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广播与城乡协同发展的现状和方向
连新元
【摘要】对农广播严重弱化，致使农民群众沦为信息传播的弱势群体。本文从农村媒介生态现状出发，分析城市广播对农传播弱化的原因和对策，提出必须更新传播理念，真正用平等的视角对待农村受众，多方式满足农村受众需求，改变农村媒介生态失衡的局面，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市广播 对农广播 农村 农民 城乡发展
【中图分类号】G221 【文献标识码】 A
广播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对农广播发展起来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和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农村广播却走向了衰落甚至部分瘫痪。新时期，是否还有必要加强对农广播？作为以城市地域为主要覆盖范围的城市广播，对农传播又应该做什么？
一、对农广播弱化，农村媒介生态失衡
20世纪50年代，有线广播成为农村的主要媒介。1956年元旦，北京郊区第一个有线广播站——南苑区红星集体农庄广播站建成播音。到1959年，北京郊区的广播喇叭发展到14万多个，基本实现了县县有广播站，队队通广播。和北京一样，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村有线广播也得到大力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农村有线广播基本达到“村村通”。有线广播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方电台新闻，播送天气预报、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宣传法律法规，偶尔还播放一些戏曲节目，在资讯和娱乐匮乏的年代，这些节目深受农民欢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广播线路年久失修，以及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在农村的出现和逐渐普及，农村有线广播开始衰落。到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地区的有线广播彻底停止了运转。
同一时期，广播媒介在受到电视冲击后，开始走向专业化办台，将主要资源投向了城市，内容以城市文化为主导，以城市听众为主要传播对象，以报道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而针对农民的内容少之又少。从目前掌握的最新数据来看，我国地市级以上广播电台开办的对农广播频率约有40个，其中省级以上16个，仅占全国2400多套广播频率的1.7%。北京台下属10个系列广播频率，全天播音超过200小时，但是没有一个日播的对农节目，对农节目时间占总播出时间的比例不到1%。有研究者感叹：“媒体的资源配置如频率、版面、人力、物力等，以及工作的着力点、开掘点同国情之间存在着明显错位和倒置现象，绝大多数媒体都把主要对象和市场集中在城市，虽然整个国家远未实现城市化，但媒体却单独地率先城市化了。”③
广播对农节目萎缩，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考虑广告经营。虽然农村人口众多，但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远逊于城镇居民，广告经营会受影响。“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农民受众的信息需求，从而造成了公共信息平台的倾斜。”④ 二是信号覆盖原因。由于调频技术的普及，广播信号的发射范围逐渐缩小为有限的区域。在北京调频信号最佳的北京交通广播发射功率为10千瓦，基本覆盖北京六环以内区域，远郊区县收听困难。中波覆盖状况较好的北京新闻广播发射功率为50千瓦，但由于远郊区县地形复杂，山地较多，收听效果难以保证。三是懂“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廣播人才缺乏。广播从业者大多缺少农村生活经验，缺少对农民的真感情，缺少在农村采访艰苦程度的心理准备，因此做出来的节目和广大农民隔着一层，很难满足农民的需求。这直接导致广播在农村的影响逐渐降低，收听率逐年下降。有研究者对山西几个地市的农民媒介接触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广播在农村的使用频率已经降至所有媒介的最末位，电视、手机、网络、报纸和广播的接触率逐级下降，分别为95%、79%、42%、24%和7%。而接触的电视节目中，高达70%的农民首选电视剧。⑤在报纸和广播功能弱化的背景下，电视剧却在农村大行其道。不同类型的媒介有相对擅长的领域，过度倚重某一种媒介，将使媒介信息传播功能在农村被弱化。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广播快速传播信息、应对紧急事件的功能被削弱，最终导致农村媒介传播功能发挥失衡，农民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弱势群体。
二、真正把农民当作目标听众，缩小城乡信息服务差距
城市广播面临的对农传播难题的背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协同发展的问题。全国人口中60%以上是农民，按中国国土面积平均，大约每两平方千米就有一个乡村。因此，中国的城市发展必须面对如何处理城乡关系的命题，这是城市的责任，这需要城市管理者的远见卓识，也需要更多的制度保障。基于上述理念，城市广播的对农传播不仅仅是关注农村、报道农民的问题，而是城乡如何互动、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
（一）理念——推进城乡协调，促进城乡弥合
人们经常将城乡关系称为二元结构，这主要是由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社会学者孙立平认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现为：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城市与乡村的地域属性划分以及“户籍制度”壁垒形成了“农民”和“市民”两种不同社会身份的群体，伴随机会和福利的失衡配置，差距逐渐拉大。⑥因此，“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要破除城乡二元的制度根源。城市广播从业者需要从推进城乡协调、促进城乡结合的高度上看待“三农”问题，获得一定的政策把握能力和问题分析能力，为农村发展、农民致富做宣传，本质上也是为城市发展、城乡协进鼓与呼。
（二）意识——平等姿态对话，实现传受互动
长期以来，一些媒体站在城市人角度，以一种俯视的姿态面对农民。从报道内容上看，对农民的报道内容相对固定和集中，分别是欠薪问题、治安问题、生活问题等。⑦在叙述方式上，媒体采取了高度类型化的叙述方式，产生了高度类型化的公共形象，最频繁的形象是“受困形象”和“负面行为者形象”。⑧因为视角的局限，城市媒体对农民的报道在表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歧视和排斥。“在这种报道模式中，农民始终是报道对象，农民之外的群体才是受众，农民被排斥在受众群体之外。”⑨
通过传媒弥合城乡差距，让农民追赶上现代化的脚步，需要大众传媒通过报道开阔农民的视野，传播对农民有用的信息，以农民的话语方式说服他们接受新信息，将农民从报道对象转化为报道的接收者。而要以先进的文明去作用于农村，首先要放低传播者自身的姿态，使农村与城市平等互动，从而改变城乡信息流向不平衡（农民从作为被报道对象流出信息变为受众，接受流入的信息）和农村话语权缺失的问题。
（三）方式——形式多样活泼，满足多种需求
城市广播的对农节目，既要定位准确，也要贴近农民，还要形式新颖、活泼多样，在首先满足农民听众需求的基础上，兼顾城市听众，使节目成为城乡听众交流、沟通、达成共识的平台。
满足城乡听众信息需求。城市周边的农村，大多已经实现了农业产业化、都市化，不少农村还开办乡镇企业，所以对这些农民来说，需要更多的是信息，包括政策信息、农产品需求信息、就业信息、致富信息；还需要对拓展农业产业有启发性的观点和建议。而对不少市民来说，随着休闲时间的增加，也迫切需要获知一些有趣好玩的去处，甚至可以为有富余资金的市民提供投资渠道，实现资金和项目的对接。对农节目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平台，为城乡听众服务。
当然，农村听众的信息需求远不止这些。城市广播应抓住城市化这一社会大背景，抓住主要问题，应时应景地为农民提供服务。比如拆迁政策解读、征地补偿法规宣传、“新农合”保险指导、劳动权益保障、农村养老问题等，甚至还可以把广播节目塑造成一个空中大课堂，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为获得拆迁补偿款的农民普及理财知识……“显然，媒体不能仅满足于一般的沟通消息，而要成为改变农村落后观念意识的理性力量。信息的效益不是永恒的，观念的变革才具有长效性。”⑩
还可以设置话题，请城乡听众走进直播间，讨论热点问题，真正把广播节目办成城乡沟通、增进融合的平台。也可以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或者带市民品味农村风情，或者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让城乡听众变被动收听为主动参与，从而增加节目对听众的黏合度。
另外，虽然农村的乡土文化极为丰富，充满魅力，但是一些农村的传统文化活动由于缺少年轻人参与，正面临逐渐消失的境地。城市广播的对农节目可以办成一个农村文化的大舞台，领着城里听众到农村感受乡土风情，也可以协助农民成立相关文化团体，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
三、制定农村战略，对接城乡发展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和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农民获得了空前的生产自主权和生活自由度，作为农民了解村务的重要渠道，以及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应对农村突发事件的手段，农村广播有待重新焕发青春。目前，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力推“广播村村响”工程，通过广播辅助，政府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疫情等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大大增强，能够迅速动员各方力量展开施救，广播因此成为政府的特殊工具。
在北京，目前已经有门头沟、昌平、密云、延庆4个区县17个乡镇的300多个行政村完成了有线广播建设。而浙江省一些地市的农村广播战略启动得更早，实现了农村有线廣播“村村响”。建立和完善了“区广播电视中心——乡镇广播站——村广播室”的三级有线广播网络体系。?
广播在农村大有可为，城市电台与农村广播有广阔的合作空间，需要城市广播打破“城市”框框，把拓展农村市场作为发展的一环。以北京来说，政府主导的“村村响”工程，硬件到位了，音响和调音设备都安装好了，但软件并没有跟上。城市电台此时能否放下身段，与各区县、各乡镇合作开发节目？京郊农民生活逐渐富裕，各项产业也向都市型发展，农村听众其实也是值得挖掘的“含金量”很高的受众群体，通过城市广播市场化的运作，相信能收获双赢的局面。
当然，要改变农村媒介生态失衡的局面，政府和媒体要担起各自的责任。对媒体来说，对农传播是一个长期战略，短期内很难收到效益，所谓“投入高、周期长、回报低”?，政府要认识到媒介传播的平衡对于农村的重要性，并着力改变农村的传播现状，对媒体提供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从而吸引媒体将资源投入到农村，改善农村信息传播的被动局面。就广播媒体来说，应加强有线广播的网络维护，加强媒介素养的教育，提高农民平衡使用媒体的能力，特别是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
注释
①周然毅《广电“村村通”建设：历史、现状和未来》，《现代传播》，2006年第5期。
②史敏《现代化背景下的对农广播依然大有可为》，《中国广播》，2014年第11期。
③张振华《提升三个意识强化对农宣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4期。
④⑨⑩陈力丹 陈俊妮《论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当代传播》，2006年第3期。
⑤彭惠智《农民电视媒介的接触与使用的实证研究——以山西省晋中、运城、吕梁地区农村为调查对象》，人民网传媒频道，2012年12月6日。
⑥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
⑦雷涛《媒体农民工报道内容分析》，《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11期。
⑧李艳红《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
?周雪芬 刘钢《农村有线广播“村村响”工程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为例》，《中国广播》，2012年第8期。
?赖浩峰《农村传媒生态失衡研究——“江西省农民致富与传播状况”调查后的思考》，《当代传播》，2005年第1期。
（本文系“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首批资助项目“社会转型期城市广播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14000020044ZS01）
（作者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本文编辑：聂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