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诗再现： “一带一路”沿线少数民族电影共同题材研究
牙森江·买提尼牙孜
一、 问题的起源
电影是一种公众娱乐手段，同时也是传播文化的媒介。其在创造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往往还弘扬以电影故事为背景的民族或更大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观众是电影最基本的消费者，他们对某一电影或某种电影类型的评价直接影响整个观影者的态度。平等、包容、开放、共享的电影话语需要共同的文化记忆。回顾西方媒介史不难发现，西方媒介很早就开始通过文学题材尤其是口头文学题材来传达自己的文化观念。神话、传说、童话、史诗等口头传统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界各地，并逐渐造就了对西方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影像、情节甚至叙事程式的心理认同。这也是取材于西方民间故事题材的电影之所以会赢得全球性认可的缘故。换而言之，电影作为与时俱进的新媒体，其超界的发展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为基础。
丝绸之路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孕育了中西双向文化交流。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及辽阔的西域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的重要空间。史料记载和田野调查均证实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拥有共同的口头文学传统。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民间叙事诗。民间叙事诗作为丝路之路上最古老的共同话题，既能为“一带一路”类型电影提供宝贵的资源，也能为中国电影工业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新机遇。以下将深入探讨“一带一路”战略下沿线民族的叙事诗传统以及它们对促进電影事业的作用。
二、 丝绸之路赋予的共同话题
2013年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赢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到2017年的“4年来，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支持 ‘一带一路建设……影视桥、研讨会、智库对话等人文合作项目百花纷呈，人们来往频繁，在交流中拉近了心连心的距离”。[1]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涉及沿线的65个国家和多个民族。沿线国家和民族通过这个宏达的战略将得到经济和文化发展历史契机。各国之间的人文合作交流亦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中之重。
古丝路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是时下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的基础。古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时期，狭义上一般指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一条连接东方与西方的陆上通道；广义上包括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它横跨四大文明古国和三大宗教发源地，形成了东西方对话的多元化通道，将中华文化延伸到五湖四海。
丝绸之路既是商贸之道，也是是“文化线路”，它见证了历史上的中西诸多文化交流事件。“说道中西文化交流，就不能不强调西域。”[2]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的兴盛离不开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北方民族是我国北方和西北边疆地区的主要开发者。”[3]他们奠定了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互相依存和共同发展的历史必然基础。我国多民族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与沿线民族文化有机的统一，成就了中国文化的“走出去”。中原文化经西域传往西方国家，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源源不断地进入西域，最终汇入我国中原文化。丝绸之路堪称一条连接沿线多民族文化的纽带，因此，不少学者把丝绸之路称作“民族融合的走廊”。相关学科的研究表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迄今为止仍在语言、饮食、服饰、原始信仰、口头传统等方面拥有共同的文化沉淀。这些共同（或者相似性）因素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一新形势下可成为沿线各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对话点。
影视作品作为海纳诸多文艺形式及文化因素的话语模式，可再现沿线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记忆，而口头传承又可为影视作品提供有效题材。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取材于西方口头传统历史的《杰克与魔豆》《灰姑娘》《野兽与美女》《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和《特洛伊》等电影的大获成功，便证明具有相似文化内涵的情节很受观众的青睐。西方电影的题材相当一部分都与《格林童话》《安德生童话》《希腊神话》等传统口头文化基因有密切关系。这些口头传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各地民间，与本土口头传统水乳交融，最终产生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各种变体。例如，“仅在欧洲，‘灰姑娘这一故事就流传着 500 个以上的文本，异文数量已经超过700个”。[4]倘若以“灰姑娘”为启发点，可发现西藏与印度、东北地区与日本、西北地区与印度和阿拉伯民间文学之间潜在的密切关系。这说明此类故事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原型变体并且很受人们的青睐。根据该民间故事改编的影视作品自然也就能得到同属这一文化圈内观众的欢迎。
出于一些历史和社会原因（加之独特的地理位置），我国北方生活着不少跨国民族。“我国少数民族几乎都在‘一代一路沿线”。[5]这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与国外沿线民族之间产生相似口头传统行为的主要土壤。在古代，随着丝绸走向世界各国的华夏文化同时也带动了毗邻民族的口头文学发展，并拓展了本土文化的运作空间。而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口头文化自然也对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其中较为明显的是以活态形式流传至今的叙事诗。 口头叙事诗所拥有的主人公、情节以及主题在许多沿线民族中都是共有的。笔者认为我国北方民族的口头叙事诗具有一定的文化感染区域，如果通过影视作品的方式进行对话，将有助于提高我国软实力，对促进沿线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推进作用。
三、 沿线民族的叙事诗传统及将其改编为电影的可能性
多元化、开放化的丝路文化孕育了集民族性、复杂性、集体性和口头性为一体的民间文学。其中民间叙事诗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民族标志性口头传统之一。口头叙事诗指带有复杂情节的韵文故事，广义上可包括史诗和民间叙事长诗两大类。具有篇幅较长、故事情节复杂、人物形象丰富、来龙去脉清晰等特点。
史诗在丝路民间文学园地中的历史最为悠久的载体之一，是原始英雄崇拜的产物。它一般以神话英雄的事迹或氏族、部落、种族的历史演变为主要脉络。至于丝路沿线各民族史诗，从已消失的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迦美什》，到仍以活态形式活跃在民间的史诗《江格尔》，以及《希伯来史诗》（古希伯来）、《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印度）、《列王记》（伊朗）、《格萨尔》《玛纳斯》（中国）等，可谓是数不胜数。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北方民族的史诗数量也极其可观，“据不完全统计，蒙古民族的史诗就多达600多部”[6]，此外还有哈萨克族的《阿勒帕梅斯》《勇士奥乌孜》，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乌古斯可汗》《勇士秦铁木尔》等享有盛名的史诗，都是中华多民族民间文化中的璀璨瑰宝。
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中还流传着大量的民间叙事长诗，其中就包括我国的乌孜别克、维吾尔、塔吉克和塔塔尔等少数民族。包括我国新疆的中亚地区叙事诗长诗普遍被称呼为“达斯坦”。其内容涉及爱情，其内容涉及于爱情故事和历史事变。著名的爱情达斯坦有《帕尔哈德与希琳》《乌尔丽哈与艾木拉江》（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萨里哈与萨满》（哈萨克族）、《奥勒交拜与凯西木江》（吉尔吉斯族）等。除此之外，在土库曼、塔吉克、阿塞拜江、卡拉卡勒帕克、雅库特、哈卡斯、阿尔泰等中亚民族的民间文学格局中，民间叙事诗也占据了重要地位。
表面看这些史诗和民间叙事长诗的名称有所差异，但实际上它们的主体、人物和情节都存在大量共同因素，如《帕尔哈德与希琳》《莱丽与麦吉侬》《阿勒帕梅斯》等口头传统流行于整个中亚地区。行文至此，可断定沿线民族的特殊地理环境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提供了口头传统传播的空间，所以包括叙事诗的口头传统变成了他们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电影想要搭上“一带一路”的顺风车赢得发展契机，就需要孜孜不怠的从民间叙事诗中摄取营养。为此首要条件就是务必理解民间叙事诗的内容。综合而言，沿线民族史诗和叙事长诗基本内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原始时期或早期社会人类与自然抗争的经历。“丝路英雄史诗是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这一特殊历史阶段英雄文化的结晶”[7]的英雄除妖降魔；饥饿寒冷、自然灾害带来的恐惧和刺激；渺小脆弱的人类拥有的战斗精神等等，都是史诗的主要题材。
其二，原始部落或氏族的迁徙、国仇家恨和忠君报国。如丝路上的许多民族历史上的多次迁徙；为了保家卫国众人抗击入侵之敌等；这类题材的史诗往往充幻想和神话色彩。比如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描述了大约明朝末年，卫拉特部族的一次大迁徙。卫拉特部族受到俄国沙皇的迫害，他们在12个英雄的率领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于1777年初回归祖国。其中贯穿的爱国情节不仅丰富了《江格尔》的内容，也在蒙古同胞的心里缔造了和谐发展国家的梦想。
其三，爱情与婚姻。爱情婚姻题材几乎在所有文学作品中都颇受欢迎。史诗也好，叙事诗也罢，“英雄配美人”的母题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结构单元。叙事中的仙女有着闭月羞花之貌，常常成为部落之争的导火索。她们跟英雄的相遇即是美丽的邂逅，也是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开头。有时酝酿一场灾难，有时牵出一段恋情。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史诗《吉尔迦美什》便讲述了吉尔迦美什和女神伊施塔之间由爱生恨的复杂关系以及导致的殊死搏斗。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不少民族和我国新疆少数民族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婚姻叙事诗。王子和公主、半人半神的英雄和仙女、穷小子和富家女之间的爱恨情仇贯穿于此类作品。他们之间的爱情常常遭到长辈、同胞、朋友甚至整个社会的反对，最终以悲剧告终。如《莱丽与麦吉侬》《拜合拉姆王子与迪丽阿热木公主》等。
显而易见，沿线民族包括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叙事诗的情节跌宕起伏，着重围绕英雄人物的典型事迹展开，戏剧特点明显。口头叙事传统不是抽象的抒情，而是井然有序，有选择性的口头事件的叙事。其具备一定的电影因素，故转换性也较强。这些符合叙事诗跨越媒介的要求，也具备将它们搬上大银幕的可能性。至于影视作品类型，笔者认为有史诗电影、魔幻电影、民族志电影和爱情电影可供选择。形式上则首选真人版或动漫版。
史诗电影是展示超于普通人物的业绩和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电影。该定义是《伊利亞特》和《奥德赛》等典型史诗的叙事特点介入电影领域的表现。所以学者认为，“史诗电影反映了人类的野心、焦虑、希望和幻想”。[8]苏珊·海沃德认为史诗电影作为宏大壮观的电影类型拥有电视无法比拟的优势。导演和观众对史诗电影的看法和理解依赖于口头史诗中的宏伟场景、复杂情节、文化背景和民族志观点。假如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乌古斯可汗》《勇士秦铁木尔》等史诗中的不朽英雄置于古丝绸之路这一文化记忆的空间，与此同时将展示出他们（英雄们）在古代多民族中华文化中贡献，再加上把这些因素汇聚在大西域的地理空间完全有制作史诗大片的可能性。
这一点与本文前部分所提到的蒙古史诗《江格尔》中的典型事件“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就完全符合。史诗作为与人类早期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诸多原始宗教元素。不少史诗中都出现了“萨满”“巫婆”“圣人”等神话形象和魔幻色彩浓烈的神器、神兽。如玛纳斯、格萨尔、秦铁木尔等英雄的飞马、雄鹰、圣剑等就可为电影增添魔幻色彩，有机统一了现实的虚构的叙事；勇士秦铁木尔为了保护妹妹、捍卫家园，同七头妖殊死搏斗，最后凭借雄鹰和圣剑之力战胜了象征邪恶的七头妖；有些史诗以人类抗衡自然之力为主线，拥有极快的叙事速度。这些元素都能给史诗电影添加必要的影视符号并增强电影的感染力。
大部分丝路史诗的内容涉及到部落、氏族或民族历史上的特大事件，反映出当时人类生存相关的大量信息。我们可以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以便了解沿线各民族的古代习俗、思维形态、经济模式，甚至还能对中原地区与西域民族区域之间的文化交往。所以某种意义上，史诗是“民族志”电影的理想素材。自然，史诗向电影的转型还离不开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和艺术学等学科严格意义上的协助。如篇幅在2000万字左右的大型史诗《玛纳斯》，富有原型人物，讲述了玛纳斯等一系列英雄带领柯尔克孜民族驱逐外敌、成长发展的经历。在该史诗中神话、传说、魔幻故事等古老民间口头传统占据了较大篇幅。作为游牧民族的一种民间口头传统形式，其蕴涵了大量与生存条件和非物质文化相关的田野语境，如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原始宗教信仰、人与自然之争、对传统文化的执着等等。美国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的民族志电影《北方的纳努克》，我国民族志电影奠基人谭碧波先生的著作《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等均可给予相应的启发。就这一点来看，笔者相信如果将《玛纳斯》拍为民族志电影，它的成就和感染力不会仅仅局限在柯尔克孜一个民族，必然会在其他民族中也产生共鸣。因为“《玛纳斯》对我们了解以柯尔克孜为代表的丝路民族早期社会生活中的宗教习俗，也有重要的价值。”[9]?
“爱情婚姻”算是口头文学永恒的主题，沿线民族口头文学也不例外。电影类型往往能决定叙事的程式和电影因素。如大部分爱情婚姻叙事诗都沿着男女恋人背叛和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情节发展，表达男女主人公追求自由、向往爱情的美好意愿。其中代表统治阶级的情敌设下阴谋诡计加以迫害，使得一对有情人天各一方，悲惨地度过余生。这种叙事程式赋予了爱情叙事长诗改编为爱情电影的可能性。
结语
“文学改编成电影是从电影诞生那一刻起便开始建立的传统。”[10]许多口头叙事诗凸显出与其他媒介形式主题、风格上的亲密关系，自然也就产生出许多其他媒介共享之品。“‘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11]电影作为数字时代的公众媒介，把历史记忆通过声音和图像再现在新时代观众的眼前。沿线民族口头传统包含的民间类型故事和原型意向，超越时空流传于整个“丝绸之路文化带”，形成了沿线文化心理认同。这种心里认同能超越文明隔阂，促进文化共享，为我国电影工业开辟新局面，为电影企业的“走出去”奠定基础。叙事诗是丝绸之路最广为流传的故事类型。影视作品中，倘若就叙事诗进行重现和改变，有机运用我国中原地区、西部地区和国外沿线地区口头叙事中的原始类型因素，是就“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最好的诠释。这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软实力，带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也会推进以现代媒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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