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都城体育活动的发展与传承
刘凌宇+赵亮
摘 要：唐朝长安和宋代开封是中国封建社会城市文明辉煌发展的典型代表，唐代体育表现出的开放与包容的发展态势是唐代开放世风和唐代多元文化交流的体现，而宋代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物质和精神消费，崇尚轻松愉悦的消闲生活。唐代都城体育活动上承大汉遗风，博学求索，创新而不墨守成规，其后的宋代都城体育活动秉承汉唐，突破而日趋繁盛，下启后世。唐宋都城体育活动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不仅见证了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辉煌，对研究现代城市体育文化的发展也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 键 词：体育史；都城体育；唐代；宋代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3-0021-05
盛唐时期的都城长安、东都洛阳以及其后北宋的开封，都城建设日趋完善，功能结构更趋合理，城市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财富高度集中，城市文化空前繁荣。唐都长安城规模宏大，开放而包容，是当时世界性的政治、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北宋都城开封做为宋朝国都达168年，是继唐代以后科技、文化、艺术发展的又一鼎盛时期，创造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宋文化。作为当时世界性的大都会，唐宋都城孕育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唐宋时期都城体育活动也在发展中蕴含变异和流动的生命旋律，激活了城市的体育文化空间。
1 唐宋都城文化与体育活动
1.1 唐代都城体育活动的特征
唐朝在公元7到8世纪达到顶峰，辽阔的疆域造就了唐朝大气包容的大国气概，长安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面积达到84 km2，人口达100多万，常居外国人也近10万，是当时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唐代世风开放，唐人在思想观念、习惯爱好、生活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特有的创新精神。长安城设计循周礼之制，严谨规整，突出皇权。皇城大明宫位于北部高坡，以皇城为中心设一百零八坊，里坊以官衙、庙宇、贵族宅邸、民居和商业等依次环绕。唐长安城有皇权文化、贵族阶层等上层文化，有汇集多元文化而融汇创新的文化，有些被上流文化所接受并披上了华丽的外衣。而有些为市民所接受和喜好成为市井民俗文化。
唐长安城丰富的体育物质文化表现出特有的开放性特征。其一，统治阶层对待体育活动开放与包容。唐代长安城体育活动的存在形式包括观念形态、组织形态和运动形态，而且都集中在长安城中，以多种体育文化形式发展和演变，几乎囊括了我们熟知的古代体育的所有领域。仅球类活动，就有马球、蹴鞠、步打球等是当时盛行的运动。马球是唐代帝王和贵族最热衷的运动，有奢华专业的马球场，还有普通军士和新科进士们一展马球技艺的月登阁马球赛。《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中唐太宗观看吐蕃人在长安街道打马球的场景，充分体现了帝王对待体育活动开放包容的心态。其二，不拘阶层身份广泛参与体育活动。蹴鞠是唐代最普及的运动，《剧谈录·潘将军失珠》中淋漓尽致地描写了长安城从军士到平民百姓对蹴鞠的热爱和高超的技艺。其三，妇女广泛地参与城市体育活动。妇女们从刺激、激烈的马球到驴鞠、步打球和蹴鞠的参与，体现了唐代社会对妇女参与最时尚流行运动的开放的气度。
长安城以其开明的政治环境为体育活动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唐代体育承先秦以来的体育活动，以开拓创新的体育精神，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满足了不同阶层的体育需求。酒席欢宴中的休闲体育、胡旋球、龙舟竞渡等众多的时尚体育流行于长安城，热衷于体育活动成为许多长安人的生活内容。
1.2 宋代都城体育活动的特征
公元10到12世纪的宋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转型期，其经济文化的成就对后世影响直至明清，陈寅恪[1]210曾指出“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与唐代开放、恢宏、包容相比，宋代的社会风气自由、精细而雅致。“瓦舍”是宋代城市娱乐文化、市民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典型代表。《东京梦华录》卷5《京瓦伎艺》载：“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2]。市民文化与体育活动的发展与传播，体现了宋代市民的文化追求和精神风貌，反映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秩序。
宋代都城体育活动表现出大众化和娱乐化的特性。第一，统治阶层成为促进都城体育活动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武林旧事》卷2《灯品》记载：“尝命制春雨堂五大间，左为汁京御楼，右为武林灯市，歌舞杂艺，纤悉曲尽，凡用千工。”[3]统治阶层的推波助澜使都城体育活动逐渐成为各阶层精神娱乐消费的重要内容。第二，新颖独特的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宋都开封河池纵横，为水上体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宋徽宗赵佶的诗句：“戏掷水球争远近，流星一点耀波光。”描绘独具特色的水球活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7《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记载：“有两画船，上立秋千，又一人上蹴秋千，谓之水秋千。”如此独特的水上体育游戏与都城开封发达的水系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第三，活跃的市民体育与商业文化和谐发展。北宋开封市民在活跃富足的商业化城市中，享有极大的休闲娱乐空间。《东京梦华录》卷6《驾幸宝津楼宴殿》记载：“之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描绘了市民击球的场景。第四，许多体育活动上升到了艺术的层次。宋代蹴鞠高超的技艺已超越了传统体育活动的范畴。司马光在《司马温公诗话》中记录了丁谓的蹴鞠诗：“鹰鹘胜双眼，龙蛇绕四肢，蹑来行数步，跷后立多时。”《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两位以表演著称的京城球星。商业娱乐场所“瓦舍勾栏”为各种文化和体育娱乐活动提供了表演的舞台。《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覆射、踢瓶弄碗、使棒作场。”[4]瓦舍的体育表演内容包含蹴鞠、踏球、武术技艺、武术器械等五花八门，技艺精湛绝伦，艺术性水平高超。
2 唐宋都城体育活动的开展
2.1 唐都城长安的体育活动
唐长安城的体育活动包含观念形态、组织形态和运动形态3个方面。观念形态主要是各领域学者在诗词、杂记中记述的体育、养生等方面的观点和思想。组织形态主要是唐长安皇宫“太常寺”、“教坊”设置的相扑朋等专门体育机构和打球供奉等专门人员。而运动形态则包括导引、行气等养生保健体育；射箭、武术等军事体育；登高、竞渡等游艺娱乐体育以及马球、蹴鞠等竞技娱乐体育活动。
长安城最具代表性的体育当属各种球类活动，包括马球、驴鞠、步打球、捶丸、蹴鞠、十五柱球、胡旋球等，长期参与者遍及长安城的每个角落。以马球为例，唐长安城对马球场地建设、器材改进、技艺创新等前所未有。唐代21位帝王，除了高宗李治、女皇武则天、睿宗李旦在新旧唐书中未见打马球的记载，其他帝王喜好马球几乎都有记载。《资治通鉴》卷290记载：“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5]《全唐文》记载“同州防御使供进乌马一匹，八岁，堪打球及猎……解击球者，每嘉其环回斗转，动可惬心。”[6]《资治通鉴》记载杨渥曾“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而居于长安的波斯、吐蕃等外国人大都只能在宽阔的大街上或者城外空地纵马击鞠。唐代的女诗人鱼玄机的《打球作》对步打球一语三关的描写，则描绘了长安普通居民体验挥仗击鞠乐趣的步打球运动。
蹴鞠可为长安城最普及的球类活动，至少有“打球”、“白打”、“趯鞠”、“单球门蹴鞠”等4种常见的蹴鞠方式。“打球”和“白打”是唐代妇女喜爱的蹴鞠方式，王建《宫词》有“寒食内人长白打”的诗句。“趯鞠”则是蹴鞠能力的比拼，《酉阳杂俎》记载：“张芬曾为韦皋将军，……常于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7]唐康骈《剧谈录·潘将军失珠》中的记述“胜业坊北街军中少年蹴鞠”的一个蹴鞠场面，可见蹴鞠在当时长安驻军中已广为流行。而其中一个细节提到街边脚穿木屐的少女也是一位民间的蹴鞠高手。
“尚武”的社会风气已融入到了唐人的血液之中，武则天长安二年设立武举，民间有了习武入仕荐升的机会，习武之风日盛。《册府元龟》卷650《贡举·应举》记载：“每年尝数百千人持挟弓矢出入皇城间。”[8]唐代文人也以尚武为荣，李白、杜甫等文化名人就善于舞剑，仗剑行侠成为人们尚武的追求。许多著名诗人如高适、曾岑、卢纶、王之涣、王昌龄、陈子昂、骆冰王都经历过铁马边塞的从军生涯。传唱与长安城街头巷尾、茶馆酒肆的边塞诗极大激发了民间习武报国的热情。唐代府兵制更助推了百姓练武强身的风气。长安坊间的木马竞射早已成为唐人自小的游戏方式，乃至妇女喜着戎装，尚武成风。
唐长安城广泛流行的体育娱乐活动多达20余种[9]。除了球类活动之外，丰富多彩的节令体育活动极大地丰富了长安民众的体育生活。龙舟竞渡和拔河尤为博大恢弘。《独异志》记载的10艘龙舟江中竞渡，龙舟之大观者甚众。《资治通鉴》卷29和《封氏见闻记》记载了中宗景龙四年梨园球场浩大的宫廷拔河比赛。
此外，角抵、秋千、郊游、踏青、登高、风筝、技巧、对弈等体育活动都深受长安各阶层的喜爱。众多唐代诗人也不吝笔墨把长安的体育活动传神的描写于自己的诗篇之中。有杜甫“十年蹴踘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王建“竞渡船头棹彩旗，两边溅水湿罗衣。”白居易“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岑参“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唐采“饰素纸以成鸟，象飞鸢之戾空。”王冷然“踢碎香风有玉燕。”杨师道“自解凌波不畏沉。”张说“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还有王起的《辕门射戟技赋》、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都是对长安城丰富多彩体育活动的生动描述。
唐代体育活动的发展超越了社会阶层和地域的限制。其发展空间从狭义的角度分析，长安城所代表的主流体育文化几乎囊括了唐代所有的体育活动内容，其开展方式和发展创新都发端于长安，那些来自域外的体育也经过长安城成为时尚体育，西域的胡璇球便是代表。从广义的角度分析，长安是唐代体育的缩影，从长安、洛阳到全国形成了一个由中心向外传扩散的空间，这就是唐代“出自城中传四方”的文化传播特点。
2.2 宋都城开封的体育活动
宋代商业、文化娱乐业步入快速发展期。《东京梦华录》卷2记载：“夜市至三更尽，五更开，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宋代的文化创新精神丝毫不亚于唐代，开封的体育活动在观念形态上较之唐代有了很大的提升，各种有关体育、养生等方面的思想、观念和论著大量出现，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都有大量的体育记载。在组织形态方面，随着城市娱乐和休闲文化的发展，宋代除了保留了“教坊”、“百伎”之外，出现了“圆社”、“蹴鞠社”等民间球会，其功能和形式可以成为现代足球俱乐部的鼻祖。在组织形态上一些“瓦舍”和“勾栏”就是商业娱乐化的体育组织。在运动形态方面，宋代开封对体育活动的创新赋予了体育更加丰富的内涵。
各种球类游戏依然是都城开封最具吸引力的体育活动，马球魅力不减，据《宋史·礼志》记载：“打球，本军中戏。”一种称为“小打”[10]，以表演和娱乐为目的的女子“驴鞠”走进了开封的市民体育之中。宋代风靡全国的蹴鞠最具代表性，帝王就十分热衷于蹴鞠游戏，上海博物馆的《宋太祖蹴鞠图》，以及水浒传中宋徽宗和高俅蹴鞠便可印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从宫廷府第到柳陌小巷随处可见的蹴鞠活动。开封的蹴鞠社集中了全国的蹴鞠高手，表演、比赛和宣传推广成为宋代娱乐文化大发展的产物。
宋代开封金明池的龙舟竞渡在比赛规模、参与人数、氛围营造等方面远超唐代。《东京梦华录》卷7《驾幸临水殿争标赐宴》记载，每逢金明池龙舟竞渡，首先是诸军百戏垫场，其中“水鬼”、“水傀儡”、“水秋千”竞相登场，声势浩大，三争彩标，令人震撼。
宋都开封的体育活动丝毫不输唐代，秋千、踏青、垂钓、围棋、象棋、水球、相扑不但为开封民众所喜爱，经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包装，更成为表演和取悦民众的体育娱乐方式。体育活动发展的社会基础不仅遍及社会各阶层，还有适应宋代娱乐文化需求而出现的体育游戏职业人群，也有热衷于在“瓦子”和“勾栏”欣赏各种体育表演的看客，以及街头巷尾观看精彩的体育比赛和技艺的民众，成为开封体育活动发展的推动力。
遍布于都城的瓦舍勾栏为体育娱乐和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据《东京梦华录》卷3《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记载了异常繁荣发展的瓦舍。开封市民在参与各种体育休闲和娱乐活动的同时，对体育娱乐活动的创造性思维不断出现，观赏性、商业性逐渐成为体育活动的流行元素，促进了体育休闲娱乐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宋代城市出现了一大批职业体育人群，供职于都城的各种体育组织“社”之中，并以此为生。还有一部分职业体育人称为“闲人”，他们供职于官宦或者大户人家，陪侍顾主参与体育活动和各种游玩娱乐。都城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延伸，为体育活动提供了更广泛交流和发展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