的对比画面带来近乎残忍的观影体验。不同命运与不同走向似乎早已注定，战争结束之后，依附男人自我物化的林丁丁远嫁国外，萧穗子与陈灿的恋情故事最后以门当户对的高官联姻告终，郝淑雯与陈灿依靠着信息鸿沟在地产业顺风顺水，只有刘峰和何小萍成为那个时代悲惨的牺牲品。在几十年后的重逢中，刘峰面对巨大的阶级差距再次被碾压，而唯一的安慰来自当年与他共同经历苦难的何小萍。

    影片在剧情的发展中也设置了许多反复出现的情节内容段落，如同情节中的小标题使剧情结构更加清晰规整。如刘峰几次从外地回到文工团，第一次带回了何小萍与个人荣誉，是悲剧的起点；第二次何小萍已经被集体排斥，之后刘峰示爱被揭发，是二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第三次何小萍入院，刘峰伤残而文工团也面临解散。剧中展示的文工团的两次大型聚餐，刘峰与何小萍都不在场，第一次吃饺子，刘峰被叫去捉猪，何小萍偷拿军装去拍照，而第二次文工团的散伙饭，二人早已被派去前线。两个人的不在场也暗示了二人从未真正融入过这个集体。剧情中多次的类比与对比展示了错误时代酿就的底层青年人的悲剧，也深刻表现了创作者对历史人性悲剧的回顾与反思，这是影片作为文化历史应该承载的社会价值，更是对当下时代的影射和追问。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如何对待善良，如何对待曾经时代的牺牲者，这都是当下必须认真思考的历史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