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风，这回好像真刹住了
冯伯群
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不仅缺乏食欲，反而心生反感，说来让人难以置信，但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
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档案局，无论是做档案业务指导工作，还是做报刊编辑工作，出差成了家常便饭。全国各地跑来跑去，怎么也没想到，吃饭竟成了令人发愁的大问题。一脚迈出北京，便成了“上边来人”。地方上高接远送，把你当成了贵宾。待客之道，首推吃喝，当地名贵的菜品，高档的酒水，伴随着主人殷勤的话语，你的饭量、酒量均由不得你自己做主而一再放大。饭菜还好说，这酒真是考验人的真枪实弹了。“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宁伤身体，不伤感情”“少夹菜，多喝酒，听老婆话，跟党走”“我先干为敬，看得起我，您也干了”。酒桌上的话，明知不能当真，但如果你自己定力不足，或者肚子里没有储备足够的酒桌语言，碍于情面，只好自己放倒自己。人家给你备下了好酒好菜，总不能让人家说你看不起人家吧。
出差如果一次只去一个单位，吃喝几顿也还能勉强应付。麻烦的是多数外出，不可能只去一个单位。即便是只去一个省，除了省局和几处下属的市、县档案局，大多还要去当地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部门走一走。特别是随局领导下去检查工作，一次转上一两个省、两三个省是家常便饭。我最多的一次跟着局长转了4个省，跑了一个多月。几乎是一两天就换一个地方，天天要喝酒，顿顿有人陪，车马劳顿不用说，胃先承受不住了。更不用说大吃大喝既浪费时间，又影响工作，有时该谈的事还没谈，人已经喝迷糊了。
有一年遇到一位可称酒仙级的局长，原地没动，17瓶啤酒就喝下去了，这还是前几天因为心脏病发作，刚刚出院的水平，据说最高纪录是43瓶。作陪的两位女将更是豪爽得吓人，大啤酒杯子，满满的一杯白酒，60多度的白酒，一仰脖儿，咕咚咕咚就先灌下去了，第二杯接着续上，等着和你干了。那天晚上是怎么回的宾馆，我是浑然不知。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12点了，来请我们下去吃饭的人已经在门厅等候多时了。
接待客人，搞那么多菜，喝那么多酒，完全没有必要。简简单单吃点儿当地特色的小吃不就很好吗？那年在西安，省局中午的宴请过后，我提出晚上不要他们安排了，局里有我一位同行和朋友，我们一起聚一聚。当晚我们去城里的一条小吃街，边走边吃，边吃边聊，舒服极了。
说起小吃，闹过一个笑话。一次去郑州，省局请吃饭。下面同志给局长报告吃饭的安排，我远远地听见好像说是要去百吃一條街。百吃一条街，肯定是各种小吃聚集的地方啦，想起那次在西北的一次经历，心下不由暗暗欢喜。等到了地方下车一看，有点儿不对头，满街豪华的饭店，阔气的门脸，根本不是吃小吃的那种小饭馆。“不是要去百吃一条街吗？怎么到这儿来啦？”我的话音刚落，局长和他的下属们一阵大笑：“哪有百吃一条街，是白吃一条街。”原来，这条街上都是高档饭店，来这儿吃喝的大多是公款消费，自己不花钱，所以老百姓给起了个名字——白吃一条街。
有新民谣曰：“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民间对公款大吃大喝的讽刺，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一次，在东北一个县里的小餐厅，县长正招呼着我们品尝当地的名吃：“手扯鸡，来来来！”门外却来了一声：“朱门酒肉臭！”主客双方一时尴尬，也只好装作没听见。
其实，请吃的与吃请的一样，也并非乐此不疲，动用公款大吃大喝对双方来说，除了一丝渐渐淡化的自责，也都感觉是一种负担。某地档案局的局长就对他手下分管接待的办公室副主任说过：“以后咱们这个接待工作也得改一改，别一来客人就把人家灌得晕晕乎乎的。”不搞宴请，如何待客，总不好让客人到机关食堂排队打饭吧。饭桌上，某市委一位秘书长说得很干脆：“吃自助餐嘛！”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节约开支，节省时间，又不脱离群众。但从来没见哪里真实行过。就是老百姓也见怪不怪，逐渐麻木了，“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尖锐的讽刺变成了无奈的调侃。
为了这口吃喝，上头发过红头文件，好像还不止一次，明确规定“四菜一汤”，还有过更细的要求，“接待不得上白酒”。但总是上边雷声大，下面雨点小。或者就是干打雷，不下雨。伴随着刚响过的雷声，直径几乎超过了洗脸盆的4个盘子里，雄踞着从澳洲乘飞机过来的龙虾、渤海香蕉般个头的大对虾、东海名贵的东星斑、南海的珍珠蟹。虽然此地距海边数千里地，餐桌上却推出了一场被主人戏称为“四小龙齐上阵”的精彩节目。而白酒被称作饮料，“对策”战胜了“政策”。
说起“对策”，我也当过一次“导演”。那年去青海，来到互助土族自治县，闲聊中得知当地有一种吃食“嘎面片”，意思与北京的片儿汤近似，同样有名的还有本地的土豆，说是又沙又面。我灵机一动，大胆建议，今晚用餐，告诉宾馆不要再弄什么宴席了，就做这两样东西最好。当时也倒不完全是出于廉政的考虑，来青海前，已经去过了宁夏、甘肃，下一站还要去新疆，一路走一路吃，真有点儿吃不消了。等一上桌，我就傻了眼，宾馆做的菜肴一样不少，额外一盆面片，一盆土豆，是县档案局的同志回家做了再端过来的，人家宾馆的餐厅根本就不做这两样东西。我自作聪明的建议，成了弄巧成拙的瞎指挥。宾馆那边一点儿没省，反倒给档案局的同志添了麻烦。这算是一个教训，今后出门儿再也不敢瞎出主意了。其实前些天在某地时，一位领导在餐桌上就说过：“下去了，给什么就吃什么吧。”他话里有话，我却没用心体会。
退休之前几年，调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去外地出差的任务少了许多。本想着吃喝这副担子该歇歇肩了，不料根本歇不成，区别是主与客掉了一个过儿，过去是出去吃别人，现在是在家请别人吃。来自全国各地的档案工作者，不管什么名目，凡来北京，我们这家档案馆几乎是必到之处。一个星期来好几拨儿，同一天同时接待两三拨儿也是常有的事。每到旅游旺季，国家档案局都下发通知加以劝阻，效果嘛，与“四菜一汤”的文件基本一致。
逢有饭局，多数得有一位馆领导出面。一般的客人安排在故宫西华门外的泽园饭店，有点儿头面的客人还得去上点儿档次的地方。王府井的四川饭店、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北海公园的仿膳、和平门的全聚德、隆福寺的娃哈哈……个别常去的地方，馆里善交际的司机跟他们都混得脸儿熟了。请客吃饭，中午不得休息，晚上不能按时回家，来的是生人，饭桌上又不好冷场，还得没话找话说，别提多难受了。但来了客人，怎么也得请顿饭吃，那些年整个社会就是这么一个风气，公款吃喝成了习惯，成了规矩。陪客，成了几位馆长的负担，其中我的负担似乎还要更重一点。一是年龄相对较轻，被认为比较抗折腾；二是在国家档案局那边工作时往外跑得勤，认识的人比较多，来馆里的客人有不少干脆不通过馆办公室，直接跟我打招呼，自己躲了不露面，说不过去。面对这种没有规矩的规矩，弄久了，我的心又有点儿活泛了，吃饭搞简单点儿不行吗？在青海那回，是自己出主意，结果是人家做了主，这回在自己家门口，该自己说了算了，于是本人做主的公款吃喝有了三次创新。
第一次，华北来了一位客人，多年的熟人。记得我在局里工作时，还请他去过有名的粤菜馆子新阿静，那时改革开放不久，粤菜饭店风头正劲。落座之后，客气加礼貌，我把菜谱递过去，他用手一指，我吃了一惊，心下暗暗叫苦，那是一道“龙虾三吃”。那顿饭3个人花了780多块，当时档案局办公大楼里工资级别最高的副部长级干部，一个月也到不了这个数。
有过这次龙虾垫底，我信心满满地领他去吃北京的特色风味，饭菜合一的卤煮火烧。不料大碗一端上来，看见里面的猪肠子、猪肺，他就说：“我不吃下水。”我顿时没了方寸，尴尬之中，不知他是否想起了几年前的大龙虾，自己找了个台阶，说可以吃里面的火烧和炸豆腐，这才算是勉强圆了场。
第二次，胶东来了一位局长，老乡也是老朋友了。我每次从他那里回京，临上飞机之前，他都要交代餐厅炸一兜子小鱼，北京叫舌头鱼，我们那边叫小沓板儿，给我带上。也是在档案局那边上班时，我不止一次接待过他，就是他手底下的人来，我还请他们去过晋阳饭庄吃香酥鸭。记得上次他来京时说过，常来常往的，别又是酒又是菜的弄这么大排场，吃点儿老北京炸酱面、炒饼就最舒服。这和我算是心灵相通了，加上我调来第一历史档案馆不久，公款请客还是有点儿顾忌。为了饭桌上活络一点儿，我叫了一位处长作陪，局长和他的一位同事，4个人去了一家小饭铺。这位处长堪称美食家，对老北京的吃食颇有研究。他介绍说，炒饼里的配菜不能用大白菜，必须是洋白菜才是正宗的做法。炒饼上来，恰如其说，虽是家常饭菜，也要有点儿说头儿，还真是有面儿。但这位局长看着炒饼却不动筷子，说是他不吃葱、蒜。这一下可把我说愣了，山东人不吃葱、蒜，还是山东人吗？我虽然不是山东出生，但父母、祖辈都是山东生人，我们家吃饭，除了早点，几乎每顿饭都少不了这两样，我出差到老家那边去，不论多高级的宴席，大都会有一盘葱段、一盘蒜瓣，配上一小碟黄酱。再说这炒饼，炝锅时不下葱花，起锅前不放蒜末，有这么做炒饼的吗？作陪的美食家也傻眼了，不知说什么好。服务员过来解围，说是本店还有饺子。什么馅儿？猪肉大葱，不行。猪肉白菜，肯定有葱花，也不行。韭菜鸡蛋，这下总算是可以了。
第三次，日本冲绳县公文书馆仲村洋子馆长来访。我陪她游长城、十三陵，中午在昌平六亭饭店用餐。下午回来的路上，她提出可不可以到农贸市场看看，去哪儿呢？最好比较顺路，也不能太脏太乱，坏了国家形象。她见我没有马上回答，改口说，如果不容许，就不去了。这说的什么话，中国现在是改革开放了，再说农贸市场也没什么可保密的。我跟司机一琢磨，想起来了，熊猫环岛附近有一处农贸市场，室内的大棚，也还干净整齐，就去那儿。市场里有卖心里美萝卜的，我买了两个，卖萝卜的小贩把萝卜切得像一朵花似的，仲村馆长和她的随员大湾女士很高兴，又问起烤白薯。这可不太好找，天色已晚，送她们回酒店了。第二天，烤白薯没找到，我带她们去了护国寺小吃店，既省钱，又有新鲜感，也算外事接待的一项创新。豌豆黄、芸豆卷、姜汁排叉、艾窝窝，几样小吃效果不错。就是豆汁儿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一股发酵后的酸臭味儿，她们连连摆手，接受不了。为了证明这东西不是坏了，我和司机把她俩的那两碗分着喝了。没几天这事传了开来，有同事拿我开心：“冯馆长，给日本人喝豆汁啦，不怕人家说你们中国的饭馆卖腐败变质的东西啊？国际影响很不好呀！”
三次创新，虽算不上彻底失败，但也绝对说不上成功。从此往后，我也没了心气，把西北的那位领导说的话改一改：“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吧。”
十八大召开，中央八条下达，我已经退休了，八条贯彻得如何，也没切身体会。直接的感受是离退休老同志春秋两季外出旅游时，中午在饭店的吃喝，改成了每人一袋面包、鸡蛋、矿泉水等。虽不如酒桌上吃喝热闹，倒也方便自在，且袋子里内容不少，水果、酸奶、火腿肠，吃不了带回家，与小孫孙、小孙女共享一把，也是天伦之乐。今年年初，又改了回去。说是馆领导虑及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还是安排饭店就餐，家常便饭，给大伙吃口热乎的。
进饭店之前的车上，老干部处的小陈处长，再次给大家交代，就餐不备酒，要求大家也不要自己买酒。不要串桌，不要大声聊天，安安静静自己吃自己的，不要让人一看，就是一个单位的人在公款吃喝。现在民间有热心人专门四处巡查，发现有公款吃喝的，拍了照片捅上去就麻烦了。
这真是有点儿新气象了。小陈刚调来老干部处不久，原来一直在办公室工作。我在馆里的时候，外边来人，安排参观、联系饭店、调配车辆、申领支票、确定陪餐人员，一应活计都是他们张罗。有时忙得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现在怎么样了？小陈告诉我，现在来人用不着安排吃饭了，连盒饭也不用准备了。来人也都知道，到了饭点儿，人家自己就走了。
这真让我一之以惊，一之以喜。惊的是这延续多年的公款吃喝风竟然真的刹住了，我发自内心地叫好。喜的是现在的馆长该好当多了，可惜我那时没赶上。
其实真正令人高兴的是党风的切实好转，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倡廉，真抓实干，确实干出了样子，抓出了成效。以前说起公款吃喝，不管是请吃的，还是吃请的，都觉得没办法治了。现在看来，过去还是没有真正下决心，只要真下决心，现在不是也办到了吗？
从整治公款吃喝这一件事上，让我们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了信心，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也有了信心。
中国有希望！
