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历史与文化的关系
张齐超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三位重要人类学家的作品,得出关于历史与文化的三种不同理论:格尔茨将历史作为一种文化文本;萨林斯认为文化与历史相互界定的,历史是结构化的过程;沃尔夫是将历史视为物质关系的发展过程,文化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放在政治和经济的脉络中解释。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文化文本;结构化历史
中图分类号:D64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1-0091-02
二十世纪70 年代以来, 人类学日渐注重历史研究的视角, 关注“他者”的历史和文化。不过如何将文化分析与历史有效结合起来,仍是一个很重要也很难回答清楚的问题。本文选取三位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马歇尔·萨林斯和埃里克·沃尔夫——作为案例,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历史作为文本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格尔茨不仅对人类学产生重要影响,在历史学界也有众多研究者引用他的观点来展开历史研究。格尔茨抛弃了泰勒式的“文化作为复杂综合体”的概念,转而将文化的范围缩小,以提高分析的可靠性,他的文化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2](P.5)这些意义之网就是文化,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理清意义的结构。意义是公共性的,是可以通过外在的符号观察到的。格尔茨建议采用“深描”来实现对文化的阐释,所谓深描就是对当地人阐释的阐释,是一种二级三级的阐释。在格尔茨看来,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文本来解读,“就像解读一份手稿”,[2](P.11)通过对意义结构的阐释获得地方性知识。
将文化作为一种文本,这一类比本身就表明格尔茨的文化分析更注重共时性的分析。一些历史学者认为这种共时性方法恰恰是历史学者所需要的,“于优秀的历史研究而言,充分意识到共时性要比充分意识到历时性更为紧要。从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对历史学者来说,知道如何悬停时间要比知道如何叙述其流逝更重要。”[7](P.175)
格尔茨的历史人类学代表作为《尼加拉:十九世纪的剧场国家》。他区分了三种历史写作方式:第一种是按照编年体方式将历史描述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前后相继,第二种方法是将历史变迁作为相对连续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强调结构性模式,而他声称将使用民族志方法。[3](P.5-7)之所以采用这一方法,是因为他认为关键问题是理解别具一格的印度尼西亚印式化国家这种古代政体的结构,即尼加拉模式,并借助这一模式去理解和建构五世纪到十五世纪的东南亚古代印式国家。他将巴厘国家视为一种展示性的剧场国家,巴厘政治本质是象征行动,可以作为一种文本来解读,仪式、宫殿、技术、社会组合、观点、乐曲等都是可供供解读的文本。在这一分析中,“格尔茨驳斥解释的模式和起因的追寻……《尼加拉》提供了遥远国度的某一往昔时代的深描,以地方性知识来研究地方史。时间仅仅是另一种置换模式,一种更进一步的疏隔。”[1](P.24)
格尔茨的文化理论和历史研究中,文化被当作已经完成的产品来对待,共时性远重于历时性。是网,而不是编制,是文本,而不是文本化受到格尔茨更多的关注。因此,一些学者质疑格尔茨文化分析的有效性,例如Roseberry对格尔茨关于斗鸡研究的评论:“荷兰和后来的印尼是禁止斗鸡的,如今它在村庄的隐匿角落半公开地举行……它们暗示斗鸡(虽说不能化约成)国家形成与殖民主义的政治过程有亲密的关系。它们也暗示,在过去八十年,经历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变迁,如果它是一种文本,那么它是被书写成某种深刻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之过程的一部分的文本。”[5](P.23)
二、结构式历史
马歇尔·萨林斯的理论是多变的,从早期新进化论到二十世纪70年代全面转向结构主义,再到80年代转向实践理论,开始历史人类学研究,代表作为《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和《历史之岛》,本文要讨论的是他的历史人类学。
结构主义人类学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文化理论对历史强烈的排斥,重视系统,轻视事件,重视共时性,轻视历时性。萨林斯声称这种二元对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发现结构,反之亦然”。[4](P.233)这里“结构”主要是指文化结构,如男人、女人、头人、姻亲、旁系亲属等文化范畴和符号。人们正是借助这些符号和范畴在世界上生活,并且根据这些范畴来应对各种情境,但也正是在人们的实践中,这些符号和范畴的意义被重新估价、重新界定,系统或结构自身也或多或少地被改变了,或者以再生产的方式,或者以结构转型的方式。在萨林斯看来,历史不再是文化的背景或情境,相反,“历史乃是依据事物的意义图示并以文化的方式安排的……也可以倒过来说:文化的图示也是以历史的方式进行安排的”。[4](P.1)也就是说,历史过程主要是文化的,是被文化所界定的,另一方面,文化不是共时性的范畴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是历时性的动态的。或者说,历史是有结构的,结构也是历史性的。
结构主义的历史观只重视对长时段结构的探讨,而轻视事件的地位,结构和事件是不相容的。萨林斯并没有简单的放弃结构和事件的对立,而是重新界定了二者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事件是一个普遍现象独一无二的现实化,是一种文化模式的偶然实现”,[4](P.1)但是事件尽管有其独一无二性,但这并不成为构成事件的条件。“只有当事件在文化系统中和通过文化系统而被挪用时,该事件才获得一种历史意义。”[4](P.11)换句话说,要认定事件之为事件,须以结构为前提的,事件将导致怎样的结果,要取决于怎样被解释。因此,萨林斯提出“并接结构”的概念,插在结构和事件之间,表示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文化范畴在实践上的实现。十八世纪70年,英国航海家库克途径夏威夷群岛,被当地土著当做罗诺神对待,数月后,库克船长返回夏威夷群岛却被同一批土著人杀害、肢解。这是个偶然的事件,但是只有放在夏威夷人的文化结构中来,这个偶然的事件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造成了夏威夷文化的再生产和结构转型。
萨林斯的历史和文化的理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历史性”,[4](P.7)不同的文化秩序拥有它们各自的历史实践模式。同样在这个例子中,夏威夷土著按照自身的方式将库克船长到来和被杀这件事吸纳到自身的历史实践中来,也就是说将外来的事件转化成内部的结构。而人类学在遵从这一风俗逻辑,从当地人的文化出发之后才能更好的理解历史进程。
三、历史作为文化差异与物质过程
埃里克·沃尔夫是人类学中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受教于文化生态学学家斯图尔德,深受其物质论文化观的影响。沃尔夫关于历史和文化的理论在他最主要的著作《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得到充分讨论,下面我将结合这本书来分析沃尔夫对文化和历史的见解。
在沃尔夫看来,“没有历史的人民”这种观念的产生是与封闭的、自足的和相互独立的文化理论密切相关,而这种文化观念的产生是适应近代欧洲国家谋求自身的认同与独立的愿望。这种观念影响下,欧洲与非欧洲国家是相互独立的,并且欧洲被认为是文明发达的,拥有历史的,而非欧洲国家则被认为是落后、统治和没有历史的。
沃尔夫认为人类学需要将文化放在历史中,但是历史是一种物质关系之发展过程。为解释这一历史,他借助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并构造出三种:资本主义的、贡赋制的和亲族制生产方式。每种生产方式都会导致社会群体之间和各部分的联结,也制造出自身的分裂和对立,造成性别、等级、阶级等差别。沃尔夫所持的文化观是物质论的,即文化的产生与变迁有其物质基础,文化是人类在应对世界时形成和应用的一整套物体、技术和知识等工具性形式,以及对这些工具性形式的阐释和合理化,观念体系是基于生产方式而产生的。因此在具有内部差异的社会中,文化也不是一致的,而是多样和差异的,沃尔夫建议用“文化丛”代替单一文化的概念,在历史进程中它们在应对决定因素时不断地建构、重组和分化。
运用这种理念,沃尔夫分析了1400年至1900年,欧洲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欧洲对美洲白银的寻求、皮货贸易、奴隶贸易、在亚洲国家寻求新财富、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在世界范围的迁移。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民族国家、社会结构、文化形式发生转变,并且这种转变与非欧洲世界紧密相连;同时非欧洲国家和民族在应对欧洲资本主义和商业扩张中,自身生产方式主动或被动地发生调整、甚至转型,结果是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也发生转变。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欧洲和非欧洲人民都是参与者,“这些被称为没有历史的人民,其实,他们的历史就是欧洲整个扩张史中的一部分。”[6](P.230)在论及奴隶贸易史时,沃尔夫特别提到对非洲奴隶的需求改变了整个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结构,产生了新的纳贡国家和专门的猎奴组织,他们不能理解为“在类别上互不相干的国家或没有历史的人民的‘部落。”[6](P.274)而之前,这些纳贡国家和组织还被学者认为是非洲固有的文化现象。这就抹杀非洲人的过去,也抹杀了欧洲与非洲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所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变迁。
三位人类学家分别作为解释人类学派、实践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贡献出三种不同的历史人类学,并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后来的研究。概括起来,格尔茨坚持将文化作为需要解释的文本,将这一文化概念运用到历史研究中,造成的结果是将一段历史做共时性处理,将历史事件作为文化文本进行微观阐释,解读人们所赋予的意义;萨林斯认为文化是一套意义结构图式并且按照历史的方式安排,历史是按文化方式安排,文化与历史相互界定,这是一种结构化的历史,历史似乎是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的转型,这种转型在历史事件中实现;如果格尔茨和萨林斯的研究中历史以文化为主要内容,那么沃尔夫则是将历史视为物质关系的发展过程,文化是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对文化的解释要放在政治和经济的脉络中,放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社会的联系之中。
参考文献:
[1][美]雅乐塔·宾尔沙克著.地方性知识、地方史:纪尔兹与超越纪尔兹,载新文化史[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2][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赵丙祥译.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美]马歇尔·萨林斯著,蓝达居等译.历史之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Roseberry, William. Anthropologies and histories:
essays in culture,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M].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
[6][美]埃里克·沃尔夫著,赵丙祥等译,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7][美]小威廉·H·休厄尔著,朱联碧,费滢译.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责任编辑:胡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