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对政党研究的再探讨
梁晓宇
摘 要：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政党内涵对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学科体系有着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定义反映了政党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概念丰富了世界政党内涵，构成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关键词：政党;内涵;新型政党制度;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1-068-07
当今世界，不同类型的政党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为各个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载体，在不同范围的政治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着国家或者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特别是围绕国家政权这个中心开展的政治活动，对国家和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政党对一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与西方国家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政党文化和运行规则不同。因此，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一、政党研究概况
英国被学界认为是现代意义政党的诞生地，但刚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随着政党组织作用的发挥日益明显，人们对政党也开始了系统的研究。俄国学者奥斯特洛果尔斯基被称为世界政党研究第一人，其撰写的《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英国和美国政党制度的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西方代议制政府普遍出现危机以及法西斯政党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了政党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政党研究也迅速发展，出版的专著也很多。代表性作品主要有：迪韦尔热的《政党》、S.纽曼的《现代政党》、S.埃尔德斯维尔德的《现代国家中的政党组织和活动》。政党政治研究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一，法西斯政党把世界各国卷入世界大战，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政党问题;其二，西方国家现有的政党和政党体制出现了问题，引起人们对政党的关注;其三，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出现了新情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学者对政党的兴趣。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由于受到发展中国家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开始关注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也出版了一些宏观理论和基本觀点都有创新的著作。其中代表性作品有：意大利学者萨尔托里在1976年出版的《政党和政党制度》、爱泼斯坦于1980年出版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政党政治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为政党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学界也提出了政党政治现代化理论。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接受政党政治较晚，接受西方政党政治学说也比较晚。
1912—1949年，国内出版了一些介绍国外政党政治情况的译著，例如彭学沛的《政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对政党的研究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有周逸生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1985年出版）、张蔚萍《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赵云献的《列宁建党学说概述》（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些作品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性，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研究局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的研究，缺乏与世界政党的比较。苏东剧变之后，很多学者开始研究苏东执政党失败的原因、教训，并且把视野扩大至全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内外政党进行比较研究成为政党研究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政党制度研究也开始引起广泛关注。代表性作品有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梁琴、钟涛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李慎明主编的《执政党的经验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王建国、王洪江著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柴尚金著的《变革中政党：国内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党和世界上其他类型的政党交往越来越密切，深化政党理论研究成为执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研究重点由政党个案、国别政党的研究转向世界政党比较，由政党政治的个别理论研究转向对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的探讨，由政党政治的专题性研究转向政党政治学科建设的整体性思考”[1]。
二、政党相关概念解析
（一）政党的定义及其一般特征
在对政党内涵的理解上，有的学者把政党与选举制和代议制联系在一起。如《国家社会百科全书》对政党的解释为：政党是指与一个或者更多的政党竞争而赢得公职选举为目标的组织。美国学者莱斯利·里斯普指出：“没有政党，成千上万的选民只是没有组织的散兵游勇，既无力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亦无力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正是政党为无数的选民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得以联合一起行动，表达自己的愿望，影响国家的政策。”[2]萨托利认为：“政党是被官方认定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并能通过选举把候选人安置到公共职位上的政治集团。”[3]有的学者认为政党是一个政治组织为了完成既定目标的工具，是以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结合的团体。美国学者查尔斯·比尔德认为：“政党是从现实角度设想的，它是一群人的联合，这群人一心要占有宪法所批准的政府，并运用政府的各种手段来制定和实施他们认为公正、适当或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的法律。”[4]国内学者对政党的概念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王邦佐等认为：“政党是一定阶级以及某个阶层或集团的积极分子，为维护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围绕着夺取和巩固政权或影响政府而结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凡政党都有三个构成要素，即成员、组织和纲领。”[5]周淑真认为：“政党是一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以争取民众或控制政府的活动为手段，以谋取促进国家利益，实现共同理想的有目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6] 《中国大百科辞典》指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并为维护其利益而进行的广泛政治活动的政治组织。国内学者对政党定义的阐释与探讨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由于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党的理解和看法不尽相同。西方学者强调政党政治体制的一面，而忽视了政党阶级性的一面;国内学者强调政党政治性的一面，而忽视了政治体制的一面。从本质上看，政党属于组织的范畴，源于拉丁文的“pars”，意思是一部分人，也就是说政党是代表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的社会政治组织。由于西方历史上党派与宗派纠缠不清，都是部分人组成的团体。人们之所有要形成一个组织，是因为人们发现只有加入一个组织或者成立一个组织，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和自身价值才更容易实现。综合各种政党现象和各种阐释，我们可以对政党下一个定义，即政党是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阶层或者集团为了维护本阶级、阶层或者集团利益，以获得执政地位为目标或参与国家管理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
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具备了不同于其他政治组织的一般特征。其一，政党都有体现其意识形态的纲领。政党的纲领既有表明它为之奋斗的终身目标，又有带有阶段性的目标和任务;在政党的纲领中，都能折射出其为实现奋斗目标而要采取的行动措施、战略计划和政治实践。其二，政党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凡是政党都会努力取得国家政权或者参与国家政权，目的是实施本党的纲领和政策。其三，政党具有严密的组织性。每个政党都有本党的组织章程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并有本党内部的纪律要求。政党的组织系统，可以从中央到地方分为不同的层级，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组织机构和组织系统相关联，政党都有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党纪要求，用以约束党员行为。其四，政党由稳定的群体人员组成。党员是政党最基本的细胞，政党的领袖一般由有经验、有觉悟、有权威和影响力的党内积极分子担任。党员群体作为政党实现目标主要力量来源，可以分为领袖、骨干（干部）和普通党员。其五，鲜明的阶级性。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或者集团为了实现本党政治理想的一种政治组织。在当今世界6 000多个政党中，无一不是一定阶级、阶层或者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政党最早来源于西方，从政党的萌芽开始就具有了阶级性的特征，并且始终保持了政党自身的阶级性。
（二）不同政党称谓的界定
1.革命党。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破坏旧的生产关系是革命党的直接目的;从法律角度来看，革命党一般处于“非法”状态，从事的是秘密活动，其处于现有国家法律体系之外。
2. 执政党。“近现代意义上的执政，主要是针对政党产生以后，代表社会公众行使国家权力的执政党而言。”[8]《现代汉语词典》里的“执政”，指的是“掌握政权”。《辞海》对“执政”的解释为掌握国家政权。执政党总是以掌握一定的国家政权为前提的。所谓执政，就是执政党代表对国家权力的掌握和运用，是执政党代表通过掌握国家权力来实现对国家的统治和对社会的治理，执政党就是代表统治阶级掌握或者领导国家政权、负责组织政府的政党。在我国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党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集革命党和执政党于一身的政党。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着革命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还需要以执政党的身份继续革命，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党的十六大指出我党的两大根本性转变，既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取得的巨大成就，又深刻地指出了我们党角色的重新定位和变化。
3. 在野黨。在野党指的是在竞选中没有获得多数议会席位而不能组织政府、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在西方政党制度中，只要是多党制国家，有执政党就会有在野党。在野党和执政党的构成关系反映出了国家内部不同集团、政党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在野党可以毫无顾忌、毫不负责地指责和抨击执政党的施政纲领及各项政策;在野党也可能通过国家法定程序组织新的政府，从而上台执政，成为执政党。
4. 参政党。参政党是中国特有的政党现象和概念。2015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指出，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政党性质和政治地位作出的科学论断，是我国多党合作理论的重要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概念要把握三个层面：在政党关系上，民主党派是合作党，不是反对党;在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上，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或执政党;在政党的社会和政治属性上，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
三、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掌握并行使执政权力，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形成了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的政党关系。其中，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都是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政党组织，都具有独立的组织形式。各民主党派接受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长期的团结合作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帮手、好参谋、好同事。参政党通过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发挥政党治理国家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支持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协商合作达成政治共识，将之落实于各自的政治实践中，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主要体现在：其一，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政党，即马克思主义政党。西方语境中的政党代表着社会部分利益，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着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其中，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参政党代表各自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执政党代表整体利益，但要兼顾同盟者的利益，并将参政党所代表的部分利益整合于整体利益中。其二，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即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这种政党关系有利于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其三，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民主实现形式，各民主党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围绕国家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对话，凝聚共识。
总之，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党制度反映各自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着人民整体利益，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将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利益整合到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中。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政党制度集领导、合作、协商于一体，构建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同时赋予政党新的内涵，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类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属于西方政党制度的任何一种，“克服了西方政党制度类型区分的理论局限，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基于结构关系的类型区分框架”[9]，在政党制度划分方面具有类型学意义。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两党制或者多党制，每个政党都代表本党的利益，上台执政后也是为了巩固本党的利益，维护本党代表的特定阶层的利益。西方多党制的功能与目标越来越明确和简单，即政党是为了赢得选举而上台执政，通过执政维护本党的利益。英国和美国是实行两党制国家的典型。原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等，在政治体制上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由于長期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基本上也都实行两党制。多党制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极为盛行，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比利时、冰岛、丹麦、挪威、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瑞士等都是多党制的典型国家。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及当今世界政党制度分类来看，多党合作制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独创性贡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实行过这样的政党制度，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实行过这样的政党制度。
（二）为世界展示了举世瞩目的多党合作效能
凝聚力量效能。自从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政治稳定一直是人们追求或者遵从的基本目标之一。在中国新型制度的框架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容置疑和动摇，由于中国共产党组织覆盖全国各个地方，并且有铁的纪律，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这就为保持政局稳定和凝聚力量提供了基础条件。此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保证了执政党和参政党同心同德，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互相监督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监督方面是对西方政党制度所主张的异体监督的突破。西方的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由于激烈对抗，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互相拆台，在野党无法对执政党进行友好式的民主监督，执政党也不允许在野党对自己进行监督。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由于西方政党组织本身并不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在野党很少有直接参政的平台和机会，对执政党的监督就非常有限。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行的是一党制，容易因缺乏外部的政党监督而造成过度集权，也很有可能由于缺乏政党之间的竞选压力而脱离普通群众，产生官僚主义等弊端。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执政的各方面进行监督，充分发挥了民主党派联系的广泛性、专业性和客观性，民主监督不仅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需要，也是民主党派实现自身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执政党对参政党的监督方面，国家各级监察委员会作为政治机关可以有效地对所有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包括民主党派中的公职人员，防止腐败的发生，维护民主党派清廉的社会形象。
民主协商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利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适应、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让人民代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管理，又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让人民群众有权参与国家治理，具有西方民主无可比拟的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
（三）为世界传播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是制度之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相适应，契合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威与协调并重理念。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史中，凡是政权稳定、国家发展好的时期，都有着稳固的权威，同时又注意协调，以便照顾到各方利益，化解各类矛盾;当没有权威时，国家就不稳定，容易出现分裂;当有权威，但权威没有照顾到各方利益时，就会加剧矛盾，招来祸端。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的国家，只有做到权威与协调并重，国家才会健康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又注意兼顾到各民主党派的利益，做到权威与协调并重，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成功做法。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契合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中华文明不可中断，中华民族不可分散，国家不可动乱，这是几千年以来中国政治文明最为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解放战争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于1948年颁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五一口号”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民主党派成员的积极响应，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希望中国走向统一而不是分裂，而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起捍卫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重任。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的政党制度应当是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联盟主体之间是友好合作关系而不是对抗竞争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形成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体多元的政党制度格局，是对中国大一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契合了中国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和合文化。和合文化强调不同事物之间在差异中寻找共性，主张对不同意见采取包容的态度，其本质是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政治文化的构成和民众心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参政党之间具有鲜明的“和”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共产党与各参政党在指导思想、政治追求和奋斗目标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具体体现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智慧地处理“同”与“异”的关系，能够求大同而存小异，以多党合作的卓越实践注释着“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外学者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了解不多、研究者也甚少。党的十九大以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宣传力度，扩大了党际交流，国外学者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了解程度进一步加深。他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选择和照搬苏联模式及西方政党制度，充分发挥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启示
（一）要尊重世界政治文明的差异性，立足于本国实际确立和发展政党制度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要符合该国的国家性质、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要符合该国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文化传统。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就存在着文明的多样性，而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由来已久。美国和英国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且都实行的是两党制，但却有着明显的差异，美国实行三权分立，英国却保留了皇室;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早在几千年之前就与中国往来，但政治制度却大相径庭。这就说明，国家的差别、民族的差别、文化的差别决定了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世界政治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不能将本国的政治模式强行推广给他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一道协商建国，确立了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对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进行不断创新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多党合作成效，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福祉。
（二）积极宣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中外政治文明互相借鉴与交流
其一，要讲好多党合作故事，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讲好中国政党制度的故事，并向世界介绍中国方案、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认同中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特别重视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中国经验，多党合作故事和经验是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传播中国经验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多党合作经验。讲好多党合作故事和经验应该主动作为，久久为功，加强海外宣传力度。为了加强海外宣传力度，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方针，传播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是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历史使命。2017年12月，北京召开的世界政党大会是增强中国共产党与国外政党之间对话交流的桥梁与平台，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国家宣传提供了范例。
其二，加强多党合作国际话语权建设。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必须要增强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定力，扩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国际上的解释力、传播力、影响力。要以开放的姿态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积极回应全球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中国多党合作的关切，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加丰富的世界价值;要辩证地看待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研究，解释、批判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误解、攻击，不断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鼓励我国的社科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学术组织，积极向海外推送高层次的研究成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上及时发声;将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能力与传播能力有机结合，拓宽传播方式，扩大辐射范围，充分利用新兴媒体的传播作用，扩大受众面。
（三）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研究，以执政党建设带动参政党建设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国内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党的建设研究成果比较多，但关于参政党自身建设历史和经验的成果较少。苏东剧变之后，对苏东国家剧变的原因教训开展研究并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予以比较的研究并不多。从较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到最新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专著，这些研究虽然侧重点不一，但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回到了党的问题上，不管是对党的历史的考察，还是对党的建设经验的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为党的建设服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研究不是无中生有，它有着特定的研究对象，这个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奋斗史中，逐渐发展成为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政党，其建设历程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足以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为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研究，一定要以国内目前丰富的相关党的建设研究成果为基础。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构成主体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要带动参政党建设，实现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的有效互动，共同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注入活力。
参考文献：
[1]? 王韶兴.政党政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3.
[2]? [美]莱斯特·里斯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10.
[3]? [意]G.薩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2.
[4]? [美]查尔斯·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68.
[5]? 王松，王邦佐.政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09.
[6]? 周淑真.政党与政党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
[7]?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6.
[8]? 赵静.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24.
[9]? 龚少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制度的双重超越及其类型学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07）.
【责任编辑：刘中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