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教育在我国的失落与重建
张晓军
摘要:现代竞技运动自传入我国以来,就存在强调功利色彩、忽视个体价值等问题。我国竞技教育一直受内外因素影响,不断产生错误的理解。当前,我国竞技教育的重建应回归奥林匹克教育的本来面目。在此理念指导下,吉林体育学院等已进行了实践。
关键词:竞技教育;竞技运动;奥林匹克;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12-0032-04
The loss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mpetitive education in China
ZHANG Xiao-jun
(School of Sports Human and Society,Jin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 Since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re have been such problems as emphasizing the utility value and neglecting the individual value. In China competitive sport has always been influenced by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factors; wrong understandings have kept coming out. Today,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petitive education in China, we should restore the original features of Olympic education. Guided by this conception, 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as performed some practices.
Key words: competitive education;competitive sport;Olympics;China
现代竞技运动这一来自异域的文化,自从进入中国起,国人就对其有着很多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竞技运动的教育价值的误读。竞技教育的缺失,是目前国内竞技异化的关键。本文通过梳理现代竞技运动进入我国的历史过程,力图找出国人对现代竞技运动,尤其是其教育价值误读的原因,同时提出重建我国竞技运动教育的思考。
1我国竞技教育的失落
奥林匹克运动所追求的是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即一种世界主义、和平主义的教育。而我国竞技运动的最高目标是为国争光。
奥林匹克教育与我国竞技运动教育主要差异并不仅仅体现在目标上,还在于实现目标的方式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强调奥林匹克理想的实现,首先是个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扩大到社会,最后扩大到国际社会,沿着一条由个体到社会,由微观到宏观的逻辑顺序。《奥林匹克宪章》明确指出:“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1]而在我国则更强调竞技运动参加者为国家利益或集团利益(例如全运会中的各省)的服从和牺牲,强调国家或整体利益的同时,表现出一种对个体价值的忽视。视运动员为实现整体利益、目标的工具,忽视了奥林匹克思想所强调的竞技运动与文化、教育相结合促进个体和谐均衡发展的核心精神,漠视运动员文化教育与个人价值,导致我国竞技运动出现种种异化问题。
2我国对现代竞技运动的认识过程
2.1近代中国对于竞技运动教育价值认识的偏差
1)对现代竞争观念错误理解的肇始。
甲午战争前后,严复翻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与进化观念,在当时中国社会引起巨大震动。严复引进的竞争观念尽管对当时国人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严复所引进的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竞争观与自古希腊以来的竞技运动所倡导的公平竞争的竞争观却完全是两回事。19世纪末,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流行,而这种提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观念契合了当时中国挽救民族危亡宣传需要,因而在中国盛行一时。所以近代国人一开始接触的西方竞争观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野蛮丛林法则”,对古希腊以来竞技运动所倡导的尊重对手、遵守规则、提倡竞争秩序与友谊团结的竞争观念并不了解。
在这种适者生存的竞争观引导下,近代国人最早引入的西方体育形式也不是竞技运动而是德国体操,尤其是兵式体操。甲午战争后军国民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崇尚军国民主义的德国与日本兵式体操成为当时中国学校体育的主要形式,“斯巴达精神”、“日尔曼铁血主义”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成为了体育的主要培养目标。
2)传统思维模式对西方竞技运动的误解。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竞争观念,还有着强烈的轻视体力活动的倾向,古代中国没有“体育”这个整体性概念,类似现代体育的武术、健身性娱乐游戏、养生术等等都属于“末学”,难登大雅之堂,限制了近代以来国人对现代竞技运动的全面认识[2]。
西方竞技运动进入中国之初,国人对其相当陌生,从表面看,竞技运动类似中国古代蹴鞠之类的各种游戏活动,所以向来为正统士人所不齿,仅仅存在于外国租界洋人游戏或教会学校的体育课之中,并未引起国人重视。
随着国内进化论流行与军国民主义兴起,德式、日式兵操盛行,近代国人开始关注西方竞技运动,认为竞技运动同样可以起到尚武强国的作用。近代中国的几次运动会无不打出这种旗号。例如,1905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第一次运动会的高来宾文中称:“日本体育专重击剑、柔道二门,其国民忠勇报国之精神,实职于此,英国则以打球为国民教育法而养成国民气节。”并认为参加体育运动可以培养人“临事不辞难,事君不惜死节”的精神;四川省第一次运动会章程也认为运动会宗旨是“养尚武之精神”[3]。此时国人心目中,竞技运动又被等同于中国古代的“武”,被赋予了强烈的军事与政治的实用价值,而现代竞技运动在培养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价值,则完全不被认识。这种功利主义认识由于契合国人传统思维模式,对日后中国体育发展影响是深远的,直接导致1949年后我国竞技运动长期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国策产生。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人往往都是服从于国家或宗族的“臣民”,缺乏以个人为中心、个人全面发展的观念。对此,国内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往往是从团体或集体出发而构想……(个人的)人格只能从属于或溶解于一个更大的集体生命中,并从中得出本身的生命权和自由权,即生命的意义。”[4]古代中国尽管也有“文武全才”的教育观,但个人至多是“文武全才”的“国家栋梁”——服务于国家需要的工具,而缺乏独立人格。此外,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从未得到充分发展,基于自由市场竞争而发展出的近代个人观、竞争观都缺乏发展的土壤。这种传统思维方式与近代社会环境使得国人无法真正认识现代竞技教育思想的本质,导致西方竞技教育思想进入中国后发生重大变异。
3)现代竞技运动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变异。
一是近代学校体育中的“放羊式”教学。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近代中国学校体育中占主导地位。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体服从于整体,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拥有绝对权威的教育观完全不同,而当时大多数体育教师也缺乏对美式教育模式的了解,导致了体育教师在教学中找不到自己位置,而放任学生自由游戏娱乐,出现了“放羊式”教学。
二是竞技运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竞技比赛优胜可以引起社会对参加竞技比赛的学校或团体的重视与注意,这是近代国人对于运动竞赛的共识。尽管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学者和教育家呼吁抵制这种锦标主义观念,但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却使这种状况却愈演愈烈,20年代以后伴随着竞技运动在国内广泛开展而更为盛行,出现了学校或社会团体只注重培养个别优秀运动员的“选手制”。竞技比赛完全服务于某些团体利益需要,其内涵教育价值则无人问津。
三是近代国人对现代竞技运动教育观念的曲解。1935年,蒋介石在民国第5次全运会开幕训词中强调:“竞赛之目的,在于有规律动作之中养成守纪律、尚合作及勇敢服从,诸种之德性。”[5]国民党元老雷震在谈到全运会时,也认为:“普通人在普通地方可以随便,但是一进入大会场,自然很守规则,我们要训练全国人民,这不是大好机会吗?”[6]中国传统的守纪律、服从权威的“臣民”品德被植入竞技运动教育观念之中。
第一个观摩现代奥运会的中国人宋如海把“奥林匹亚”翻译成“我能比呀”,只关心通过运动竞赛来为国争光;甚至连曾经留学美国,非常了解现代奥林匹克思想的体育学者袁敦礼[7]也认为,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和平的精神不过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传统思维模式导致国人对现代竞技运动教育价值作出了种种误解。
2.2建国后对竞技教育误解的延续
建国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界一直受前苏联的体育观念影响。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除了在学校体育中盛行苏联模式外,我国竞技运动也仿效前苏联的举国体制,国家重点投入保证训练出优秀运动员以便在国际赛场上为国家争光,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竞技运动的错误认识及对竞技运动教育价值缺乏认识,在旧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拜金主义、个人利益至上等开始侵蚀竞技场。
3我国竞技教育的重建
3.1回归奥林匹克教育的本来面目
现代竞技运动原本就蕴含了丰富的教育功能,从西方竞技运动的源头——古希腊奥运会开始,直到近代体育的英国户外竞技与美国新体育思想,无不强调竞技运动在培养均衡和谐发展的人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奥林匹克思想是现代竞技运动教育观念的集中体现,在奥林匹克思想体系中,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学习其竞技运动与文化、教育相结合促进个人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公平竞争精神与和平友谊精神。因为这些理念正是我们近代体育所失落的东西。公平竞争精神与和平友谊精神的弘扬则有助于改变国内赛场种种不良现象,改变公众片面关注奥运金牌数量的锦标主义的局面,推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3.2构建中国的竞技教育
美国学者亨廷顿[8]指出,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事物在被移植到非西方的社会中,往往被用来加强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东亚社会,和谐与合作被认为优于分散与竞争,竞争与冲突被认为是危险的。建立在西方的竞争与变化的价值观之上的民主制度在被应用于东亚社会时往往被用来产生共识,而不是保护竞争。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学术界进行过一场关于“人文奥运”[9]的广泛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对奥林匹克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也进行了深入讨论。但同时也可以看到过于简单地处理中国文化传统与奥林匹克思想之间关系的问题。例如,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和谐社会建设,不少学者就提出促进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与奥林匹克的公平、和平思想的结合。实际上,奥林匹克的公平、和平的思想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多元主义基础之上,强调制定规则来协调竞争,避免竞争的无序。而中国传统的“和谐”尽管也强调“和而不同”,但根本上希望消除竞争与对抗,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忽视这一点,很容易重新走上近代以来那种从实用功利主义出发,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去曲解现代竞技运动的老路。
在移植现代竞技运动价值观的问题上,与其强调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融合,不如重视二者的矛盾与冲突,这样才能及时作出合适的协调。对于这种协调的理论前提,李泽厚[10]指出:“既然经济生活的时代发展是现代性社会道德的真实基础,没有这种经济生活的社会便不容易生长出现代性道德原则;在已有这种经济生活的社会,便不必要从理论上输入西方价值观或强行到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在竞技运动的价值观领域中,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基础上的个人独立、公平竞争,乃至奥林匹克思想所提倡的个人身心均衡发展、拼搏进取、和平友谊等等无疑都属于由现代经济生活所决定的“公德”,在现代社会具有普世性,应当成为我们构建中国竞技教育的基础。
3.3重建我国竞技教育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开始意识到我国运动员文化素质低下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开始受到普遍重视[11-12]。从专业体育院校到综合性大学都开始探索高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竞技与教育相结合的实践道路,出现了“清华模式”、“南京模式”、“吉林模式”等较为突出的范例。
吉林体育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确立了“厚德博学、育人夺标”的办学理念,积极探索竞技与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创造了重要理论成果《竞技教育学》。该学科率先探索当前我国竞教结合的理论前沿,成为当前我国重建竞技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其成果被收入瑞士洛桑的奥运历史博物馆。进入21世纪以后,吉林体育学院针对当前国内竞技体制改革现实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客观条件,提出“教育、竞技、科研、企业四结合”办学方向,积极探索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国竞技与教育相结合的新道路。在多年实践中不仅大大提高了吉林省运动员综合素质,并培养出100多名世界冠军。
南京体育学院从20世纪末开始,创立了“三位一体(教学、训练、科研)、突出重点、办出特色、共同发展”的办学思想,不仅深入研究了运动队院校化的问题,而且还积极探索了“运动员学生化”、“教练员学者化”、“训练也是教育”等问题,积极倡导“教书育人、训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互动共进的发展观念”,极大地促进了江苏省竞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在2005年第10届全国运动会上,江苏省首次夺得金牌总数第1名的好成绩,2008年北京奥运会江苏省又以8枚金牌在国内“领跑”。
我国竞技运动教育价值的缺失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首先,现代竞技运动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异域文化,国人对其认识和理解一开始只能从自己文化传统中寻找近似的事物进行牵强附会的理解;其次,自近代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将其投入救亡或振兴民族的实用目的之中;最后,近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一直不完善,而以此为基础的许多与现代竞技运动密切相关的价值观念,如个人独立、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等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国应该构建中国的竞技教育,一方面要积极吸取西方竞技运动和现代奥林匹克的积极思想,如自由平等、公平竞争、个人身心均衡发展及世界和平观念等等。同时还要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特征,从而实现中国竞技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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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寿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