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的冲突与身份困境
舒云童
克隆一词是19世纪初由韦伯（H·J·Webber）提出来的，指的是单个祖先个体经过无性繁殖而產生的其他个体。然而，首先提出“克隆人”思想的是英国生物科学家霍尔丹：“克隆人类不仅可能，而且能成为人类控制自身进化的有效手段。”[1]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著《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拔一根自己身上的毫毛就可以变出无数个孙悟空的神话故事，也表达了人类对复制自身的幻想。而今由匈牙利导演本尼德克·菲利格夫执导，伊娃·格林、马特·史密斯主演的科幻电影《克隆丈夫》（又称作《子宫》）也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因为爱通过克隆技术重造已故丈夫的凄美故事。这个故事呈现给人们一个残酷的现实——人可以克隆，但爱情无法复制，表达了克隆人的复杂的身份与伦理的激烈冲突。
电影场景设置在欧洲北部不知名的临海小镇，海浪、沙滩、木屋是影片的主要背景。整部电影没有一点背景音乐，很安静、很清冷、很压抑。女主人公瑞贝卡和男主人公托马斯儿时就是一对好朋友，两人经常一起骑着单车到海边，时而相互追逐、嬉闹，时而看着桌子上的一只蜗牛慢慢爬行，又时而坐在一艘很小的旧船上眺望海岸，有时候在托马斯家玩的时间晚了，瑞贝卡还会住在他家里。直到有一天，瑞贝卡告诉托马斯她得跟着妈妈去日本了。没想到这一别就是12年，而托马斯也始终守着诺言在这里等他心爱的姑娘瑞贝卡。长大后的瑞贝卡漂亮、文静，表情不多，嘴角却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外人几乎很难看出她心里在想什么，但她其实是个表面冰冷，内心火热、执着的人。一回到海边小镇，她就去找托马斯，两人又重续前缘。一天托马斯要出远门，不方便女友跟着，瑞贝卡却说，男友去哪她就去哪。于是他们开着卡车行驶在乡间的公路上。路上，瑞贝卡想上厕所，托马斯将车停在路边，正当瑞贝卡走进路旁的地里时，传来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女孩定在原地，缓慢转身，镜头定格在女孩含泪回眸的瞬间，这时的托马斯已经被一辆车撞死在路边了。瑞贝卡从小就爱托马斯，但命运将他们分隔两地。多年后的重逢却只是短暂的相处，她本以为她的回归可以换来日后他们几十年直到老去的未来，却怎料命运无常，又一次玩弄了她。瑞贝卡无法忍受与恋人阴阳两隔，她决定利用当代先进的基因克隆技术，复制男友托马斯的基因.她拿着“基因复制同意书”找到男友家，请求男友的父母在克隆合同上签字，然而，托马斯的妈妈坚决反对，她说：“人类不是养殖动物，我们接受生命的恩赐和它带走的一切。我们不信神但不代表我们可以挖坟开棺复制死者。”然而，或许被瑞贝卡的真爱所感动，或许托马斯的爸爸也想再看到儿子的“复活”，最终父亲签字同意，瑞贝卡决然地怀上了托马斯的克隆体，经过十月怀胎，瑞贝卡通过剖腹产产下了男友的克隆体，取名汤米，从此他的身份危机与伦理冲突由此开始。
一、 身份危机与母子伦理冲突
聂珍钊教授指出：“在文学批评中，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在众多文学文本里，伦理线、伦理结、伦理禁忌等都同伦理身份联系在一起。”[2]因此，从伦理学视角对电影进行分析时，我们着重对电影中人物复杂的伦理身份进行分析。瑞贝卡和托马斯是恋人身份，在男友遇难后，她因无法遏制对男友的思念，为了换回男友再重活一次，通过基因复制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然而，随着复制的男友来到这个世界，两人的身份关系却变得非常尴尬。瑞贝卡从女友变成了男孩的母亲，她呵护他长大，母子相依为命，在其成长过程中，却不免夹杂着淡淡的暧昧。后来由于有人透露了汤米是复制人之后，再也没有小朋友来找他玩耍了。为了汤米免受外人的冷遇，瑞贝卡带着他搬到了人烟稀少的海边，虽然他们隔离了外界的冷遇，瑞贝卡却难以面对彼此双重的身份：母亲—儿子，女友—男友。在孩子长大后，带着女友回家，看着和男友托马斯一样的音容相貌，和别的女孩腻在一起，作为母亲的瑞贝卡心里是五味杂陈，痛苦着、纠结着，默默地接受着。最后，当汤米知道了他自己的身世后，几乎要崩溃，“我是男友？还是儿子？”在难以言表的冲动情绪下，做出了不可理喻的行为。看到这一镜头，观众都可能会沉浸在一种伦理扭曲的漩涡里难以自拔，身份错位与伦理道德碰撞了，人们到底会选择哪一个？这也许是导演呼吁人们思考的问题：经过克隆技术来到人间的克隆人，他们的身份及社会关系应该如何确定？以克隆人身份而言，汤米的身份是儿子，由于出生的非自然性，他与正常人在遗传基因上肯定会有所不同。因而他有某种特殊的生物身份。从社会身份来讲，汤米是作为另一个人，也就是作为托马斯的“复制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从一出生就被瑞贝卡寄予了她对男友托马斯的思念和爱。
影片有一个镜头清楚地凸显了克隆的汤米是瑞贝卡经剖腹产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克隆人汤米的出生触及到了两性繁殖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各种人伦关系。从遗传基因上看，“克隆人”汤米与“原型”（细胞核供体）的托马斯二者在生物属性上基本相同，汤米可以视为“原型”托马斯的同卵双生子；另一方面，从出生关系上看，“原型”托马斯又似乎是“克隆人”汤米的长辈，从而出现了“同代”与“后代”的悖论。这就导致了汤米身份在伦理上无法定位，也无法纳入现有的伦理体系。“其实，目前克隆人就本质来讲，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或者说百分百的克隆个体。 因为在供体 1 母性个体提供的卵细胞中还含有线粒体 DNA 等细胞质遗传物质，就是说这个克隆人还具有细胞质所具有的母系遗传的所有特征。应该讲不是百分百的纯粹的无性生殖个体。”[3]换句话说，“克隆”决不等于完全的 “复制”， 因为在克隆人的遗传性状的形成过程中，“母亲”卵细胞质中的线粒体和质体所具有的基因也会发生作用，所以克隆人的遗传密码表达方式和特征与 “父亲”的并不相同。这就使得他与瑞贝卡的性行为有违背了伦理之嫌。仅从这点上来说，影片中的瑞贝卡和克隆人汤米就必然面临着身份定位和伦理意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汤米得知自己是克隆人后的迷茫：“我到底是谁？”是儿子？还是男友？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只是为了替代另一个人。他所拥有的人生都早已被人为设定，他的母亲是曾经死去的“他”的女友。这简直就是个长而绝望的梦，不知何时醒来，醒来后不知何去何从。他不想做托马斯的替身，但否定了这个身份，他又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无所归属。最后只有离开瑞贝卡远走他乡。
现代的科学技术虽然克隆了男友的容貌，却无法复制他对爱情的记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模一样的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唯独缺少了你和他相爱的记忆，他还爱你吗？爱情是两个人共享的那段记忆，只要任何一方忘记或中断，爱情就不成立。汤米就如同喝了传说中的孟婆汤，压根就忘记了他与瑞贝卡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可瑞贝卡对他的感情确是亲情与爱情的矛盾共存的。然而，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也是注重伦理道德的世界，一旦人们挑战了伦理底线，生活将是难堪的，这也是该影片突出的主题。克隆人是违背伦理和人类自然的产物，他会导致家庭组成的混乱而引发人们心理的失衡。
二、 科技伦理和社会伦理冲突
科技伦理是指科技创新活动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实际上，科技伦理规范是观念和道德的规范，就是从观念和道德层面上规范人们从事科技活动的行为准则。尤其是进行人体实验和动物实验，应该遵循社会伦理、生命伦理、动物伦理，目的是使之不损害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健康，保障人类的切身利益，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生命伦理，“每一个自然的以有性生殖方式出生的人，其生命形态都是独一无二的，拥有独特的、来自于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然而，从理论上推测，‘克隆人将是一个在遗传基因和生理特征方面和‘原型几乎完全一样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克隆人的行为就破坏了人作为独特个体存在的重要生物學前提，破坏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基础”。[4]这是科技伦理对人类伦理道德的挑战。
《克隆丈夫》里的克隆人汤米的出生，是因为瑞贝卡为了怀念已故的男友被赋予了目的性的存在，对他进行克隆，有着与托马斯相似外形的汤米，可以唤起瑞贝卡对男友的回忆与思念，满足她对恋人深切的怀念之情。然而，当汤米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不知道该以何种身份面对将他带到这个世界的女人瑞贝卡。
自从1978年7月25号，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体外授精胚胎移植，路易斯·布朗通过剖腹产的形式在英国诞生，仅仅就体外受精的象征意义而言，它就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技术进步。自此以后，生育技术就开始从深度和广度上渗入到人类生育过程中去了。我们不得不担忧当人类生命个体可以按照工业化模式生产时，生命的意义何在呢？影片《克隆丈夫》充分说明了人的社会属性是不可复制的。个体的人除了自然属性外，他与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密切相关的社会属性是难以复制的，即使克隆技术完善了，由于个体生活习惯、社会价值观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是任何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无法复制的。也就是说，克隆人被复制的只是遗传特征，但他的心智和灵魂是永远不能复制的。基因可以决定人的相貌体征，但无法决定人的生命本性。
结语
在克隆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的影响力功不可没。《克隆丈夫》是一部突显现实的科幻伦理剧。海浪、沙滩、木屋，有点惊悚，也有点凄美。最后，汤米出走时，满眼的苍茫与凛冽的海风，这种场景设定非常符合该电影的情调。就像瑞贝卡的性格，压抑、沉静、沉静下面却暗藏执着与热烈。影片深刻揭示了存在主义在克隆人上的冲突，他们无法逃避社会性、伦理性等。这个世界注重的是道德和伦理，瑞贝卡太爱她的男友，要延续他的生命，让他长大，再爱上她，我们是可以理解这种感情；但她不明白，克隆人或通过基因技术塑造新人的行为本身对于被克隆者来讲，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外在决定。从本质上讲，克隆就是一个人的权利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就像汤米一样，作为克隆人，他无法扮演与认同自己被预期的角色。这也是他最后选择永远离开瑞贝卡的原因。“由于我们每个人的生物存在的基因基础对于自己的生命历程及作为道德主体所拥有的独特地位和自我理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禁止克隆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生命科学发达的时代的一项新的道德命令，而克隆人体行为无疑意味着是在冲击一个永远也不容侵犯的伦理禁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