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校体育教材百年发展
耿培新 吴慧云 姜贺
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教材编写工作。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对体育教材的建设指示或论断，为体育教材的编写指明了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学校体育教材的研究、编写经历了艰苦的探索、学习、徘徊、改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许多思想和教材至今依然熠熠生辉，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挖掘。本文对党领导的体育教材百年发展概况、百年体育教材建设的特征和规律做了梳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体育教材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体育教材;百年
中图分類号：G633.96?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5-2410（2021）06-0012-05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首百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艰苦辉煌的奋斗历程，领导全国人民创立了和平稳定、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政策支撑和机构保障。体育教材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最初的儿童游戏读本到中小学体育教材，从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到全国各地，日益发展，成熟壮大。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思想上不断解放、制度上不断完善，在创造中国特色、走向世界一流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可以说，一部党的百年奋斗史，也包括了一部学校体育教材的成长史、发展史。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教材百年发展概况
（一）苏区时期：体育教材的红色基因
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以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为中心，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革命根据地。由于革命需要，创办学校、编写教材开始发展起来。
党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等均曾有过体育救国的思想和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徐特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大力倡导体育运动。恽代英担任《中国青年》主编时，非常重视学校体育思想和内容的传播，曾发表《学校体育之研究》，倡导改良学校体育;徐特立针对沿用苏联的体育教材观点，提出应该结合苏区实际，编写适合苏区的体育教材。[1]以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徐特立为代表的早期党的领导人的学校体育和课程教材建设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和立足于国情，为我党体育课程教材建设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1年11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的初等教育局和高等教育局按类别组织领导开展学校体育活动。[2]列宁小学、红军学校、列宁师范学校、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等大中小学校先后创办，各学校等都大力开展体育活动，列宁小学每周安排有游艺课程，包括体操课程及军事游戏等课程。[3]1934年4月颁发的《教育行政纲要》规定另设编审局，领导编审教材事宜。[4]《小学课程教则大纲》对全苏区的小学课程标准做了统一规定，规定游艺课程注重培养并发扬儿童艺术上的创造性和集体行动中的自我组织能力;《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专列内容对体育运动场做出了要求。1934年4月，中央教育部把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和中央教育部制定、批准或审定的24部教育规章以及兴国县乡村教育经验总结汇编成册，称为《苏维埃教育法规》。[5]教育机构的建立和法规的颁布，为学校体育的发展和课程教材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条件保障。
体育教材作为党领导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高度重视，先后编写了《儿童游戏》《各种赤色体育规则》《田径赛训练法》《柔软体操》等教材。1934年4月，张爱萍、周恩来批准编辑出版《少队游戏》和《少队体操》，作为少队游戏体操的基本训练材料，并评价为：“内容编制，都还适宜;不仅可作少队游戏的教材，对于儿童团与列宁小学的学校同样适用。”[6]《各种赤色体育规则》详细解释并分析了体育动作，包括田径与球类竞赛训练方法、比赛规则、运动场所的整理布置等，并配有插图。体育教材建设在战争环境中形成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战斗色彩，红色基因刻入了体育教材的灵魂。
（二）边区时期：为新中国体育教材事业指明方向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党在延续中央苏区时期的教育体系基础上，扩大了教育规模，注重提高教育质量。1938年中共扩大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报告，提出“广泛发展民众教育”“发展各种补习学校……和体育运动”;叶剑英发表《加强体力》，李富春发表《开展体育运动》，其他党的领导干部发表《对体育的几点意见》《体育漫谈》《体育的功能》等，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体育本身的问题，推动了边区体育运动和体育研究的开展。[7]与此同时，各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为学校体育和体育教材的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提出：“废除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在制度方面，1937年颁布《小学教育制度暂行条例草案》，并于1939年开始推行“普及教育计划”;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颁布《陕甘宁边区小学法》，规定“小学教材需一律采用教育厅编辑和审定的课本及补充读物”。[8] 1939年8月公布《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规定体育为初小、高小课程，该规程于1941年修订后，规定健康教育设体育、卫生课程。在机构设置方面，由边区政府行政部门负责编辑和审定新编教材。
学校教育的迅速发展，教材的实际需求迅速增加。1936年4月，晋绥边区民教处审定、晋绥新华书店发行的《卫生课本》，内容包括生活与生理卫生运动和休息。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发行《体育游戏》教材，包括柔软体操和体育游戏两部分内容，适用于小学体育课程。1942年1月，“延安新体育会”成立，负责编译、编写体育教材，开展体育理论的研究工作。这一时期除陕甘宁边区外，其他抗日边区、根据地也在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建立教育行政系统，加强了对各级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编写或印发了适合抗日战争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体育教材。
在党的领导下，无论是在陕甘宁边区还是在各地边区以及后来的解放区，体育教材一直在实践中持续发展。体育教材经受了革命的洗礼和实践的检验，中国共产党人的体育思想和实践，为新中国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承前启后，在探索中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教材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毛泽东两次提出“健康第一”的要求，政务院于1951年发布《关于改善各级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强调学校体育和卫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刘少奇提出：“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健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周恩來提出：“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五年、十年、十五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成为指导新中国学校体育教材研究和编写的重要方针。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成立。1949年11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其前身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提出中小学教材必须实行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社长。教育部于1950年颁布了《小学各科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其中包括《小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是新中国第一个有关体育课程和教材的文件。
1954年，教育部体育指导处筹备组建了“中小学和中师体育教学大纲编写组”，人民教育出版社组建了体育编辑室，于1956年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1961年颁布了第二套中小学体育教材（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合编为一册），1978年编写了第三套中小学体育教材。在党的领导下，体育教材建设在探索中前进，编写了多种体育教材，还编写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体育教材。
（四）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解放思想，创新发展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指出重视教育工作“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他还指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要编通用教材，引进外国教材作参考。[9]教材建设工作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在全国广大体育教材编写工作者的辛苦耕耘下，出现了飞速发展的势头。1985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1985年1月，国家教委颁布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确立教材编审制度;同年9月，成立了包括中小学体育教材审查委员会在内的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分别负责审查各个学科的教材，建立了中小学教材审查制度。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发，提出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宗旨，明确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体育教材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共编写出版了第四套（1987年）、第五套（1990年）、第六套（1993年）、第七套（1996年）和第八套（2000年），各地编写的体育教材也繁花似锦。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编写出了二十多套体育教材。
（五）21世纪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21世纪的前20年，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教育事业快速发展。2007年5月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颁发了一系列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文件，指引着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发展，中小学体育课程教材建设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
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全面贯彻党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宗旨，以学科素养为核心，按照科学规范的方法研究、指导体育教材工作实践，编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教材，成为这一时期体育教材工作的重要任务。随着课程改革理念和课程体系日益成熟，包括幼儿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在内的体育教材蓬勃发展，达到了百年来体育教材发展的高位水平。
党对教材的高度重视和全方位的设计、规划，引领着体育教材在具有中国特色、创造世界一流的大路上不断前进。
二、中国共产党体育教材建设的百年历程
据现有资料显示，百年来编写的各级各类体育教材总量超过1500册[10] ，其中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编写的体育教材超过千册（套）。这些体育教材，共同组成了党的教材建设事业的伟大蓝图。通过梳理归纳，可以发现体育教材建设的百年推进特征及内在规律。
（一）始终高度重视体育课程教材建设
从中央苏区到陕甘宁边区，党对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重视始终不忘以人民幸福为宗旨的初心。1933年，苏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小学课程与教则草案》，在第二章第七款中的“运动”提出了小学四个学年的体育课程内容。1940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在《边区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草案）中就提出，各级各类教材编写的总体原则以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理论为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颁布了7套体育教学大纲，2套体育课程标准，审定了多套体育教材。虽然党对体育教材的领导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但坚持健康第一、高度重视体育课程教材建设，历经百年，始终如一。1983年“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邓小平亲自题写所名，并亲自过问、支持教材编写等工作。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成立的高规格教材管理机构。
（二）体育课程教材建设思想不断发展
百年来，党的革命和建设任务不断发展变化，体育教材编写思想随之与时俱进，具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学校教育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不断升华和发展，标志着学校体育课程教材指导思想迈入崭新的历史时期。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周年之际给人教社退休老同志回信中指出，教材建设要“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重要思想，成为新时代教材建设包括体育教材建设的根本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