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翻译人才培养的探究与启示
吴越
摘要：京师同文馆是中国外语教学的起源，其存在的40年对清朝翻译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旨在分析京师同文馆的人才招生、翻译课程及学制设置、翻译实践模式，以此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先进性与局限性，以为当今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京师同文馆;翻译人才培养;翻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H059;K2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2-0065-02
1京师同文馆建立的缘起
洋务运动发生在两次鸦片战争后与甲午战争前，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经济冲击，清政府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曾国藩、李鸿章等爱国志士意识到只有学习和引进西方列强的先进军事武器和制造技术，才能维持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从而稳固封建政权。
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师夷、制夷，需要先知夷，知夷，首先要懂外国语言，因此，洋務派意识到创办外语学堂的必要性与迫切性。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开办京师同文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外语学校，在京师同文馆的人才培养模式下，诞生了一大批既懂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又精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
2同文馆课程设置的先进性
1872年同文馆正式颁布了八年制的课程安排，第一年：学习遣词造句，第二年：练习句法与小句翻译，第三年：阅读各国历史，第四年：开设数学课程与翻译公文，第五年：学习几何与翻译各类书籍，最后三年除了不断的译书实践，还开设了航海、化学、地理、天文等课程。由于缺乏教材，同文馆的师生便合作翻译外语书籍，在40年中，翻译的教材涉及法律、历史、地理、外交等专业领域;同时，同文馆的学生还需前往衙门处理外交事务，以此作为课外实践。为了督促学生学习，同文馆还实行月考、季考、年考以及大考四种检测形式，最后根据学生的考试情况，授予官职或降级、退学。
3传统意识形态桎梏下的招生限制
同文馆的招生要求由恭亲王奕?拟定，《同文馆章程六条》中明确规定招收学生需是已学习满文的八旗弟子。办学几年后，两广总督瑞麟奏称：旗人均能积极报名学习外语，学生中极少汉人，无论是世家子弟还是平民百姓，报名学习的初衷只为学馆津贴，学习更是浅尝辄止、囫囵吞枣，难以培养成才，最后京师同文馆将学生招收限制在旗人阶层。
虽然洋务派以先进的思想开办了新式学堂，但外语人才的培养仍处于困境之中，究其根源乃是受传统意识形态桎梏所影响。一方面，统治阶层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自上而下的限制了招生，洋务派的顾虑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清政府对旗人阶层过分信任，对汉人充满了戒心与不屑，在满族统治者眼中，汉人阶层与满人不同，汉人可以用，但不能重用;晚清政府内忧外患，在内，汉人起义造反，在外，列强虎视眈眈，若汉人与外国列强里应外合，清王朝统治将毁于一旦;因此，在开办京师同文馆时，统治阶层便小心翼翼选拔可用的人才，确信旗人是可以重用的不二之选。其二，防止权力外泄和利益外流，旗人都是生来就有饷的，入学更是有津贴，若学业有成，加官封爵，权益不致外溢。然而这样的办学宗旨给同文馆造成了极大的负作用：其一，生源单一，基本为旗人贵族;其二，学风散漫，学生之间缺乏竞争概念。另一方面，科举入仕的意识形态自下而上的困扰着外语人才的培养：自隋朝便兴起的科举考试作为读书人的学习目标，阻碍着这些外语学校的生源招生与学生管理工作，因此学生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外语学习中。在外语学堂的办学初期，清政府允许学生在学习外语的课外时间参加各级科举考试，每当科举考试临近，便有许多学生备考科举，从而将外语学习书籍束之高阁，有的学生虽在朗读外语课本，但心里却牵挂着科举考试，一旦教习对教学活动的管理稍加松懈，学生便偷偷念读四书五经，有的学生甚至在备考阶段完全放弃馆内的课程学习。绵延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支配了历代读书人的生活，其结果可以改变贫苦读书人的命运与社会阶层。在外语教育适才兴起的时代，清政府为同文馆毕业生授予“翻译生员”的科名，他们可以进入外交领域从事翻译、外事工作，甚至有望晋升至参赞、驻外公使，但仍有许多人无法摒弃科举入仕的观念，他们不仅在正规科举入仕的官员前抬不起头，还反复叮嘱子孙不要从翻译、通事工作，要通过科举争取远大前程。由此可见，科举入仕的传统意识观念不仅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和行为，还影响着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同。
4京师同文馆的当代价值及启示
京师同文馆的成立距今已有158年历史，它为晚清培养了大批的外事人员、外语教学人员以及新式管理人才，根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报告书》的统计，在105名同文馆毕业生中，有32人从业外交领域，41人担任政府官员，10人兴干事业，5人在教育部工作，如：有担任过外交总长的陆宗祥，国务总理周自齐，湖北自强学堂总办蔡锡勇，南洋公学校长汪凤藻。京师同文馆是近代外语教学的开拓者，从课程设置上看，京师同文馆将语言与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从培养模式上看，将书本理论与课外实践结合起来，其办学的先进性与科学性仍值得当今高校参考。
其一，课程设置由简入繁的科学性：在八年制的课程安排中，同文馆最大的优势就是理论学习与翻译实践始终贯穿整个学制;从低年级的遣词造句到自然科学、人文历史的学习，这种难度逐步递增的课程安排符合人类学习的自然规律。当今高校应在外语人才培养上设计符合学生学习规律的课程，学制课程应由简入繁、由泛到精，低年级应加重口语课程、精读课程的比重，逐渐递增文化课程、专业知识课程或工作领域的强化培训课程;然而许多高校在低年级忽视对学生口语、听力、写作的培养，学习初期便采用填鸭式教学，设置课程过于专业化，如法律英语、医学英语、商务英语，根基不稳的学生学习吃力，学习结果自然不过尔尔。
其二，语言基础知识和专业领域相结合：同文馆的学生在低年级需学习遣词造句，高年级则增加天文、航海、历史、地理、化学等课程，语言与专业领域的学习相结合，不仅能在实践中检验语言学习情况，帮助学生意识到自身学习的不足，还能借助语言对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当今高校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的办学层次、办学方向、办学特长领域，再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合理规划外语学院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程，从而提升语言专业学生在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改变课程泛而不精的设置，培养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将外语知识的学习和将来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
其三，外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除了理论课程外，同文馆将外语教学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学生只有夯实了语言基础后，才能前往衙门处理外交事务。现阶段我国高校的翻译相关教学，对理论研究有余而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足，学生在应试方面的能力相对较高，但往往听说能力不足，正是所谓的“哑巴式英语”。高校应借鉴同文馆对翻译人才的培养模式，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另外高校也应积极为学校学生搭建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参加，甚至可作为必修学分，用学习的理论去丰富实践，用实践去督促学生更好的投入到课堂学习中。
其四：中国文化与外语教学相结合：京师同文馆虽是学习外语的学堂，但同样重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汉语的教学，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特性，还能通过提高母语水平保证英汉翻译能力的提高。现今我国高校在翻译教学课程的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等相关课程在设计安排上仍占比不足。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并非十全十美，仍存在局限性和消极性。一方面，洋教习通过外语教学活动传播宗教文化，故意贬低中华民族，抬高外国文化，这不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清政府为招纳贤士，重金聘请洋教习进行教学，而汉教习无法取得平等的地位，此举动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过分注重英语学习，忽视汉语言的提高，从而不利于翻译能力的提高。
总之，若要借鉴京师同文馆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应对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全球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外语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外语功底，更肩负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因此各高校更应积极优化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模式，力争培养既精通语言，又擅长专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让学生学以致用，学有所用，学用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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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