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刊物起家的《历史教学》古稀大庆献言
冯尔康
关键词 编读往来，同人刊物，《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2-0064-04
欣逢对史学研究和历史知识普及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教学》创刊70周年大庆，作为读者、作者、编辑部朋友的我高兴地说几句话，表达祝贺和感谢心意，其实笔者在2017年出版的《尝新集·后记》，就表述了对编辑部诸位编辑的感激心情。
一、早期的同人刊物
20世纪50年代前期，时为高中生、大学低年级学生的我就喜欢阅读《历史教学》。那时史学园地有三个期刊，就是天津的《历史教学》、河南开封出版的《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前身）和1954年在北京问世的《历史研究》，前两个刊物创刊于1951年1月，可知《历史教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出现的史学期刊之一，堪称史学杂志的老前辈。
《历史教学》不仅是办得早，其早期还是同人刊物，这种历史情形，“百度”对它的介绍中并未叙及。我从南开大学历史系老师和有关文章中获知，肇兴之初南开大学杨生茂师是发起人、负责人之一;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李光璧作为发起人，一度出任主编;傅尚文也是发起人，来新夏师是积极撰稿者。这是史学界同人办刊物，经费常常捉襟见肘，杨生茂师等人常将工资拿出来垫补，
不令脱期（详情可参阅师妹杨令侠教授《杨生茂先生与世界历史教学》，《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16期）。老师们是工薪阶层，真是节衣缩食，维持刊物不辍。这种为学术事业而奉献的精神，使我佩服不已。稍后吾师吴廷璆、巩绍英、杨志玖等教授先后主持编务，坚持不懈地办好刊物。当然，众所周知的原因，1966—1978年《历史教学》被迫停刊。复刊后迅速繁荣起来。
如今，史学专业杂志以十计数，含有史学专栏的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更是以百计数，在这众多的史学园地中，《历史教学》仍以其学术业绩名列前茅，为史林一大重镇。回顾这骄人的历程，对初创期的同人版学刊的历史，尤其令人敬仰。《历史教学》一度的同人刊物历史，说明学术事业的繁荣是多途径创造的，政府的公办和社会上的民办都是不可缺少的。看来，在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中，民间社会力量似乎不可忽视。
二、身兼提高史学研究与研讨教学方法普及历史知识的双重重任
“普及史学知识”，一般的史学刊物不会有这样的明确目标，而《历史教学》确定以此为自身的主要任务之一。如今《历史教学》月刊有两个版本，即针对中学历史教学的上半月刊和针对高校史学研究和教研的下半月刊，每月各出一期。自创办以来，《历史教学》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成为沟通学术研究与基础教学的主要刊物。
上半月刊发表历史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心得，邀约作者就历史课本和辅导教材撰写介绍和评论。所以外界评论云：“在研究和解决中学历史教学的难点热点问题方面，《历史教学》的引导和主导作用是公认的。”
而下半月刊面向高等院校历史研究和教学，既发表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又有探讨高等院校改进历史教学的撰述。这个版面设有若干专栏，而且不断增添，如2017年开始设置“史学名家指导学生”，以提升高校历史教学的水准。
为实现办刊宗旨，《历史教学》编辑部常邀约作者写作相关文章。21世纪之始，时任主编刘文君曾约我为90年代前期开始使用的高中中國古代史课本写评论，且要求关注历史教材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我于是就课本第六章第六节“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中郑和下西洋史写出《关于历史课的爱国主义教育——以中学历史课本中“郑和下西洋”为例》（见《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教科书对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写道：“为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满足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要，明成祖派郑和出使西洋。”郑和下西洋的情节与意义：“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空前的。他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郑和不愧是世界航海事业的先驱。”说到下西洋的后果和历史局限性：“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它采取的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给明朝造成巨大负担。随着国力衰退，航海的壮举也悄然结束。”①教科书还设计了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局限”为题的“活动课·辩论会”，目的是“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激发民族自豪感”，表明叙述及讨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郑和下西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事例。我认为上引教科书的观点，成功地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摒弃了全盘赞扬的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但是教科书说：“郑和船队到达各国，受到热烈欢迎。……郑和下西洋期间倡导的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为亚非国家之间的交往确立了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影响深远。”②给读者传达的信息：郑和是和平使者，所以受到热烈欢迎;郑和之行确立了亚非诸国和平相处的原则。其实，与其说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不如说“基本上”如此。如果纯为和平外交及和平贸易，用27800人的庞大军队做什么？打击海盗是作用之一，难道就不包括制服那些不受招抚拒绝“朝贡”的人？郑和将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俘虏到当时的首都南京，永乐帝君臣视其为“禽兽”，可怜其愚昧无知，后将其释放回国。这又如何解释呢？过分强调“和平”以及“共享”原则，就违背了历史真相，不无“现代化”之嫌。我借助《历史教学》提供的平台，探讨了如何全面评价郑和下西洋。指出时代在变化，爱国思想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时代发生更新。如从历史上爱汉族国家到近当代热爱中华民族国家;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变化了，爱国应当表现在建设富强的国家方面，让人民生活美满，而不是与以前一样地强调反对帝国主义。这种形势的变化，爱国主义内容的更新，需要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上。
鉴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针对高校的史学研究，我不时主动地或应约地将文稿、特别是涵盖历史时段较长、内容较复杂的论文投给编辑部，请编辑学友斧正。如《清代的历史特点》一文，原系2009年在韩国参加史学研讨会的主题演讲稿，论述了清朝满洲族是统治民族，对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有巨大贡献，在民族地区的多种体制政策颇有成效。投给《历史教学》（下半月刊），披露于2010年9月号。又如《试论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遗绪》，论证明清徽州名族处在君主专制社会晚期的科举制时代，中古士族则处在君主专制社会中期九品中正制时代，都是世系绵延历时数百年，均致力于本身及社会文化的教育事业，都为坚守门第婚姻而强调门当户对。所以认为名族是士族的遗绪，具有传承士族文化的意义。刊载在《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3月号。
阅读《历史教学》刊发的文章，令我深知它在编辑部极其认真的努力之下，出色地进行、完成了提高史学研究及通过研讨历史教学法普及历史知识的双重重任。
三、甘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编辑部成员的辛劳、编者与作者成为文友
有一句老话，说杂志社、出版社编辑的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基本上说出了编辑工作的性质和实际情形，他们要向读者、作者负责，受益的是读者、作者，自身也是获得成绩，但是默默贡献是令人敬佩的。我想以自身的感受谈谈在与《历史教学》编辑部诸位女士和先生的合作中领会到的他们的敬业精神、精湛的业务水准和辛勤劳作，向他们表示敬意。
（一）向作者提出学术上的建议使我非常受益。我在同刘文君、柳文全两位交往中感到他们的业务水平很高，也认为编辑与作者进行学术对话，有助于提高作者学术研讨的方向和层次。
2011年10月—2012年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中法文化交流大展”，并于2011年11月中旬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举行“十七、十八世纪（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出席会议，写出《康熙帝与路易十四帝王的共性》文章（刊登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011年12月号），会上为与会学者陈捷先教授发表的《康熙帝与中西文化交流》论文写了引言人讲稿——《“康熙帝与西洋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我从台北返回天津后，时任天津古籍出版社及其下属《历史教学》社长、总编刘文君学友来看望，谈及台北研讨会和展览的事，我说了“大展”中那些康熙帝仿制及使用的西洋数学仪器——圆规、平分线比例尺、十二位盘式手摇计算机、几何体比例规、八位对数表（如今中学生使用四位对数表）、刻有比例表的炕桌等等，讲了我大为震撼的感受，刺激我了解“康熙帝与西方文化”的历史。康熙帝的西方知识是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的，研习康熙帝与西方文化的课题，离不开他同传教士的关系，离不开传教士的东来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也就自然涉及清代前期天主教史。就这样由康熙帝与西学的关系，引起了我对清代前期天主教史的兴趣。刘主编得知康熙帝使用数学仪器的情形，对这种史事甚感兴趣，认为这类历史现象尚不为读者所知，需要介绍出来，建议我写文写书，表示出版社和杂志社给梓刻。有了这个机缘，强化了我的写作决心。遂将《“康熙帝与西洋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定稿交给《历史教学》（下半月刊），于2012年4期刊出。接着写出《清代前期江南天主教徒宗教活动点滴谈》，《历史教学》（下半月刊）于2013年9期登载。我更兴致勃勃地撰写康雍乾时期天主教史论文，汇集成《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由赵娜、刘艳艳两位女士费心编辑于2017年梓行。我对于清代前期天主教史的研讨是刘文君学友促成的，私心对她甚为感谢。
2018年阎崇年教授出版《森林帝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月），我于8月13日撰文《建立森林史学开创之作——阎崇年著〈森林帝国〉评介》，认为该书从森林文化视角诠释清朝历史，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阎崇年教授更借此呼吁创建森林文化史学，并且给出东北森林文化广被地区从先秦肃慎到清朝满洲的三千年发展简史。他提出建立森林文化史学的倡议，我觉得学术界应予鼓励，参与研究。同时指出这部森林文化专著没有给出明确的“森林文化”定义，大约作者因治学严谨之故而惜墨如金。我竟献丑地说“森林文化，是人与森林共生共存和互相依赖而产生的文化认知，在森林环境中主要从事渔猎经济，兼事采集，在观念上对森林有敬畏心理，产生神树崇拜”。我将文章投给《历史教学》。柳文全编辑审阅后于20日给我电子邮件，谬奖“书评写得精彩、到位，不仅仅是一篇书评，阐释了森林文化的方方面面”，建议我书写阐发森林文化的专题文章。该文即于当年9期《历史教学》（下半月刊）发表。我在“新冠”肺炎肆虐中思考“生命史学”的研究课题，于是在过往对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于2020年6月上旬写作“从群体史、生活史到生命史的研究”（提纲），鉴于“生命史学”的概念和研究方向是好友余新忠教授提出的，遂请他和另一位好友阎爱民教授提意见，并在提纲中感谢他们。“提纲”由余教授投送柳文全编辑，柳编辑于16日告诉余教授，“提纲很前沿，也富有思考和启发性”，但是《历史教学》没有直接刊发“提纲”的先例，想请余教授和阎教授各写文章，形成一个专栏发表。柳编辑如此处置令我喜出望外;他的破例做法，既不违背刊物发文原则，又能把有意思的文稿刊布出来，是他处理稿件的高明技巧，令我非常佩服。余、閻二位也乐意撰文，我乃于26日直接给他写邮件致谢。受他的鼓励，我对拙文反复思考，不断加工增写，并在7月14日将定稿投送给他。后经王向阳编辑将我备用资料纳入正文，我特别感谢他的帮助。经历柳编辑、王编辑的精心编辑，我们的文章在《历史教学》（下半月刊）9期以“专稿——‘生命史学笔谈”刊出。在这组文章编辑的过程中，柳编辑约我为2021年《历史教学》创刊70周年撰写纪念文章，我即表示乐于应命。从柳编辑处理我的关于森林文化史的书评及生命史学的提纲，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审视学术研究新方向新领域的灵敏性，并乐于引领学术研究的潮流，以主编《历史教学》的学术平台为学界研究成果提供刊发园地。他的这种对学术研究的贡献，表明他自己努力参与新方向、新领域的研究，是学者型的刊物编辑。
（二）作者与编者的深厚交谊。我在《历史教学》发表十几篇文章，与编辑部的女士们先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谦虚地说我支持刊物，编辑我文稿时说欢迎我指导;我非常尊重他们的处理意见，视他们为文友，进而发展为朋友。
199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发我的《砥砺篇》小册子，我增订成《砥节砺行 寻找品格的磨刀石》，写了序言《古人做人伦理的现代价值》，交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发行，2013年4月我将序文投给《历史教学》（下半月刊），李婷轩编辑于当月23日给我邮件，说原文是“序言”，现在编辑成论文，所以将篇首部分做出改动，文章内容变动不大，“若有不妥”请指教，“晚辈定当孜孜努力”。文章随即于5期刊出。自序引言部分的改动，本应由我进行，她代劳了，还说要我指教，我唯有真诚地谢谢她。2016年开年，我将《试论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遗绪》的文稿给了《历史教学》（下半月刊），3期即行刊出。编辑部于1月21日来函，要求摘要在200字以内，关键词删去一个，并说对拙文“慎之又慎地调整几个字”，同时表示“期待您的下一篇文章”。责编是杜敬红女士，在1月6日函告：自己负责下半月刊古代史部分，望以后多支持，表示“定当孜孜努力”。从邮件中，我再次领教《历史教学》编辑部学友的谦虚谨慎的为人品格和敬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